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堰，江北行營。在陳墨崧辦公室，他坐在靠近壁爐的沙發上，正在聽取坐在旁邊沙發上的蔣安邦的專題彙報。
蔣安邦從皮包裏掏出一個筆記本遞給陳墨崧，“這是我們政工處的政治訓導大隊從一個投誠的共産黨縣委通訊員那裏得到的，據這人說，筆記本的主人是他們的縣委書記，去年十一月被我軍飛機炸死了。這個書記在筆記本裏把他參加共産黨江淮分局曆次會議的經過都做了記錄。鑒于這個筆記本對我軍了解共軍的意圖很有幫助，我就指示政工處翻印了二十份，發給我軍軍長以上的軍官。”
“很好！”陳墨崧一邊翻着筆記本，一邊得意地點點頭。
“不過這一段我沒叫翻印。”蔣安邦指了一下頁碼，眼裏閃出一絲神秘的亮光。“人家都把手伸到我軍内部來了！這個羅志平不僅号召他的部下擴大對我軍策反的範圍，還洋洋得意地吹噓他正在策反我軍73軍軍長魯文才中将和江北行營參謀長文達中将。您看，他還特意向參加會議的共産黨幹部介紹魯軍長和文參謀長過去的經曆。”
陳墨崧看着筆記本，臉上并沒有露出驚訝的神色。“這能說明什麽呢？共産黨挖我們牆腳并不是什麽秘密。他們拉我們的人下水和我們的人願意下水并不是一回事。”
蔣安邦嘿嘿一笑，“當然，單憑姓羅的一面之詞還不能懷疑他們二位。問題是，他倆過去的經曆太複雜了。我曾在中央黨部檔案室看見過一張出版日期是1927年4月30日的武漢國民政府官方報紙，上面登有獨立一團全體軍官署名的《獨立一團讨蔣通電》。過去我一直以爲這個通電是哪個共産黨員寫的，但是現在這個筆記本卻說是當時任該團三營營長的魯文才寫的。姓羅的還拿出當時是魯文才手下排長的谷雨作證，說谷雨親眼看見魯文才起草通電，谷雨還說他和魯文才有生死之交。”
說到這裏，蔣安邦瞅着陳墨崧，狡黠地擠擠眼睛，“陳長官，姓羅的是共産黨江淮分局書記，江淮共軍政委，您看他會在共産黨幹部會議上故意造謠嗎？或者說這個筆記本其實就是共産黨的離間計？”
陳墨崧眼睛注視着筆記本，沒有看蔣安邦，臉色依然平靜。“這不能說明什麽，當時老頭子清黨，武漢那邊好多國民黨員都罵他，武漢方面還宣布開除老頭子黨籍，下令讨伐他。噢，共産黨就是利用東征讨蔣的機會，把武漢的親共部隊拉到南昌，搞了個南昌暴動。”
“是的，武漢方面讨蔣不過是裝裝樣子，可魯文才參加南昌暴動卻是來真格的！”蔣安邦翻一下眼皮，聳一下肩膀，“暴動失敗後，魯文才的部隊被打散，他一個人跑到上海，聯絡了一幫人，繼續進行反蔣活動。1929年以後，他們的組織散夥，魯文才又一次成了光棍漢，連吃飯都沒着落。所以，姓羅的說魯文才，噢，還有那個文達，他們投奔老頭子，等于是爲了吃飯。”
陳墨崧這會兒神情出奇的平靜，“爲了吃飯才來投奔老頭子也沒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關鍵是，魯文才和文達以後一直吃的是國民黨的飯，又沒有再吃共産黨或者别的政治勢力的飯嘛。”說到這裏，他的臉上突然露出怪異的微笑。“别說他倆了，就連你我，不也都是一直吃國民黨的飯嗎？隻要不學那個胡騰霄，隻要不當牆頭草，爲了吃飯投奔國民黨，不丢人，”
蔣安邦尴尬的笑了，“爲了吃飯投奔國民黨，當然不算丢人。不過嗎，她倆過去的經曆可是太複雜了，而且文達的經曆比魯文才還要複雜，他原先就是紅腦殼。”說到這裏，蔣安邦指着筆記本，上面寫着潦草的鋼筆字——
他先入共青團，後入共産黨。他和毛主席母親文夫人還是親戚，管文夫人叫姑媽。他也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後他被黨先後派到湖南、四川做地下工作。1931年8月，文達因爲對他上級的一些政策持反對意見，受到上級處分。他不服處分，就離開四川到上海找周恩來同志申訴。因爲沒找到周，他就這樣脫黨了。據羅書記說，周恩來知道這件事以後，認爲這個處分不公平，下令撤消處分，隻是文達沒有接到這個通知。此後，他在湖南靠寫新聞通訊謀生。1936年，在脫黨五年之後，他在上海參加了國民黨。羅書記還說，魯文才在搞反蔣活動時，認識了他們幾個地下黨，文達認識的更多。後來他們投奔老蔣以後，都沒有告發那些共産黨。所以，羅書記說，就憑他們當初對共産黨講義氣，共産黨現在都應該向他們敞開大門……
這會兒，蔣安邦又從皮包裏掏出一份卷宗，遞給陳墨崧，“這是那個汪靜方的供詞。”陳墨崧接過來，打開，上面是工整的鋼筆行書字迹——
去年十一月在林河前線，我和另一名匪軍參謀住在谷匪的隔壁。一天夜裏，我睡不着覺，隔着牆闆，聽見羅匪走進谷匪屋子，說王先生已經和匪軍代表談妥，将在适當時機率部舉行所謂戰場起義。谷匪請羅匪轉告那個王先生，要他估計到率部起義可能有困難。如果不行，就一個人過來。即便如此，一個受老蔣信任的國民黨中将起義也能有重要影響……
此時，蔣安邦不免得意的晃着腦袋，“聯系這個筆記本，我懷疑，這個王先生是魯文才或者文達的化名。”
坐在陳墨崧旁邊的嚴光喜這時候插話說，“蔣處長所言極是，如今是非常時期，這兩個人過去經曆如此複雜，共黨又一向善于對我實施多方滲透，我們不可不小心呀。”
“你的分析有道理，但是這需要證據來支持。”陳墨崧把筆記本和供詞往茶幾上一丢，神色照舊保持着平靜。
“在沒有其它證據之前，單憑這個筆記本和這張供詞是不能證明魯軍長和文參謀長有投敵問題的。另外，我想告訴你們，1929年10月，正是我，受老頭子委派，跑到租界找到了因爲反蔣，又被政府通緝，窮困潦倒，連吃飯都成問題的魯文才。告訴他，過去的事就算了，師生之間再鬧再争還是一家人，回來吧。于是，魯文才感激老頭子在他們落難時候拉一把，就回來了。至于文達，他參加國民黨也是我牽的線。在參加國民黨之前，老頭子聽我說了他已經脫離共黨五年的情況以後，特意宣布撤消政府對他的通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