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顯而易見。
法國物理學家弗雷德裏克·居裏（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德國物理學家庫爾特·迪布納（Kurt Diebner）、漢斯·蓋革（Hans Geiger）、奧托·哈恩、保羅·哈特克（Paul Harteck）、格哈德·霍夫曼(Gerhard Hoffmann)、約瑟夫·馬陶赫(Josef Mattauch)、喬治·斯泰特爾（G Stetter）……
女記者一一确認。這些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都被一個人請來了柏林。
“誰？”戰地女郎丹妮爾的表情一樣嚴肅。
“新任帝國研究委員會物理部主任和核物理全權代表瓦爾特·格拉赫（Walther Gerlach）。”女記者從密密麻麻的采訪筆記本上擡起頭：“姐妹們，這些歐陸著名的物理學家都是曾經‘第一鈾俱樂部’和如今‘第二鈾俱樂部’的成員。”
所以，與“曼哈頓計劃”相對應的“第三帝國的核武器計劃”被因爲劇情衍生而加速了。
“這些物理學家中還包括漢堡大學物理化學系主任保羅·哈特克（Paul Harteck）——他也是陸軍軍械處（Heerswaffenamt，HWA）顧問。1939年4月，他和帝國戰争部（Reichskriegsministerium，RKM）的官員接觸，讓他們留意核鏈式反應用于軍事的巨大潛力。幾乎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物理學家也向德國官方提出了類似的建議。
1939年4月，一小隊被稱作‘第一鈾俱樂部（Uranverein）’的科學家，在哥廷根（G-August）大學對核武器潛力展開了非官方的研究。這個第一研究小組隻存在了幾個月，當時德國爲了入侵波蘭，部分小組成員被征召入伍，該小組因此而解散。
到1939年中期，柏林電氣工程集團已經儲備了大量的鈾，當時鈾被認爲隻不過是鐳生産過程中的廢品。該小組的科技主任尼古拉斯·裏爾（Nikolaus Riehl）讀到一篇鈾可以作爲核能資源的潛在原料的文章後，意識到了這些大量鈾的巨大市場潛力。于是，他聯系了陸軍軍械處，軍械處支持他在奧拉甯堡（Oranienburg）的柏林電氣工程集團工廠建立鈾的生産設施。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Kaiser-Wilhelm Institutfür Physik，KWIP）早期實驗的核反應堆，以及戈托夫（Gottow）陸軍軍械處的測試站，爲實驗用的鈾反應堆提供了鈾晶體。
1939年9月1日，‘第二鈾俱樂部’在陸軍軍械處控制了德國核能項目之後成立。并在1939年9月16日在柏林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由陸軍軍械處顧問庫爾特·迪布納主持。受邀出席會議的人包括：瓦爾特·博特（Walther Bothe）、西格弗裏德·傅吉（Siegfried Flugge）、漢斯·蓋革、奧托·哈恩、保羅·哈特克、格哈德·霍夫曼、約瑟夫·馬陶赫、喬治·斯泰特爾。
不久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出席人員包括：考斯·科魯斯魯斯（Kaus Clusius）、羅伯特·德佩爾（Robert Dpel）、沃納·海森堡、卡爾·弗裏德裏希·馮·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與此同時，陸軍軍械處有效地控制了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任命庫爾特·迪布納爲主任，加緊了對核研究項目的控制。
很顯然，核研究項目不能爲德國快速赢得戰争作出決定性的貢獻，軍械處于是在1942年1月将凱澤-威廉物理研究所的控制權還給凱澤-威廉協會（Kaiser-Wilhelm Gesellechaft，KWG）。1942年7月，陸軍軍械處又将控制權讓給了帝國研究委員會（Reichsforschungsrat，RFR）。但陸軍軍械處保留了戈托夫測試站，并在顧問庫爾特·迪布納的主持下繼續研究，直到戰争結束。從此之後，核能項目維持了‘對戰争是重要的’的定位，并不斷得到軍方支助。盡管如此，當時研究項目的管理還是被分成了許多個領域——主要是鈾和重水生産、鈾同位素分離和核反應堆。
據說到1943年，德國已經擁有了大量放射性材料，可以設計投放系統了。1943年3月，德國爲新型的V-2導彈設計了一個中央有效載荷艙，位于靠近尾部的位置，在襲擊目标時，能盡可能遠地将艙體抛出。這種導彈很可能就是裝有神經毒劑或放射性廢物的‘髒彈’。下一個設計在内容上更明顯。1944年9月，德國爲改進過的V-1導彈（稱爲D-1）制定了類似計劃。D-1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了被稱之爲“罐裝核廢料容器”的全新彈頭。這種新彈頭安裝了一個外置引爆器，這樣就可以在爆炸時将其吹開，将核廢料盡可能廣地灑在目标區域。
髒彈是放射性物質在軍事上最簡單的應用，但是德國很可能在1943年末研制了一種更複雜的原子彈。那時，一個德國空軍研究小組繪制了一張下曼哈頓地圖，展示了一種武器的預計爆炸破壞範圍，這和原子彈在15-17千噸當量内的爆炸相吻合，其威力和美國投放在廣島的‘小男孩’原子彈相近。這意味着，德國已經在計劃用一種如梅塞施密特Me264或容克斯Ju390（1942年5月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批準了美國轟炸機計劃，這兩種飛機作爲計劃的一部分，正在發展中）那樣的超遠程飛機來實施轟炸。
1942年12月，Me264進行了首次飛行，原型飛機Ju390 V1也在1943年10月進行了飛行。據容克飛機的前試飛員的航空日志記載，1943年11月，Ju390 V1被開到布拉格進行了一系列試驗，包括空中加油設備和加油程序的測試。”——改摘自《第三帝國的化學武器和核武器（CHEMICAL AND NUCLEAR WEAPONS）》。
“這裏面最關鍵的人物就是沃納·海森堡教授。”戰地女郎丹妮爾想了想道：“傳聞他是爲數不多的反納粹科學家。”
“傳聞并不一定可信，丹妮爾。”擁有太多第一手材料的女記者道出一個曆史隐秘：“1943年4月4日希特勒訪問奧地利林茨時，沃納·海森堡教授很可能是圍繞希特勒的四位核科學家之一。他的小型核能反應堆當時應該在柏林。”
“根據沃納·海森堡戰後自我洗白的聲明，德國核項目應該在1942年就大幅度放棄。那麽他沒有任何理由在1943年4月4日這天來這裏。”戰地女郎丹妮爾輕輕點頭。
對納粹率先造出原子彈的憂慮一直是盟軍最大的心病。許多物理學家，尤其是逃離納粹統治的那些，尤其憂心忡忡。畢竟，核裂變是1938年德國科學家首先發現的，而海森堡和魏茨澤克等德國專家也被認爲是該領域的領導者。很多人判斷，德國在核武器研發方面可能領先有兩年之多。海森堡深度參與德國的核武器研制早已不是什麽秘密。早在兩年前的1942年，因爲實在是擔心德國率先造出原子彈，海森堡的兩名前同事曾向盟軍建議，趁他在當年年底蘇黎世講學之際實施綁架，或者至少當面訊問，“套出”一些有關德國核武器研制進展的信息。
1937年7月15日的黨衛隊周刊（Das Schwarze Korps）刊發了物理學家約翰尼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的文章，稱海森堡是所謂的“白色猶太人（也就是雖然身體不是猶太人，内在靈魂卻是）”，并羅織了一系列的罪狀，包括在黨刊上發文章捍衛講授相對論、在1934年斯塔克寫效忠信時海森堡拒絕簽名、繼續在研究所聘用猶太人等等。更可怕的是文章的副标題，稱海森堡是“物理學的奧西茨基（奧西茨基因爲反對納粹于1933年被捕，獲頒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并在集中營遭受虐待和酷刑，于1938年柏林的醫院病逝。奧西茨基獲諾獎後，希特勒随後禁止德國人領取諾貝爾獎）”，被逼到牆角的海森堡選擇直接給教育部長、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裏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寫信，要求他們爲自己平反，恢複名譽。與此同時，他也準備好了，如果得不到當局支持，就隻能離開德國。在給恩師阿諾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的信裏，他寫道：“如今，我真的看不到其他的選擇，如果我捍衛名譽的舉動得不到支持，就隻能請辭。然而，我覺得還是先問問您。您知道對于我來說，離開德國會是多麽痛苦，除非到萬不得已我不會這麽做。然而，如果是作爲二等人，活在這裏也什麽勁”。
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後，1938年的7月21日，海森堡收到了希姆萊的信，信裏說，他不贊同那篇文章的指控，并禁止今後再發生對他的攻擊。在經曆這場可能導緻其“身敗名裂”的風波後不久，二戰爆發。1939年的9月25日，當以前的助手埃利希·貝克（Erich Bagge）找上門來，希望其參與德國的核武器開發時，海森堡找不到任何可以拒絕的理由。他欣欣然前往，并在短短三個月内便全力以赴完成了理論分析報告的上半部分，爲德國的核武器研制勾畫了藍圖。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要得以安身立命就需要信任，而得到信任是多麽困難。
“所以，你覺得就像在戰時的‘阿爾索斯任務（Alsos Mission，盟軍由少量的情報人員、軍人與科學專家組成，他們與前線作戰部隊配合，搜尋任何與軍事科研相關的資料、财物、科學家，趕在蘇聯甚至盟軍接觸到之前完成銷毀或轉移的計劃）’和戰後的‘回形針行動（Operation Paperclip，美國戰略情報局在1945年啓動的一項計劃，旨在将超過1600名納粹德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秘密送往美國，讓他們爲美國的軍事和科技項目工作）’中投靠美國的納粹科學家一樣，沃納·海森堡教授的陣營立場在納粹還沒有倒台前的1943年并不明顯。”戰地女郎丹妮爾已經十分清楚了女記者的想法。
“對。”女記者基于第一手采訪資料的判斷，具有相當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