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與薛向前有關的事情，當事派出所所隸屬的公安分局，在這天早上聽聞事情的最新情況、并且知道市刑警對正在進行進一步的調查之後，就沒有再介入此事，一切都交由刑警隊進行處理。
而對于何強等人的重新詢問，除了讓刑警隊的辦案人員、對薛向前多了一分感性認識之外，最大的收獲是‘何強提供的那本讀書筆記上邊的内容’。
那裏邊有關‘志異’書籍的筆記内容，是都被刑警隊做了專門的拍照。
因爲何強和史館長都特别的強調‘那三本志異中的一些皇家紀元，在曆史上并不存在’，這也讓辦案民警特别重視。
民警爲此專門走訪了本市出版界的一些權威人員，所得到的答案是:“從未聽說過有這三本書，也從未聽聞過‘有這與之相關的出版社’。”
史館長爲此還又聯系了他那個在出版局工作的朋友、進一步求證，請人家幫忙查一下這三本書的相關出處。
對方在認真的查證之後，回電話答複道:“查不到相關出版社的信息，也沒有人聽說過有那三本‘志異’。”
對方倒是懷疑‘史館長是不是誤聽了什麽傳言’，當聽說是史館長親眼所見、并且還翻看了其中的内容時，對方很是驚訝，一再要求史館長‘再想辦法借到這些書’，對方會專程來W市看看。
對方表示:“這種書的出現，有利于深入研究華夏的出版業曆史，而如果這幾本書有價值的話，還可以考慮進行重新翻印、服務民衆。”
他朋友的觀點是:“能夠發行出三本‘志異’的出版社，絕對不會是小出版社；居然還能夠不被人所知，這裏邊肯定有故事。”
對于這個案子本身，刑警隊當年的調查結論是:一、保險櫃沒有被撬盜的痕迹，二、各個門鎖沒有被撬盜的痕迹，三、各個外牆窗戶，沒有被人攀爬而入的迹象。
可能的物證被盜方式:一、所長可能就沒有放入保險櫃内，而是已經在下班時帶出派出所了；二、遇到撬鎖高手了，其可以悄無聲息的在撬開一系列鎖之後，再把物證取走離開。
對于其中的第一點，無人能夠證明‘所長是否把物證放入保險櫃’。
對于其中的第二點，值班民警卻堅稱‘在那段時間是沒有人從樓梯間上樓’；其他兩個民警也都表示‘沒有聽到過開、關栅欄門的生音’。
而且刑警隊也做過實驗：那道控制樓梯間的栅欄門、以及一層走廊處的那道栅欄門，在被打開和關上時，都會發出很大的響聲，隻要值班民警不是看書看的太入迷的話，是不可能聽不到開、關門的聲音的。
這裏還有一個疑點，如果竊賊确實是打開栅欄門後上樓的，其在得手離開時，完全不必要畫蛇添足的再把栅欄門關上，那樣會增加被發現的可能，畢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開、關栅欄門的聲音，就連坐在辦公室看書的民警C，隻要不是麻痹大意，就應該也能聽到。
至于薛向前的消失：隻能是認爲是從走廊的栅欄門離開的。
至于其出走方式，也是存疑：第一，就算薛向前是撬鎖高手，其可以撬開一系列的鎖、進入到所長辦公室去拿走物證，關鍵是他又怎麽能夠知道‘那物證是在那間屋子裏邊的保險櫃内’呢。
第二，在他開、關栅欄門時，那是更容易驚動值班民警和民警C，除非兩個民警都是他的同夥，而且就這還不夠安全，因爲開、關栅欄門的聲音，也有可能驚動正在休息的那個民警的。
這裏邊還有個悖論：其一、既然薛向前所要偷取的兩樣物證特别重要，那他又何苦要把那張假鈔拿出來顯擺呢，而且那假鈔雖然做工精湛，但按照銀行人員的說法:“那都算不上是合格的假鈔，因爲其與真鈔的差别太大，太容易被人一眼就看穿真假了。”
其二，如果薛向前知道那三本書真的隐藏着大秘密，他完全就沒有必要讓何強看他的書，那也就不會引出後邊的這些麻煩事。
不過對于薛向前身上存在的這兩點悖論，公安局内部在分析時，也有一種看法是認爲:“薛向前應該真的被那一摔而摔失憶了，後來在派出所内恢複清醒之後，才想起來去逃跑、去盜取物證。”
不過這種對悖論的猜測性解釋，依然回答不了那兩點需要‘存疑’的問題。
對于薛向前，刑警隊這邊還專門安排專業人士，根據衆人的描述之後，畫出薛向前的畫像去進行走訪，但始終沒有找到薛向前的蹤影。
對于派出所的四個當事人的調查結論如下:一、所長不能證明‘是否把物證放入到保險櫃内’，存在可疑之處，是物證被丢失的最大可疑之人；但隻憑所長一人，卻不能悄無聲息的把薛向前從走廊内放出來。
二、值班民警，其沒有發現有人開、關栅欄門出入，此是最大可疑之處，但其并沒有所長辦公室的鑰匙，也沒有保險櫃的鑰匙和密碼，其綜合可疑程度和所長相仿。
三、民警C，其在清醒狀态下沒有發現有人開、關栅欄門，存在可疑之處，但其是首先發現薛向前失蹤的人物，這又應該可以洗脫他的被懷疑；但焉知這不是他玩的套路呢，所以他也是被懷疑對象，但嫌疑度比之前兩位都低，而且僅憑他一人，也無法悄然送出薛向前。
四、那個睡覺的民警，按說他似乎可以置身事外，但隻要他睡覺睡得不是很死的情況下，他也應該可以聽到有人開、關栅欄門的動靜；而根據刑警隊的調查，此人在睡覺時還是很機敏的，外界稍有動靜他就會清醒，所以他也是可疑人物，隻不過在四人中，是嫌疑最輕的。
也有一種觀點，認爲‘有可能這三個當晚值班的民警是團夥作案’。
所長對這個看法是堅決抵制的:“咱們的隊伍中，不可能有這麽多的壞人。”
而根據調查顯示，三個值班民警的值班時間，是在事前就排好了，這也減少了三個值班民警都是壞人的可能性。
另有一種觀點認爲：“這四人可能就是個犯罪團夥。”
這個觀點是被主流觀點所不認同：“所長完全可以不用去保管那些物證，如果那些物證被交由民警B保管，盜取的難度也低，而且也不用讓所長承擔被懷疑的風險。”
可就算這種觀點占主流，可依然不能避免：“這或許就是這四人故意玩的渾水摸魚之計。”
公安局方面最後對這樁懸案所做的案卷彙總結論是:“嫌疑人薛向前身份不詳，其所持的三本‘志異’用途不詳，其所持假鈔的用途不詳，其從派出所内脫逃的方式不詳，保險櫃内物證被盜的方式不詳。”
這件案件在公安局偵查無果的情況下，國家安全局也介入了調查，但也是無法理順其中的種種不合邏輯的問題。
這樁懸案在随後一直被作爲秘密文件封存着，直到2000年才被解密，并且在爲公安大學刑偵專業的教材中，被作爲了經典的‘懸疑案例’供學生們研讨。
值得一提的是，銀行部門在這件案件發生之後，是一直在關注着市面上‘是否有同類型的假鈔再次出現’，可惜他們一直未曾再發現有同源的假鈔出現，而這也是這樁懸案在2000年得以被解密的原因之一。
至于與案件有關的各個當事人，因爲這個案件的遲遲懸而未決，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