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多年不見了，你們要好好地叙叙舊，工作上的事情到了辦公室以後再講。”肖桐也在一旁附和着丈夫說話。
“小肖，不對，我現在應當叫你弟妹。要說是叙舊，我和小郝，也不對，應該叫郝老弟，可是有說不完的話。”汪泉放下酒杯對肖桐說，“我和郝老弟在工程團的施工連隊剛認識的時候，一起睡大通鋪，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幹部和戰士們勞累一天，一躺倒就什麽都不知道了，宿舍裏放屁、咬牙、說夢話的，什麽聲音全有。後來條件稍微改善一些，建了一些簡易房，我和郝老弟就住在同一間宿舍裏，有一天，我被他的呼噜聲吵醒，很生氣，推醒他說：我做夢請假回家了，我媽給我炖了一鍋肥豬肉，我剛要吃就被你吵醒了，你明天得賠我一碗肉。郝老弟也睡得正香，被我推醒以後當然也很不高興，生氣地對我說：我也是正做夢探親回到家裏，别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我正準備去見面，你把我推醒了，你明天得賠我一個對象。他與你談朋友，那是以後的事。”
肖桐聽了汪泉的話，樂得笑彎了腰，看着郝金山說：“這事是真的還是假的，我怎麽沒有聽老郝講起過？”
“我們那時候生活特别苦，連隊的幹部戰士多數又沒有成家，戰士們把連隊稱作‘光棍漢集中營’。結過婚的想媳婦，沒結婚的想對象，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過，你剛才說的事我真是不記得了。”郝金山笑着對汪泉說。他忽然想起了什麽，問汪泉，“咱們的老連長現在不知道怎麽樣了，您與他聯系過嗎？”
“他呀，現在的情況不是太清楚，不過我知道他後來的日子過得并不太好。”汪泉歎口氣說，“他當連長時找了一個公社革委會主任的女兒，這事你也知道。由于結婚後兩地分居時間很長，他老婆寂寞難耐，脊梁上背茄子——有了外心。結婚第三年，他種瓜得豆，老婆給他生了個一點也不像他的兒子，他一氣之下離了婚。後來他從團後勤處長的位置上轉業回了家鄉，我們就中斷了聯系。”
“老連長是個好人啊！”郝金山感歎說。
“是呀，好人的生活道路往往曲折。”幾杯酒下肚，汪泉的臉上已經泛起了紅暈，感慨地說，“那時候我們都很單純，一心想的是如何盡快盡好地完成工作任務，幹部和戰士之間的關系也非常融洽，沒有那麽多亂七八糟的事情。你還記得我們團的齊團長吧，他經常與我們一起打坑道，哪裏危險就往哪裏沖。齊團長的老伴人也很好，晚上在家屬房給我們縫補破了的衣服，白天帶着另外幾個幹部家屬，把燒好的開水用大鐵皮桶送到坑道口，一碗一碗地端給我們喝。她看見哪個幹部戰士施工時受了傷，都會心痛得掉眼淚。她一心惦着我們，結果自己的兒子在放學的路上被拖拉機撞成了殘廢。我們當時都叫她楊阿姨，其實喊她親媽都不虧啊！”
汪泉說到這裏，竟紅了眼圈。
“來，說點高興的事！”郝金山喝幹了杯中的酒，拍了拍汪泉的肩膀說，“還記得咱們辦事處的陳主任吧？老八路，個頭不高，腦門上有塊傷疤，他沒有念過書，不認識幾個字，講話時從來不用稿子，聲音宏亮，幽默風趣。他的話逗得我們有時能把下巴笑得脫臼，能把巴掌拍得紅腫，哪像現在有些領導講話，一字不變地念工作人員寫成的稿子，一個一個都成了催眠大師。噢，對了，聽說你調到部隊領導機關以後就是專門給首長寫講話稿子的。”
“不，不，我不是專門寫講話稿子的，隻是有時候寫寫稿子。那時候領導們的講話稿大多是三粒小米熬成的大鍋稀飯，空洞無物，淡而無味，這一點我承認。”汪泉紅着臉說。
“你說的很對，現在和那時候不一樣了，現在有些領導的講話是六粒小米熬成的大鍋稀飯，比那時候要稠多了。”郝金山說完，哈哈大笑。
郝金山接着往下講：“關于陳主任的故事很多，他剛到我們辦事處的時候，給器材倉庫打電話，說是要找倉庫政委，倉庫值班員說，我們倉庫沒有政委。陳主任一聽火了，在電話裏大聲喊叫：政治工作這麽重要，你們倉庫爲麽沒有政委？對方說，我們倉庫是個營級單位，隻有教導員，沒有政委。陳主任更生氣了，罵值班員：媽拉個巴子，你給老子兜什麽圈子，教導員不就是個小号政委嗎！快把他喊過來，我有急事。從那以後，咱們辦事處的幾十個教導員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綽号——小号政委。”
汪泉聽了郝金講的故事，也樂得哈哈大笑起來，抽了一口煙說：“他還有個故事呢，有一年的冬天，上級機關的文藝小分隊到咱們的工地上慰問演出，當時他正在工地檢查工作。一群穿棉衣戴棉帽、嘴上捂着大口罩的文藝戰士剛跳下蒙着篷布的大卡車，他就走上前去，親切接見，一一握手。他還拍了拍一個小個子演員的肩膀，高興地說，瞧這小夥子，身體多壯，長得像小鋼炮一樣，胸肌也非常發達。結果從口罩裏飄出來一個奶聲奶氣的聲音：首長，我是個女的！”
“這個故事肯定是你瞎編的，我當時怎麽沒有聽說？”郝金山用手指着汪泉，笑得渾身脂肪亂顫，“不過，那時候的部隊，工作和生活條件雖然都很差，但是大家在一起都很愉快，我轉業到地方以後，過了很長時間，還非常留戀部隊的生活。我後來曾經說過，部隊是我的家，但是我離家出走了；風鑽是我的愛人，但是我與愛人離婚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呀，沒有辦法！”
“歪把子機槍”看見兩個老戰友在桌子的這一邊聊得熱火朝天，就在桌子的那一邊開辟了“第二戰場”，與汪月英聊起了家常。她對汪月英說，郝金山剛轉業回老家那幾年，她們的日子過得很艱苦。那時候的軍隊幹部轉業都是“哪來哪去”，農村入伍的幹部戰士，組織上都不負責安排工作，肖桐跟着郝金山回到内地農村以後，生活上很不習慣。後來郝金山在縣建築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她也跟着到縣城打零工，家裏的生活條件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才稍稍好了一些。小彌三歲那年，她把女兒丢給婆婆，與郝金山一起，組織了一個施工隊到省城，開始艱苦創業，積累了一定的資金以後，才把目光轉向更大的都市，來到了北京。
肖桐有些話沒有對汪月英講，她進城以後，開始的時候幫助郝金山創業，夫妻倆有了一定的積蓄之後，她的主要任務就成了“壘長城”，她白天幹的事是怎樣多赢錢，晚上做的夢是怎樣出好牌。赢了錢醒過來，她遺憾自己怎麽隻是做了一個夢；輸了錢醒過來，她慶幸自己隻不過是做了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