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中國還是日本，隻有武士或浪人才裝備武士刀，其實誰能帶，誰不能帶，也沒有專門的認證機構來管，真正的原因在于這種管制刀具是很貴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複雜，要使用很多種不同的鐵和鋼料，然後用火爐加熱，同時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謂是千錘百煉，耗時長，純系手工制造，絕無批量生産。
但擁有武士刀，你就算買得起，也不一定養得起。由于該刀采用鐵鋼合金制造，容易生鏽，所以必須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費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據說還一定要用植物，比上機油還麻煩。
說實在的，如果是現在，在東南沿海如果有幾支100人左右，裝備輕武器，有一定反裝甲能力、有戰鬥經驗的武裝力量登陸。國家不動員軍隊去進行圍剿，隻靠各地的警察和武警進行對抗的話。肯定是一個縣城一個縣城的被虐。
明朝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現在主要的兵力重心是放在北方，訓練重點應該是大規模的騎兵對抗，這樣去和蒙古大兵團作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沒有專門的武裝力量去對抗倭寇這種形式的武裝。
并不能說倭寇多強，而是當時東南沿海多山的地形，正好适合日本浪人小規模部隊的戰鬥，加上開始明朝又沒有合适的應對，加上中央一直沒有重視倭患，導緻倭寇長期在東南沿海占據優勢地位。等到明朝方面真正動員起來以後，就沒有任何優勢了!
如今就是這種情況，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爲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亂世日本太難混了！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爲了飯團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着，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将軍已經空有名号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布。
日本全國分爲六十八國，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占據着。
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占據幾國率衆數萬，弱的占據幾個村子率衆數百，爲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争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
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争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随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隻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并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内亂不休。
有戰争就有失敗者，在戰争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麽辦？因戰争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麽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饑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裏求生，發财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緻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曆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濑戶内海沿岸富于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爲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爲倭寇，大爲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甯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并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爲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财物器械，以富其家……緻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衆竟有**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内，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并不很多，因爲日本的将軍、大名爲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爲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
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于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制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隻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于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财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