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直隸、浙江、江西爲代表的地區和省份，向來是以宗族勢力作爲地方穩定的依托。在這裏的各州縣治下、在中央政權與百姓和宗族這三者之間，宗族最大。這也是千年以來我們這個國家的特色之一，宗法社會，家族的興衰一般情況是高于國家的利益的。皇帝以仁孝治國，分封宗室治理地方。
地方上的家法大于國法，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這樣寫照。當然，被引用的這句話裏的一家指的是君主之家，并非平民百姓的小家。然而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此謂絜矩之道。上老老而民興孝，帝王每天在做的事情，很多儒家士人、學子們甚至平民百姓也都在做。
帝王的修身與普通士人的修身之道是一樣的。這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曰‘仁’，此後便是緻知在格物了。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格、緻、誠、正、修、齊、治、平。才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興邦立命的核心法則。
可是如果帝王沒有堅持這樣的法則，則會首先失去全天下知識分子的支持。而如果失去這些人的支持，在讀書種子不出三江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大明的中央政權在南直隸、浙江、江西三地失去民意基礎就會是一種必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廣西等等地方都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過三江地區發生這樣的起義卻很少，可是一旦發生了，卻極有可能要将整個王朝颠覆。
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農民起義真正成功建立政權的，大概就隻有劉邦和朱元璋吧，然而這二位不但是鄰居，更是都出自三江地區，兩個人所出生的淮右距離徐州都很近，應該可以說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區。而三江地區在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裏，社會秩序都被世家門閥一直牢牢的控制着，無論皇帝姓什麽，是不是漢家血統，都不是問題。
廣西的金田起義，太平軍爲什麽到了南京就玩不轉了？除了楊秀清在權利鬥争中失敗身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到了南京以後，已經不能再代表這裏地方上的主流民意了。
國祚長遠與否，靠得就是‘民意’。在國家層面以及地方層面随時都能夠站在主流民意一邊，就是先進的政體。這也是筆者所認爲的‘與時俱進’的含義。國朝太祖時期，絕大多數人都是赤貧，所以誰能代表無産者的利益，誰就是合法政權。太宗鄧公的改革，可謂是中華崛起的一次華章。如果有人想給鄧公一個谥号的話，我認爲會是最高的——‘文’，此谥号有經天緯地、道德博厚之意。鄧公是偉大的，如果說太祖讓我們從新找回了勇武，那麽鄧公則讓我們擁有了内涵。
漢武、唐宗，可謂外王，足以令華夏苗裔爲之稱道。然而漢文帝與宋仁宗這樣的帝王，才是最最符合内聖仁王這一中華政治精神的最高典範。莊子曰：“是故内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雖然這句話是出自道家的莊子，然而在夫子以前的中國哲學體系裏，儒家和道家是一體的。夫子之道，說的就是道，儒與道都是道。隻是被後人細分爲儒和道，至今儒釋道已經再次有合爲一體的趨勢了，這就是在回歸本源，是華夏基因中最最偉大的特質和力量。我們可以相信中華文明的華章很快又将出現了。
我們才是這個星球上最最文明的種族，我們的五十六個民族也都是炎黃子孫。我們文明的力量與進取，大多來自于自己民族本身的進化與整合，而不是靠着當海盜，或者是屠殺、搶劫和販賣有色人種。更是從來沒有過什麽殖民地，但是我們的優秀文明，可以甩掉了那個所謂的日不落帝國幾千年、幾萬海裏。
朝鮮、日本、越南，千年來都是我們的臣屬。朝鮮擁有殷商的血統，當初箕子在商周之交帶領着景如松、南宮修、魯啓、琴應等人渡海去那裏創立了箕子王朝。交趾郡也就是越南，漢朝時就是我們的一個郡。他們後來因爲我們出現了内亂，無暇南顧，所以能夠自立，又繼而成爲我們的藩國，可是隻要他們聲明了尊重我們中華的正朔和道統，我們從來沒有因爲他們弱小，就揮舞着大棒跑去吞并他們，每次與他們的作戰都是在聲讨不臣以及他們内部出現了弑君叛亂。
道德博厚讓我們成爲這個世界的最古老文明中唯一的存在，讓我們屹立千年不倒。隻要我們能夠繼往開來，世界終歸還是我們的。
說了這麽多，還是要回到三江的治理方式上。朱四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南直隸與浙江地區不推行土地重新分配的新政。那裏的無地農民在州縣登記入冊，年收入低于一定數額的無地農民，會在其他省份得到分配給他們的土地。這樣有很多好處，首先是穩定了兩省的地主豪紳勢力；其次又能在其他省份解決兩省低收入群衆的土地問題；其三又可以保留住大部分的無地農民或勞工繼續在原崗位工作，這也是爲了穩定人心和生産；其四是可以對日後南直隸、浙江兩省培養工商業制造的發展溫床。畢竟要是大明人人都有土地了那麽将來也就沒人再去搞工商業了，到時候會出現資本家有資金，卻雇用不到勞動力；有地農民能依靠土地生存，因而不願意去出賣勞動力的情況。那樣一來對國家的經濟建設的壞處是多于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