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京城要員下放，巡視地方的時候就會大講排場。而驿站不止是送信那麽簡單，有時候還得負責接待工作。
負責接待，吃拿卡要自不在話下。而這些開支都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朝廷也想過，讓地方官府自籌。可這地方和地方又不一樣，有的州縣富庶，有的州縣貧窮。
讓富庶的州縣自費驿站的運行還好說一點，讓貧窮的州縣去負責運行驿站，那地方州縣就不樂意了。
還有就是，有的位于交通要道的驿站，每年養驿站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更有的，有的驿站位于兩縣交界處。這個不想管那個也不想管，最後就成了個燙手的山芋。
而由朝廷掌管驿站，對于國庫來說更是一筆巨大開支。連年的征戰，加上天災人禍。國家實在無力承擔，沒辦法崇祯就開始想辦法裁撤驿站。
裁撤驿站的最直接後果就是，使的大量驿卒失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自成了。結果，就因爲崇祯裁撤的驿站，使得李自成縱橫中原，給大明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巨大傷害。
驿站制度改革，壓垮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崇祯爲了節省區區幾十萬兩白銀，卻丢了天下的事情淪爲笑柄。
但曆史的進程從來都不是那麽簡單的。因爲崇祯其實并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明朝至少兩次裁撤過驿站系統，之前的嘉靖皇帝和萬曆都曾經幹過。可人家都裁出了餘糧，而隻有崇祯裁出了個李自成。
驿站，相當于大明的高速公路。在明朝，真正的驿站其實是一種豪華官方招待所。除了我們通常都知道的郵政和軍事情報傳遞用途外，也承擔着很多其他職能。按照當時的規定，大部分驿站都擁有二進甚至三進的院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朝廷經常有爲官員們服務的驿站，其居住條件不會比當地地方官的住所差。
一座明朝驿，站至少擁有大門、鼓樓、中門、前後廳、左右廂房、廚房、庫房、馬房、驿丞宅等設施。大部分标準的驿站，有10間供官員居住的上房，20間供來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廂房。可同時接待幾十名賓客入住。
同時，這些驿站還設有自己的驿丞宅和辦公室。當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廚房和馬廄，還必須配齊馬夫、驢夫、步夫、館夫、庫夫、鬥級、房夫、廚夫等管理和服務人員。驿站内必須有供他們居住的大通鋪房，甚至還有爲備用的倉庫和臨時監獄供各類官員使用。
所以，明朝時候的驿站，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務區一樣，遍布在全國的交通路線上。爲全國的“體制内人員”提供免費服務！其服務項目則比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還更爲全面一些。
官員們住驿站不但不花錢，還能反過來從驿站裏拿錢。在當時，有不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時都要以各種名義索要銀子。畢竟，驿站并不能覆蓋所有區域，而辦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卻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給，那麽驿卒甚至驿丞挨打，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這些星羅密布的驿站，不僅不是用市場化方式運營的，也不是靠國家撥款養活的。每個驿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間攤派，用當地人的額外貢賦來養活。
也就是說，驿站的日常運營維持都在基層官吏和基層百姓之間進行。既沒有上下級官府的監督，沒有約定俗成的市場規範。所以實際要向百姓們收多收少，就是驿站官吏說了算。
其實，崇祯皇帝裁撤驿站也實屬無奈之舉。明朝驿站的馬匹在150年内食量增漲了5倍以上。
就從每個驿站都要配備的馬匹來說。驿站的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糧食。早在朱元璋時期，驿站的每匹馬每年就需要當地供應80石糧食。然而，到了150年後的明朝中期，陝西華州的一匹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糧食！而陝西當時的一頃耕地，隻能出産7石糧食。所以，每養一匹驿馬就需要十多戶農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鑒于明朝人拙劣的育種技術，不可能将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樣的體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150年内翻5倍還多。這些多收的糧食，其實是被來往于驿站的“體制内人員”和驿站工作人員吃掉了。
大明王朝的續命者張居正，曾有效遏制驿站的不良發展，張居正并沒有規定裁減經費的硬性指标,而是抓住了“官員特權”這一要害下手。還把改革驿政，直接納入到各地省級一把手的考核内容。
最後，張居正成功的把全國驿政花費縮減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節省了近百萬兩白銀，爲民衆減少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可謂是官員特權受損，而國家财政和民衆得益。
崇祯皇帝也開始驿政改革，可是崇祯急功近利的他可沒有張居正等人的耐心，隻希望以一攬子的大刀闊斧，立竿見影的解決問題。所以他的手段與張居正有兩大區别：
張居正的驿政改革，着眼點是減輕民衆的負擔，節省了上百萬兩銀子卻隻是附帶的好處。
而崇祯身爲天子，卻隻是盯着這驿政改革所得的幾十萬兩白銀下手。所以，他默許了官吏們對民間的攤派，不過要求官吏們把這筆資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軍費。
這就是崇祯皇帝性格最大的缺陷，急功近利，什麽事情恨不得一下子成功。嘉靖和張居正裁撤驿站都是緩緩進行的，就是爲了避免出現問題。耗費數年，才把驿站裁撤完成。
偏偏崇祯就想一下子搞定，一下子裁掉了全國百分之六十的驿站。結果，數月之後的陝西銀川驿站一個叫李自成的家夥失了業。後來，成了禍害大明的罪魁禍首。
成都府的驿站在城外，旺财走了半日，才到了驿站找到了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