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鍵臉膛黑紅，像是貯存了足夠日月精華的成熟高梁，腦袋和肩膀特别親近，似乎要聯合起來兼并身體的某一個部位，肚子滾圓，軍用皮帶發下來，往外再鑽兩個眼才能使用。“如果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好，我至少一米七二以上”，他這樣評價自己一米六八的身高。“假如不是改革開放，我也不會這樣福态”，這是他對自己八十六公斤體重的結論。别看他樣子笨拙，可走起路來兩條短腿緊着倒騰，像一輛快速移動的坦克。
任鍵什麽飯都吃得飽，不管冷熱暈素，風卷殘雲，五分鍾結束戰鬥；什麽覺都睡得香，不論白天晚上，隻要身體放倒，十秒鍾能打響呼噜。當然，他還是個什麽工作都幹得好的人，否則，也當不了後勤分部的副部長，
有人說，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北京的司長比司機肯定要少，處長也肯定沒有處女多，但是被稱爲“部長”的可是大有人在。小賣部的“部長”和營業部的“部長”不算，有實實在在職務的部長在人群裏也是一抓一大把。
任健這個部長不大也不小——副師大校，在普通老百姓眼裏，那是個“大官”，在駐在北京市的部隊統率機關和軍兵種總部裏，他不過是個一般幹部。
如果不穿軍衣，你看不出任健是個師職幹部，用他老伴的話講“俺家老任就沒有人家領導幹部的那個氣質，不打扮像個村委會主任，打扮了像個農民企業家。”幾十年的軍旅生活，可能是與以前的工作性質有關，并沒有改變他不修邊幅的習慣，經常不是鞋帶沒系好，就是風紀扣沒扣上，别看他工作中得過很多獎勵，在軍人風紀方面卻挨過不少批評。
他檔案袋裏的兩個二等功和十多個三等功，大部分是在工程部隊施工時立下的，每一個軍功章裏都隐含着他一段非凡的經曆或一個感人的故事。他當班長時，所在部隊在祖國的大西北執行任務。一次冬季拉練，其他班都有數量不等的戰士程度不同的凍傷，惟獨他們班的戰士全都安然無恙。原來，他在行軍前就學了一些防凍保溫的常識，比如讓戰士們在腦袋上圍一條幹毛巾，護住耳朵、鼻子。休息時和戰士們用雪堆一堵擋風的牆，大家圍坐在一起，讓别人把脫掉鞋子的雙腳伸進他的皮大衣中取暧。在老百姓家裏的土炕上睡覺時，他把戰士們分成兩人一組，墊兩個褥子，蓋兩床被子，一個被窩兩頭睡人。那一年，他立了第一個三等功；他當連長時，工程團已調到南方叢林山地施工，濕熱的天氣使整天在山洞裏作業的許多戰士出現了“爛裆”，就是下身裆部皮膚紅腫、糜爛，奇癢無比，戰士的身體和工程的進度都受到很大影響。而他當連長的那個連隊，沒有一個爛裆的，原因是施工時他不讓戰士們穿褲頭，隻在腰裏系一塊白布或一條毛巾，并定時讓他們輪流對下身沖洗、通風，盡管經常發生“前邊露杆子，後邊露眼子”的現象，但戰士們身體都很好，個個像小老虎一樣，月月超額完成工程計劃。
在工程部隊工作很累，生活很苦，危險性也很大，任鍵和戰友們背誦得最多的兩條“最高指示”，一條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隊萬難，去争取勝利。”另一條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往往一項大的工程峻工，就伴随着一座烈士陵園的形成。完成任務和少死人，是任鍵當時的最大願望。有一次，爲了趕進度、争第一，他抱着風鑽不松手，三天兩夜沒出山洞，最後暈倒在石碴上。他的前妻是家鄉人民公社的一名話務員，成年見不到丈夫的面、成月收不到丈夫的信，孤獨和寂寞縱容她在接受一個副社長生活上關心的同時，也接受了他感情上的慰藉。任健在家鄉人民公社工作的一個好朋友毅然給任健寫信，反映了他妻子的種種不端。年輕氣盛的任鍵承受不了别人的風言風語，毅然與妻子離了婚，一歲半的兒子斷給了妻子撫養。
任健的家人後來告訴任健，他的前妻性格開朗，并不像他的朋友說的那樣風流放蕩，朋友最終的目的是想以“破壞軍婚”的罪名報複那位副社長，因爲副社長是他多年的宿敵。
離婚之後，任健才開始啜飲“後悔”這劑人間最苦的藥液。
離婚後的一段時間裏，任鍵思念兒子幾乎到了發瘋的程度，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拼命幹活以排遣愁緒，有時候他真希望一塊石頭掉下來，砸中自己的腦袋，一了百了。死神似乎忘記了他，盡管山洞裏每個月都有人走着進去，躺着出來，而他隻是身上多了幾塊傷疤。
與前妻離婚後的第二年，他與駐地附近一個生産大隊的民兵營長，也就是現在的老伴嚴萍結了婚，并且當年播種當年結果，十二月的最後一天，嚴萍爲他生了個女兒。
離婚後遠嫁他鄉的前妻拒絕了他給兒子的撫養費，并不讓他再見兒子，任健把全部的父愛都給了女兒。
任鍵沒有想到自己能活着離開工程部隊，也沒有想到自己能由山區到大城市工作，更沒有想到自己能當上後勤分部的副部長。在工程部隊工作了十多年之後，他從副團長的位置上被調進北京，當了某後勤分部的副參謀長，後來又被任命爲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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