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漢看看手表，再有七八分鍾就要開會了，才連忙把桌子上的文件收拾起來，鎖進保險櫃裏，拿起筆記本朝樓上的會議室走去。
“部長，請您等一下！”楊文漢剛走到樓梯口，秘書小方追上來，悄聲對他說，“大營門來電話，說是你二叔從老家來了。”
楊文漢皺了一下眉頭，爲難地說：“我家裏現在沒有人，你先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我開完會再過去看他。”
楊文漢有點心神不定地開完會，趕緊往招待所走，心裏猜測着二叔這一次爲什麽來北京。
二叔年近古稀，小時候有點調皮搗蛋，隻喜歡四處瞎跑，不願意進課堂念書，從小就跟着幹活的大人們在田地裏撒野。由于沒有上過學，五尺長的扁擔，一條橫在面前，知道那是個“一”字，兩條橫在面前，不知道那是個“二”字。有一次生産隊裏分柴草，他不認識夾在柴草堆上寫有自己名字的字條，看到别人一個一個地用架子車往家裏拉分得的東西，他在一旁急得大喊：“我在哪，哪個是我！”這件事在村裏一度留下笑柄。
楊文漢的父親去世比較早，媽媽帶着幾個孩子能夠度過缺吃少喝的艱難歲月，多虧了二叔。
二叔雖說沒有文化，但是身強力壯，在生産隊裏幹活能拿男勞動力最高的工分，他在三十歲那年才與一個有點癡呆的女人結了婚。
有點癡呆的嬸嬸人很厚道，對二叔照顧也算周到，她與二叔結婚後的第二年，與肚子裏的孩子一起，被村裏的“赤腳醫生”送上了不歸路。
二叔此後沒有再結婚，他與楊文漢的父親隻有弟兄兩個，對自己的幾個侄兒侄女如同己出，把楊文漢家的苦活、累活全包了。即使是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生活最困難的那些時日，他也能夠幫助寡婦嫂子讓孩子們開學時能交上學費、過年時能穿上新衣。
後來，楊文漢應征入伍、被推薦上軍校、提幹；再後來，結婚、育女，一步，一步，自然得像是行雲流水。
楊文漢的愛人是他在重慶第三軍醫大學學習時的同學，通情達理，寬厚待人。她知道二叔以前對待楊文漢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盡心，所以對待二叔也像對待自己的婆婆一樣親近。
二叔第一次到北京來，是在楊文漢結婚之後不久。
楊文漢小兩口星期天陪着二叔玩了一天，上午去了頤和園，二叔說：“這麽好的一片地方，不種莊稼，隻栽草種樹，真可惜！”下午去了動物園，二叔說：“這麽多馬和牛，不拉犁、不拖車，天天養着它們，白白浪費草料！”
二叔最不習慣的事是在城裏邊動一動就要花錢：“喝一碗茶水就要花七毛錢，這日子讓人怎麽過？”
“一碗茶不是七毛錢，是兩毛錢。”楊文漢糾正他。
二叔脖子一挺，說：“怎麽不是七毛錢，我喝一碗茶水花兩毛錢，上廁所去撒了一泡尿，看廁所的老頭又找我要了五毛錢，加在一起不是七毛錢嗎？我不喝那碗茶水也不會去撒那泡尿！”
自從那天出去之後，二叔就再也不想再出去了。第四天就說住在城裏憋得慌，催着楊文漢給他買火車票回家。
此後的很多年，二叔除了女兒上大學的時候來過一次以外，其他時間就再也沒有再到北京來過。
“提前連個電話都不打，不知道二叔這次突然到北京來究竟有什麽事？”楊文漢心裏邊想邊朝招待所的方向走，一擡頭，遠遠地看見方秘書正站在招待所的大門口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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