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繞不開的人（求月票！）
“在李子誠身邊的人是一個“幫派”,如同俄亥俄共和黨的組織以及相同情況形成的幫派。這些人個性強，鋒芒畢露，但又頗能忍辱負重。這些人是李子誠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麽說，他們是一批吃苦耐勞的人……與表面上看起來極爲西方化的、實際上骨子裏卻是傳統中國的李子誠相比，财政部總長陳瀾生是一位血緣上具有中國人的氣質而又“親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頭腦”的人。”
1919年7月日《紐約時報》《李子誠身邊的人》
在四九城中，衆所周知，與總統府所屬五部總長均爲大總統信得過的人不同，國務院卻是“能人内閣”，不偏一黨、不偏親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爲其中代表的卻就是财政部總長的職務，在國務院所屬五部之中，财政部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部門，财政是萬政之本，萬政之源，可以說，财政部是國務院平穩府院雙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國務院應該委任一位“親信心腹”作财政部總長，可讓人始料未及的卻是——陳瀾生這個非國社黨人，甚至都談不上鐵杆連雲系的前國民黨人出任這一職務。
不過對于在萬衆矚目的情況下宣誓就任财政部總長的陳瀾生來說，從他剛一出任财政部總長的那天起，就面臨着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國元年二月，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诒被交通銀行股東會推爲總經理。不久交通銀行獲得發行貨币和代理國庫的特權，與中國銀行一起成爲國家銀行。交通銀行開始恢複元氣，并且在東南亞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承擔民國臨時政府對外的彙兌業務，交通銀行頓時成爲中華民國最值得信賴的銀行。
在權高位重的梁士诒原幫助下，交通銀行的各項業務發展均超過傳統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而更爲重要的是，梁士诒爲交行謀求了中央銀行的特權——貨币發行權、國庫代理權，而中行雖然在大清銀行的基礎上被改組爲中國銀行，并爲中央銀行，但官股占絕大比重，正副總裁由财政部任派，高層随政局變化而頻繁更換，再加上梁士诒的打擊，直接導緻其業務發展遜于交行。
而更爲緻命的的是，在民國4年6月，就在李子誠宣誓就職的當天，袁世凱簽署大總統申令，把交通銀行正式定位爲具有中央銀行性質的國家銀行，中國、交通兩行正式相提并稱，二元中央銀行的格局随之形成。對此，國内外的觀察家們都看出，這是總統府給國務院的第一枝暗箭，作爲中央銀行的中行在人事、财權上受财政部控制，成爲财政的附庸，同樣無獨立性可言。這也就意味着中央銀行将爲财政部所制，爲國務院所有，對于拱手交出财政大權的總統府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爲了鉗制國務院，同樣也爲了具備一定的财政基礎，以交通銀行爲中行，形成兩元央行卻成爲總統府掌握部分财權的解決之道。
而陳瀾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就任财政部總長，作爲中國銀行的前身，大清銀行的創始人之一，從上任伊始，陳瀾生即開始着手對中國銀行進行改組，此時的中國銀行是個官商合辦的銀行，經常充當政府的賬房，因此中行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而陳瀾生對中國銀行的改組的第一步，就是增資改組，以令中行擺脫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謀求自主經營，同時這也是連雲系掌握中央銀行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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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掌握中國财政卻遠沒有連雲系最初設想的那麽簡單，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地方上往往選擇交通銀行代理稅款彙辦業務，而擁有國庫屬理權的交通銀行則直接屬理稅款，在過去的兩個月，财政部需要用錢，竟然需經梁士诒許可後方可獲得相應款項。
無能總長！
對于陳瀾生來說，他絕不甘于被外界扣上這麽一個帽子，除去一方面配合中國銀行新任總裁——淮海實業儲蓄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張嘉璈，在全國各省同交通銀行競争業務之外，他卻把視線投向了另一個地方。
“總理，若是想解決國務院的财政危局，就隻能在海關總稅務司上動刀，不在海關總稅務司上動刀，那您就必須要做好一年内無法掌握财政部的打算！”
面對着總理，說話時帶着一語濃濃的廣東口音的陳瀾生這會神色顯得有些尴尬，總理任命他爲财政部總長，是對他的信任，而他也曾在心下暗暗發誓絕不會讓總理失望，可最終，梁士诒卻輕而易舉的讓他見識到了什麽是“梁大财神的手段”，若非如此，他也不會出此下着。
“海關總稅務司！”
心下沉吟着，李子誠看一眼陳瀾生，在内心深處，對于财政部在過去兩個月的工作，多少有一些不滿，當初自己之所以選擇由陳瀾生出任财政部總長一職，除去因爲他是一個理财專家外，還有就是其易于控制，同時還能在國内起到了千金買骨的作用，可以說，正是因爲陳瀾生這個“連雲系”之外的外人出任财政部總長，才使得現在的國務院能夠聚集國内各方英才，在陳瀾生的身上，人們看到的是——公平！
可對于他的工作……心下搖着頭，李子誠難免會有些失望，中行需要增資，自己立即同意淮海商業儲蓄銀行參股一千萬，可直到現在，還是沒能解決兩元央行的問題，甚至就連同輔币發行，都需要自己出面去同梁士诒協商，而這會……他卻是想啃海關總稅務司這塊硬骨頭，不急，先聽他說。
“說說你的想法！”
端起茶杯，李子誠便伸手示意陳瀾生繼續解釋下去。
“發亂時期，發匪占領南京後，清政府無園控制上海海關，次年英、法美三國領事聯合蘇松太道，決定由三國各派一稅務司一個“協助”清政府征集關稅，很快這個委員會的職權擴充到了海關、航運甚至郵政管理方面的，後來李泰國被兩江總督任命爲總稅務司，成爲了中國海關的最高領導，幾年後，這個職位還得到了滿清中央政府的确認，可以說，由此開始，中國海關便徹底爲外人所掌！”
陳瀾生一邊在心下整理着思路，一邊緩聲道出海關總稅務司的曆史。
“從首任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開始，經赫德、裴式楷、安格聯，至今一共四任總稅務司，而四任總稅務司中，唯有赫德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稱職的總稅務司！”
聽到赫德的名字，李子誠的腦海中卻浮現出曆史教科書中的那位“英國侵華代表”的形象，毫無疑問，在李子誠的心目中，赫德的形象是負面的，按照後世的說法說是“赫德，1859年出任中國廣州海關副稅務司，186年繼英國人李泰國爲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他改組海關，确立了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的制度，他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46年，是英國侵華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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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德出任海關總稅務司之後，其把海關作爲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近代中國海關體制的建立，幾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僅就海關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采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選拔上，他一改任人惟親的中國式傳統，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對于海關職員，他進行了專業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職。同時實行考核制度，獎懲有據。爲防止腐敗和提高職員工作積極性，他采取了高薪養廉，實行養老儲金的制度。是爲中國首創。赫德的若幹革新措施，具有很久遠的超前性和現代性。比如，他規定公務員不得經商，實行輪換和回避制度，給予職員申訴權等等。但赫德從不甘心其角色僅限于海關事務。他很關心中國的外交事務，并且促成了當時中國第一批外交使節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時，陳瀾生的神情中多少總帶着一些欽佩之意，而他的話卻讓李子誠微微驚訝，驚訝于國人對這個“控制”了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的英國人的态度之奇怪，這完全是善意的态度，根本就不見一絲偏見。
“而更爲難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國那裏，認準了自己的身份——客卿，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稱其爲“顧問”，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點是職位對他的限定。而在那幾十年間忠于職守的赫德在與洋務領袖們的交往中，同樣領教了中國改革派的立場，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損害中國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關基本原則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語，以中國的利益爲重是必須遵守的正确原則。同時，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盡量在其可能的範圍内對内主張改革，對外多次表達對中國立場的支持。”
赫德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而此時陳瀾生的話卻完全颠覆了李子誠對赫德這個“殖民主義者、侵華代表”的印象。
“那時中國需要改革，赫德先後向清政府提出10個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門權限内進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國需要抗敵，赫德也曾鼓舞中國抗敵。中法戰争期間，他對于法國的侵略表示強烈憤慨。他寫信給金登幹，批評法國人的行爲是“一連串惡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殺”！他希望“老天将給他們報應”，并義正嚴詞地說，“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戰争期間，赫德是一個主戰派，他曾對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說：“如果你們有把握能一緻決心戰鬥到底，我勸你們打，因爲正義是在你們這邊，而法國勞師遠征是必會疲憊的。”
中國需要保持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主張。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侵華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關系的重要性。他勸說列強在賠款問題上“接受中國所願承擔的賠償”、“維護中國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維護其領土完整”，并在中英談判中主張等中國整頓和完善了法律體系後“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國方才作出這一決定。”
沉默，這會陳瀾生的解釋讓李子誠整個人一時間盡然無言以對，按照他的說法，赫德這個人，着實與曆史書上的赫德不同，可以說完全就是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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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大清政府對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個工作狂，每天工作18個小時；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從他出任海關總稅務司司長，中國海關工作效率增加，稅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後在廈門設閩海關，甯波設浙海關，廣州設粵海關，上海設江海關，與其說清政府擁有海關的獨立自主權，毋庸說，各地海關擁有獨立自主的損公肥私權。嘉慶四年，戶部規定的稅額爲粵海關85.5萬兩，閩海關11.萬兩，浙海關.9萬兩，江海關4.萬兩。這一數額是依據各海關官員的申報而制定，大略相當于征課總額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錯了。赫德上任後，中國海關收入186年爲75萬兩，1866年780萬兩，1887年054199兩，而到了1899年則達666160兩，京師同文館的經費，洋務派創辦軍工廠的投資，官派赴美留學生和駐外使館的費用，大部來自海關稅收。阿諾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駐華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遊記》中評價赫德：“中國政府制度中充滿了腐敗、欺瞞和敲詐，但令人又驚又喜的是，居然與之并存的還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務的機制，這就是赫德爵士領導下的帝國海關。”——赫德掌握着滿清年收入的1/，手下雇員5500名，卻能在貪污成風的大清、在貪污起來最方便的海關建立一個清廉奇迹！以至于後來，很多滿清官員後來幹脆稱赫德爲“咱們的赫德”！”
待陳瀾生的聲音落下，李子誠卻是笑了笑了。
“照這麽說，咱們的赫德，到也算是個盡職的“顧問”。”
顧問也有盡職的，說到外籍“顧問”、“客卿”，中國和日本對待兩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日本的曆史上，日本人對那些“顧問”、“客卿”是大書特書，少數人是負面的，多數是正面的，其中不少人還是明治維新的功臣，甚至後來還加入日本國籍，成爲日本貴族，而在中國，無一例個的，但凡是49年之前的外籍人士，幾乎都是“殖民主義侵華分子”。
“應該說其非常盡職，大清随之興起的洋務運動，基本上沒有超出赫德的建議。赫德甚至有把中國建設爲亞洲經濟大國的理想。面對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爲那時滿清大員們的昏昧而汗顔。因爲他們面對赫德的建議，隻會一概斥之爲“包藏禍心”。一句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是赫德的第一個尴尬，沒有把你當自己人。赫德雖然讓自己的兒子讀中國的經書，參加中國的科舉，但是中國人仍然把他當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在折子中寫個“局外”的名稱。”
這會陳瀾生的語氣中多少帶着些婉惜，赫德的那些建議無不是針對當時中國的時局，就像是1865年遞交的《局外旁論中》在分析國内外局勢之後，幾乎将清政府說的體無完膚，。政治上：“盡職者少，營私者多”。财政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輸于國者少”。軍事上：軍隊“平時拉弓舉石，隻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兵勇之數，動稱千百萬，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知識界：知識分子“書籍非不熟讀，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随後其建議中國進行改革，如果當時中國能抓住機會，實施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又豈會有随後數十年，中國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也許，在赫德離開中國時，他早就實現了自己的抱負——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國。
“同時赫德的另一個尴尬是：作爲一個英籍中國官員，如何在對英帝國和對大清帝國的忠誠之間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時則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國政府因爲欣賞赫德調停中法戰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請他出任英國駐中國、朝鮮全權大使，這麽光榮的任務，赫德竟拒絕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強在華争奪權益的升級，赫德越來越對德、俄，甚至對英國的侵華政策表示不滿。倫敦外交部對他的表現表示擔憂，對他的愛國忠心也開始懷疑，所以這個騎牆者最終還是被英國所抛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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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