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源已經四十八歲，是個老參謀，心裏什麽事情都明白，看到與自己資曆差不多，甚至比自己資曆淺的同事，一個接一個地走上領導崗位，有時候心裏也有一種酸楚的感覺，但多數時候還能夠坦然面對，不攀不比，臉上不發燒，心裏不着急，依然把一個隻有四個成員的小組組長幹得得心應手、恰到好處。
張廣源多年來養成一個習慣，隻要不是在外邊出差、開會，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都要到辦公室去一趟，本周沒辦完的事情處理一下，下周準備做的工作梳理一下，這樣的雙休日才過得心裏踏實。
星期天的上午，張廣源一進辦公室，就看到陳文銘坐在辦公桌前用微機打字，便奇怪地問他：“你星期五不是幫小晨把材料都搞好了嗎，又在這裏忙什麽？”
陳文銘轉過身來，對張廣源說：“我想把下周随王部長出差要去的幾個下屬單位的基本情況綜合整理一下，明天先呈給首長看一看。”
“出差的事先别着急，還有好幾天的時間，可以等一等。星期天沒有急辦的事情就好好休息，你與我不一樣，我是天天與老婆孩子在一起，你與老婆孩子周末才有機會相聚，有的人是‘兩地分居’，你們是‘一地分住’，我總覺得，一家人不經常在一起生活，建立不起來感情。我老婆沒有随軍的時候，我兒子每次見了我，開始幾天連爸爸都不肯叫，好像我是進駐他家的‘軍代表’。”
“我看你兒子現在與你感情挺深的。”陳文銘說。
“他是四歲那年才和我愛人一起随的軍，剛來部隊時，我不知道怎麽樣與他在感情上溝通，不聽話了就揍。我那個兒子有意思，剛開始的時候，我一揚巴掌他就拼命地哭喊，弄得我不好意思下手。到了六七歲的時候，他的倔犟性格就顯現出來，抗擊打的能力非常強，不論你怎麽揍，都是一聲不吭。有一次他在學校考試沒考好，我又揍了他，他揉着紅腫的屁股對我說：你這個學期一共打了我九次屁股。我說：老師布置什麽作業你經常記不住，我打你幾次你記得倒是很清楚，我今天再打你一次，湊個整數，讓你記得更清楚。兒子咬牙切齒地說：你使勁打吧，等我長大了再跟你算賬！聽了兒子這句話，我站在那裏楞了半天沒緩過神來，從那次以後，我再也沒有打過他，不再以‘家長’的身份管教他，而是學着以‘朋友’的身份對待他。”
“實踐證明，打孩子是失敗的教育方法。”陳文銘說，“但是，咱們局是綜合部門，大事多、急事多，首長直接交辦的事情多，讓人天天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工作壓力非常大，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太多的耐心教育孩子。”
張廣源點點頭說：“你說的對，要不然，有的人也不會說我們局是‘夜總會’——夜裏總開會，不是研究工作就是讨論材料。”
“不過，工作忙不能成爲推脫教育孩子責任的理由，我準備把兒子從他姥姥那裏轉到咱們這邊的學校上學，與柳絮兩個人想辦法接送，孩子已經嬌生了，不能再慣養。”
聽陳文銘說到這裏，張廣源說：“我同意你的說法，覺得晨鍾這小夥子就有一些嬌生慣養，有些簡單的事情都不會做，有人對我過說他是高幹子弟，我問過晨鍾，他說他的父母都是一般幹部。現在調到機關來的幹部子女和有特殊背景的人比較多，咱們組有個鄭罡就夠了，要是再來一個‘公子哥’，可真是讓人受不了。”
“張參謀，這個問題要區别對待，什麽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論。”陳文銘對張廣源說，“鄭罡有些作風懶散，生活上不拘小節。晨鍾與鄭罡不一樣，他的求知欲很高，上進心很強，隻是社會經驗少，顯得有些不夠成熟。有些幹部子弟身上有我們工農子弟看不慣的東西，例如比較傲氣和過于自信、花錢大手大腳等等，但他們當中的多數人比較聰明，思路開闊，敢說敢講，這是我們之中的有些人所不具備的。”
張廣源點點頭說：“你的話有些道理，晨鍾來的時間不長，虛心好學，工作認真，也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對他還算是比較有好感，隻是怕他堅持不長久，想給他更多的壓力。說實話，我看不慣社會上那些身體嚴重缺鈣的幹部，見了領導腰都站不直，像有些講的，先彎舌頭，再彎脊梁，惟命是從，人雲亦雲，不敢提建議，不願出主意。軍隊和地方不一樣，特别是領導機關的辦事人員，首長的命令要執行，自己的意見要反映，我們都知道，參謀人員有三次建議權，參謀經常深入一線，對具體情況了解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隻要你認爲是正确的意見，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首長陳述，也就是過去講的武能戰、文敢谏。不能話要出口，一看領導臉色不對，就噤若寒蟬，屁都不敢放一個，參而不謀，還叫什麽參謀？在這個問題上，幹部子弟确實比我們做得好一些。”
“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你比幹部子弟做得還要好！”
張廣源看到陳文銘說話時的态度很誠懇，紅了臉說：“我這個人是個犟脾氣，有時候認死理，這也是爲什麽人家都當了局長、副局長，我還在當參謀的原因之一。”
“如果僅憑群衆評議的結果選拔幹部，你也早就該是局長、副局長了。”陳文銘依然态度誠懇地說。
張廣源聽了陳文銘的話，欣慰地說：“也不能那樣講，幹部部門是全面衡量考察幹部，我身上肯定也有一些不符合當領導的缺陷。說實話，如果真讓我當領導，也不是幹不了，不讓我當領導，我心裏也很坦然。有時想想，當個領導也不容易，在很多場合，行動有人錄像，說話有人錄音，有時候還必須學會打官腔、走過場。當個參謀多痛快，有任務時幹公家的事，沒任務時做自己的事。我這個人奮鬥目标不高，踏踏實實辦事，老老實實做人，再有個結結實實的好身體，一輩子也就這樣了，你别笑，我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
“實在人說的當然是實在話！”
陳文銘笑着說。
張廣源今天來辦公室沒有什麽具體的事情要辦，就向陳文銘打開了話匣子：
“我從小受我父親的影響比較大，他在村裏當了幾十年的黨支部書記，可以說是嫉惡如仇、剛正不阿，替老百姓着想，爲老百姓辦事。雖然老人家已經去世十來年了，群衆對他做過的好事依然念念不忘，逢年過節，他的墳頭旁邊總有一大堆群衆自發地燒過的紙灰。今年七月十六日是我父親逝世十周年，我請假回家爲他掃墓，這你是知道的。那一天，在老家的老墳地給父親燒完了紙、行罷了禮，我一個人坐在父親的墳墓旁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後來還躺在老父親的墳頭旁邊的草地上打了一會瞌睡，先輩們怕影響我休息，誰也沒吭一聲氣，我離開墳地時，也沒有哪個老祖宗找我要一分錢的床位費。他們應該都很理解我，我沒有顯赫的地位，但是傳承了他們樸實無華的品質；我沒有太多的金錢，但是發揚了他們勤儉度日的作風。”
張廣源看到陳文銘在認真聽自己說話，接着往下講。
“老一代優良的品質和作風，都是每個後來人應當繼承和發揚的，但是現在卻成了社會上稀缺的奢侈品。我有個上中學時的好朋友，高中畢業後，我參了軍，他上了大學。他大學畢業後，從縣委辦公室秘書幹到縣交通局局長。我們縣交通局有一條貪官生産線，他的前三任局長後來都蹲在監獄裏不花錢白吃飯。我曾經告誡過他，前車之鑒，萬不能忘，他信勢旦旦，說自己決不會重蹈前任的覆轍。我在北京見到過有些商場裏賣跳舞毯，今年我回家時發現，我們村通往縣城有一條跳舞路，路上布滿了大坑小坑，汽車行駛在上邊，一蹦大高，這是我那個朋友當局長後剛修了不到三年的路啊！上個月，家裏人來信告訴我，我那個老朋友的政治生命即将終結，紀委的談話把他送進了重症監護室，組織的結論給他下了病危通知書。在學校時，我與他是同時加入的共青團，我們那時候都很崇拜偉人，把偉人教導的‘爲人民服務’當成自己做人處世的宗旨。應當說，後來他也依然崇拜偉人，隻不過是在他們的頭像印在錢币上之後。”
陳文銘聽了張廣源的話，點點頭，也不無憂慮地說：“你說到這裏我想起有人說的一句話，學習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私欲似草原溜馬，易放難收。前幾年是人心蜀道，世事秋雲，一些本來看着很有良知、很有前途的人，經不起物質引誘，成了讓别人唾棄的對象，現在比以前要好一些，組織上給每個幹部頭上都戴了一個‘緊箍咒’，挽救了不少處于深淵邊緣的人。我的那個老同學李開華，他來機關找過我幾次，你也見過他，這個人很聰明，但就是不想把心思用在正經地方，整天琢磨着鑽政策的空子，找人性的弱點，不爲社會創造價值，隻知道昧良心賺錢，我越來越看不慣他。家鄉的事就不用再說了，說起來讓人生氣，我的老家是貧困山區，有些基層幹部是‘閻王爺不嫌鬼瘦’，總想從群衆身上撈點好處，苦了百姓，肥了自己。你的老家是發達地區，幹部的待遇比較優厚了，不應該再到處伸手。”
“我的老家才不是發達地區呢，目前還在進行‘土改’。”
“土改！土改不是解放初期進行的工作嗎？”
“現在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土改’，有些幹部不敢幹壞事，也不想幹好事，應付完公事就去壘長城、‘鬥地主’。”張廣源詭秘地笑笑說。
陳文銘也笑了，對張廣源說：“你講話真有意思，我很欣賞你豁達的性格，别人要是都有你那種‘按原則辦事，憑良心做人，大不了複員轉業回農村，把驢糞蛋子滾上白灰當高爾夫球打’的大無畏精神，思想上和工作上就什麽顧慮都沒有了。”
“你不要再吹捧‘領導’，我都有點飄飄然了。”張廣源笑着對陳文銘說，“咱們商量一下眼前的事，我們組四個人，算是‘兩老兩新’吧，以後我與鄭罡、你與晨鍾分别結成對子，我們有向年輕人學習的義務，但更多的是幫助他們熟悉機關的業務和辦事程序。他們各有特點，如果說晨鍾思想單純、社會經驗不足，鄭罡則顯得有些世故、社會上關系較廣，好在兩個人的本質都不錯，在機關好好鍛煉、學習，都可以成爲參謀中的骨幹。”
“對，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也要學會用完善的眼光去看待并不完善的人。”陳文銘說。
張廣源還想再對陳文銘說些什麽，看到晨鍾也到辦公室來了，便問他：“你雙休日不進城看望父母，也來辦公室幹什麽？”
晨鍾二十五六歲，高高瘦瘦，身子顯得有些單薄，聽到張廣源問自己話，恭敬地站直了回答：“我的父母都到外地休假去了，我來辦公室看看材料。”
陳文銘在一旁對張廣源說：“小晨調局裏來以後，工作日的晚上經常來辦公室看文件和有關資料，有時雙休日也過來，你可能沒有碰見過他。”
張廣源有些高興地說：“好，新同志調到機關就應該盡快進入情況，爲以後開展工作打好基礎。你們倆各忙各的事吧，我先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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