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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榮幸，1968年參軍來到令很多人向往的首都北京。與我一起入伍的那批農村兵，大部分是小學文化，有一小部分是文盲，還有一小部分是初中畢業生，像我這樣的高中畢業生鳳毛麟角，在新兵中算是“高級知識分子”了。
新兵三個月訓練結束後，我被分配到駐在北京郊區的某部機關警衛通信連一排二班當戰士。
一排二班班長崔永來是個已經服役兩年多的老兵，他讓我和從同一個公社一起入伍的老鄉楊籮筐結成“一對紅”，開展一幫一活動，可能考慮我是有知識的“老三屆”，能說會講，大批判稿也寫得不錯，可以幫助籮筐學習文化；而楊籮筐是個隻知道學校大門朝那邊開，但是從來沒有進去念過書，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他的力氣大，投擲手榴彈一出手就是四十多米，能夠在軍事訓練和幹體力活的時候幫助我。
楊籮筐從小在田地裏幹慣了農活，力氣的确是很大。晚上緊急集合，連着跑兩千米，大氣都不喘一口，我跑到後半程，一隻手悄悄地拉着他的背包帶還跟不上隊伍。到機關農場參加勞動，每人四垅麥子，我腰酸腿疼的剛割到地中間，楊籮筐已經割到地那頭返回來接應我了。
楊籮筐看見書本就發懵，聽說學習就頭疼，爲了教他學文化，我是傷透了腦筋。
人們經常形容文盲的一句話是“目不識丁”，爲了形象教學，我從牆角裏撿了半截鐵釘子，讓楊籮筐先學習認識“丁”字。還撿了一大一小兩個石頭蛋子，讓他學習認“大”字和“小”字。
籮筐握慣了鋤把子的手捏着筆杆子顯得特别費勁，學寫字的時候手裏的鉛筆在紙上一戳一個洞。
“學寫字不是捅馬蜂窩，勁要用得輕一些。”我對他說。
不過，籮筐的學習态度非常認真。午飯後和晚飯後，我們都有短暫的休息時間，大夥一般在宿舍外邊嬉戲打鬧，隻有籮筐在屋子裏爬在床闆上撅着屁股練習寫字。
過了兩天，我用鉛筆在白紙上寫了個“大”字，問籮筐，這念什麽？籮筐說不出，我就拿出大石頭蛋子啓發他。籮筐想了想說，這念“大石頭”。我說，這不念大石頭，是念“大”！我又在紙上寫了個“丁”字，把半截鐵釘子也放在旁邊，問籮筐，這念什麽？籮筐看了看說，這念“小鐵棍”，噢，不對了，這個字應該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隊征兵的時候不能接收沒有文化的青年入伍，但楊籮筐的叔伯哥哥是他們生産大隊的民兵營長，他不但讓楊籮筐報名當了兵，還在文化程度一欄裏給他填了個“小學畢業”。當時，農村青年爲了能當上兵，虛報學曆的現象并不少見，與我分在同一個班的新兵梁繼亭，隻上了兩年半小學，學曆那一欄裏卻填了個“初中畢業”。梁繼亭的語文水平很低，漢語拼音一點不會，問他“聲母”是什麽？他說生母就是親娘；問他“韻母”是什麽？他說孕母就是肚子裏懷了孩子快當媽媽的女人。他的算術水平更是低得讓人可笑，問他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他說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減法雖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卻略知一二，會說“管他三七二十一”、“咱倆二一添作五”。
部隊的征兵人員知道農村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們的身體條件，對文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對虛報文化程度的現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時候兩隻眼睛都閉上。我們縣有四五十萬人口，但是隻有一所高中和四所初中，在校學生不足兩千個。而且，由于“大革文化命”，停課搞運動，絕大多數老師受到批鬥，無法教學，學生們在學校并沒有上過幾天正經課，要說學的文化知識，那是屁松屁松！
我還有一項義務，就是幫助楊籮筐寫家信、讀家信。
給籮筐家裏寫信的時候，我把他想說的意思在廢紙上起個草，先念給他聽，修改後再抄到信紙上。籮筐認真地把我寫好信紙折疊起來，裝進信封，粘貼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連部交給通訊員蓋免費三角章發走。
籮筐每次收到家裏的來信，都像小孩子過年收到壓歲錢一樣高興。他把信封遞給我，我拆封、念信的時候，他用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一個動作，支愣着耳朵，半張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來的每一個字。一直到我念完了此緻、敬禮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後，他還總是止不住地再問一句：完了？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
籮筐家裏的來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來的，他們每次都是請生産隊的老會計寫信，語言半文半白，字體龍飛鳳舞，我有時候連猜帶估的隻能明白個大概意思。
有一天，籮筐遞給我的信封上，字體忸怩，十分生疏，我撕開封口，發現署名是“秋花”——籮筐上過兩年小學的對象，便展開信紙，不假思索地開始念：“籮筐你好，我生了！”
籮筐懷疑自己聽錯了，好寄地插話問我：“什麽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麽了？我心裏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來了！”
我念完這句話，直埋怨籮筐：“你咋沒到季節就播種了呢！“鬥私批修”的時候可是沒有聽你說過這件事。“
籮筐變了臉色，驚恐地說：“我是接到入伍通知書後才、才認識秋花的，在到部隊來的前兩天晚上，我們第三次見面，是她主動提出來的，我當時隻是“私字一閃念”，誰知道怎麽就、就------“
我安慰籮筐：“别着急，這不算什麽大事，說明她那塊土地肥沃，你的種子優良。”
我仔細一想，又覺得不對了，人們常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我們到部隊還不到六個月，秋花的肚子難道與别的女人不一樣？
這件事我報告給班長，班長報告給排長，排長又向指導員報告了之後，很多人都知道了。多數人表示氣憤，主張籮筐與秋花吹了，或者回家去殺了那頭偷吃别人草料的跳槽驢。也有人勸籮筐說：這事算了，管他誰的種子，播到你的地裏，長大了就是你的莊稼，反正将來秋花生的孩子管你叫爸。
我知道在與秋花吹與不吹這個問題上，籮筐很難下決心，默許這件事，心裏要忍受很大的痛苦，與秋花吹了，自己沒文化，家裏又窮，很難再找個對象。爲了給秋花家送彩禮，家中已經把能換錢的東西差不多都變賣了，現在除了一點裹腹的口糧，已經是風掃地，月點燈，太陽照身暧烘烘。
機關政治協理員室以組織的名義給籮筐家鄉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員會發函，請他們調查此事。過了很長時間，對方才複函答複說，公社革命委員會的一個副主任在秋花她們村駐隊的時候，與秋花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公社革命委員會已經對那個副主任進行了“嚴厲批評”。對方還說，秋花與籮筐隻是确定了戀愛關系，并沒有領取結婚證書，他們還沒有正式結婚，所以，那個副主任談不上是破壞軍婚，隻是一般的生活作風問題。
籮筐與秋花最後沒有“吹”，1970年冬天從部隊複員後，他與抱着别人孩子的秋花結了婚。
警衛通信連的戰士們都說楊籮筐是“種瓜得豆”。(未完待續。)手機用戶請浏覽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