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記造冊的人口是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人，繳納賦稅的僅有五萬零六人。
之前是絕不會出現這種問題的，自朱慈烺平寇之後，朝廷開始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開始安置這些流民。
如何安置，說白了就是打破之前大地主侵占的土地，進行重新洗牌。
從某一種角度來說，流寇的肆虐未必是壞事。它可以使得大地主們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
若是沒有李自成等人的作亂，朝廷想改革。既然動了那些大地主們的利益，他們肯定決不罷休。爲什麽曆史上的數次變法改革，到最後都大多以失敗而告終。
就是因爲改革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凡是改革派最後的下場都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爲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獎勵耕戰，實行軍功爵制”爲平民進入上層打通了通道，使秦國欣欣向榮，日益強大。但卻打破了延續幾百年的貴族的世襲制，因此得罪了貴族勢力。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期間，獨攬軍政大權，使秦國内部權力鬥争激化。
因此，在秦孝公死後，公子虔等貴族勢力便羅織罪名，誣其謀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騙擒公子卬，拒絕他入境。
商鞅回秦後被迫潛回封邑商於，發動邑兵攻打鄭縣。秦惠文君派兵征伐，結果商鞅在彤地失敗戰死。其屍身被帶回鹹陽，處以車裂後示衆。秦惠文君同時下令誅滅商鞅全家。
商鞅就是個最好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王安石變法，是發生在宋神宗時期的改革，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政治改革運動。
再就是大明的張居正改革，張居正作爲明朝少有的幾個權相之一，對于明朝的統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解決了明朝國庫不足的問題，使得衰弱的明朝有一次煥發了活力。
可是，曆史上這些變法都是褒貶不一。比如說商鞅變法，執行嚴酷。商鞅嚴格執法、濫用酷刑的行爲招緻普遍的怨恨，《舊唐書》甚至将商鞅稱爲酷吏。
而王安石變法更是遭人诟病，王安石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于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等等。
至于張居正，一條鞭法雖然有利于增加稅收，但是也使得當時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的甚至不得不賣地、賣兒女才能籌夠稅收的銀子。張居正改革最大的失敗，就是沒能解決藩王和土地兼并的問題。
别說是這些曆史上的變法人物，就算是朱慈烺自己，想要解決藩王和土地兼并的問題，他也難以做到。
如果沒有流寇作亂，朱慈烺想改革大明王朝的弊政，不是說不可能。至少短時間不行，很可能會最終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這種緩慢的過程，最終才能使得改革成功。
問題是有了流寇作亂，李自成和張獻忠在中原大地四處燒殺搶掠。他們搶劫大戶，靠着吃大戶壯大自己。
這就無形中，重新洗牌了貧富階層。這樣，就給朝廷的改革帶來了便利。隻要官兵能夠打敗流寇，接下來的改革任務就簡單的多了。
即便是改革觸動了那些大地主的利益，總比被流寇打過來将這些大地主們殺光要強。
所以說，即便是崇祯改革，實行安置流民，均分土地的政策。更是嚴禁大地主兼并土地，嚴格限制了土地兼并政策。使得土地國有化，百姓們隻有種植經營權而沒有買賣權。
這樣最大限度的防止了土地的兼并政策，雖然那些大地主們依舊抵觸。可是，總比亂成一鍋粥後被流寇挨個殺了強。
至少在安置流民，均分土地這方面的政策上，地方官府不敢作弊。這也是爲什麽，雄縣會出現登記在冊的人口達到了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人，繳納賦稅的僅有五萬零六人的原因了。
一個有着二十多萬人口的大縣，竟然有十八萬多人是不需要繳納賦稅的。這其中，不能說明問題麽。
到最後的結果就是，窮人愈窮，富人愈富。單拿一個雄縣來舉例，這五萬繳納賦稅的百姓，要承擔着全縣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人的賦稅總和。
這不等于是，活活的逼死他們麽。即便是他們再怎麽勤勞能幹，再怎麽樸實敦厚，一年辛苦下來還得倒欠着賦稅。一旦遇到災年，他們這些貧苦百姓的日子更加的難過。
到最後的結果就是，官逼民反，曆史再次的重演。剩下的十八萬多人都不繳納賦稅，他們就富足了麽？
并不會，真正富足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庇佑在大戶人家名下，逃避稅收的百姓們依舊逃脫不了被大地主盤剝的命運。
真正受益的，永遠都是那些特權階層，是那些皇親貴胄，是那些達官顯貴是那些大地主階層。
所以朱慈烺要帶着老爹崇祯皇帝去看看，去雄縣看看，那裏的百姓到底是怎樣的一幅光景。
實際上不必到達雄縣，在雄縣縣城之外就能看到。那些勤勞樸實的百姓，流淌着汗水，在田間地頭辛勤的勞作着。
縣裏來的衙役，手持長鞭耀武揚威，在征收賦稅。
他們就像是一群強盜，沖進了那些原本就破敗的百姓家裏。搶走他們家裏唯一值錢的東西，大到一頭耕牛，小到一隻雞一隻鵝。
百姓們哭爹喊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這些衙役們就像是土匪一般，将百姓們暴打一頓，然後揚長而去。
這一切，崇祯皇帝都看在眼裏，他登時怒不可遏：“駱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