因爲不管是東廠、西廠還是錦衣衛，他們三方都想得到皇帝的重用。于是，就會互相牽制互相監督。一旦遇到對方犯錯，他們就會抓住不放。
這也使得各方勢力不敢再爲所欲爲，隻能按照流程來辦事。這樣的結果就是，在查出一些案子的時候，他們則謹慎了許多。
崇祯皇帝不偏不倚，一旦發現廠衛冤枉了他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對于他們的處罰，也是極其嚴厲的。
這也使得百官們稍稍松懈了一些，不再人人自危每日被恐懼所籠罩。
之前，錦衣衛可以說橫行無忌。在京城，百官們都得繞着走。這也造就了一群害群之馬，他們仗着淩駕于律法之上，肆意妄爲。
如今不同了，不管是東西廠還是錦衣衛，都在嚴令部下不得生事。尤其是查案的時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雖然這辦案效率下降了，可是冤假錯案卻少了。
随着查抄官員的人數不斷激增，随之而來的國庫卻日益充盈了起來。今天查了這個貪官，追繳贓款十幾萬兩入了國庫。明天查抄那個污吏，追繳了他的贓款幾十萬兩入了内帑。
朝廷的國庫，終于不再像之前那樣老鼠見了都得哭着走了。而是，國庫的銀子愈發的增多。
當然，僅靠查抄貪官而獲得的錢财終究不能維持太久。而且，其副作用重大。也就是說，往往使得一個朝政部門處于癱瘓的邊緣。
所以要彌補，盡快的彌補這些查抄官員之後的空缺。最好的辦法就是，廣羅人才。
生逢亂世，讀書人少，能做官的讀書人更少。爲此，崇祯皇帝下旨，鼓勵教育。
在各地大興學堂，使得平民子弟盡量都有入仕的資格。讀書可以明智，讀書可以有做官的前途。
而朱慈烺則找到崇祯，要求修撰學堂的課本。這多多少少，還是大出崇祯皇帝的意料之外。
“父皇，兒臣以爲：大量刊印書籍，創立八股取士。這些，都是錯誤的。”
崇祯皇帝大吃一驚，兒子當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出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落下十個部分組成。破題，開首用二句設破題意。承題，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題的意義加以說明。
起講，用數句或十數作爲議論的開始，隻寫題大意，宜虛不宜實。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爲起講後入手之處。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中心。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須有兩股排比對偶的語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
爲朱慈烺居然敢說八股取士是錯誤的，不過崇祯已經逐漸改變了對朱慈烺的看法。之前面對朱慈烺的離經叛道，崇祯總是震怒，然後嚴詞拒絕。
然後他每次都發現朱慈烺竟然都是對的，所以當朱慈烺說出這番話的時候，崇祯并沒有動怒：“什麽，那你說該當如何？”
朱慈烺想了想：“解放天性，使得幼童依自己的興趣而學。不再單純的讀書入仕，重點推廣珠算、農書、發明、理論知識，這些在我們生活中方方面面都用的上的東西，兒臣首推陽明學說。”
王守仁是我國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是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精通三種主流學說。
王守仁的哲學思想“陽明學”，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他的學術思想流傳甚廣，遠至日韓等國及東南亞地區。
在兒童教育方面，王守仁也提出了一系列先進的觀點，至今對當代的兒童教育起着不小的指導作用。
他批判當時的兒童教育束縛天性，脫離實際的弊端。認爲兒童教育應當順應兒童自身的發展趨勢，而不是一味地灌輸高深的學識。
同時注重德育思想的教育，通過學習禮儀詩歌等，讓他們“緻良知，明人倫”從而使他們向善。
兒童教育應該以“明人倫”爲目标，以“緻良知”爲導向，順應孩子的天性，因材施教，全面發展。
王守仁認爲兒童教育的目标不是高深的學識，而是通過“緻良知”來讓孩子“明人倫”，從而教導孩子向善，擁有一個良好的品格才是兒童教育的重點。
他在《教約》中首先提出了思想品德課的設立，在每日清晨兒童神志最清醒的時候，讓孩子學習禮儀規範。
課程的主要内容是老師挨個詢問兒童前一天所做的各種事，所說的各種話是否符合禮儀規範。
兒童如實回答，有的話就教他如何改正，沒有的話就加以勉勵。老師根據每個兒童的情況不同，加以誘導，培養他的德行。王守仁通過“知行合一”的方式讓孩子知道禮義廉恥在日常行爲的表現。這同時也是他的陽明心學在教育領域的延伸。
還有就是，确定教育方向不偏科。兒童的心智發展程度循序漸進，量力而爲。不能一股腦的向兒童灌輸高深的道理。教育方式因材施教，考慮到每個兒童之間的個體發展差異。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天文算學、發明創造、科技知識的灌輸等等，這些都必須重視起來。
崇祯皇帝的眉頭擰成了一朵麻花，他緊皺着眉頭問道：“科技，何謂科技？”
跟一個古人聊科學技術，這難度可想而知。可是不說清楚，崇祯皇帝是不會打算支持朱慈烺的想法的。
于是，朱慈烺隻好耐着性子說道：“父皇，兒臣從來都不是天資聰穎，從來都不是如有神助。因爲兒臣學過科技，所以能改進火器，所以能改進大炮改進火藥。”
崇祯一愣，對于火器威力的改進他是知道的。這東西，開山裂石威不可當。
當下，崇祯皇帝的臉上掠過了一絲驚喜：“哦原來如此，這個科技，當真如此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