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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商并重？”李虎馬上明白了範直昌的意思。、、

“對。”範直昌說道，“我們以農業爲基礎，以商貿發展來帶動手工業的發展，以手工業的發展來創造更多的财富，從而促進中土财富的增加。中土财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财富的時候就掌握了主動，就可以讓王國、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的财富都随着中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繼而形成一種利益上的平衡，達到國富民強這個最終目标，如此一來，我們的變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認爲，我們的變革策略應該是在确保農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這樣不但擺脫了‘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也緩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之間激烈利益沖突，緩和了官民之間的矛盾，從而确保朝廷的變革穩步推進，确保中土國力迅速增強并完成統一大業。”

李虎陷入沉思。

範直昌的變革是全新的，是他在書上沒有看到過的，也是曆代變革先賢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新辦法。

範直昌則滔滔不絕，繼續闡述自己的變革策略。這一次，他說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賦，說到了國之根本。

“從曆史上來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時候，土地兼并也是最嚴重的時候，土地兼并造成百姓無田可耕，百姓無法生存了，于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卻不是因爲無法生存。本朝爲防止難民暴亂，有完善的募兵和赈濟制度，确保人人都有一口飯，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亂寥寥無幾。”

“立國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順.起義，是因爲朝廷的茶葉專賣政策；前幾年宋江起義，是因爲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臘起義，同樣因爲專賣政策原因；河北起義，還是政策原因。所有這些政策都體現了一個特點，官與民争利。朝廷爲了增賦，橫征暴斂，把百姓逼得沒有活路了，這些人爲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買賣，土.地兼并是曆朝曆代以來最嚴重的一個時期，但百姓沒有爲土地嚴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機會，也沒有

爲此而造反，相反，他們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壓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順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莊園主，方臘是漆園的雇工，他們都不是耕地的農民，他們都是被朝廷爲增賦而實施的掠奪他們财富的财經政策逼反的。”

“王荊公變法，因爲受到舊黨的.百般阻擾，尚沒有走到官逼民反的嚴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對手全部趕出了朝廷，爲所欲爲，結果官逼民反。我們變革，也是一言堂，同樣沒有對手，總帥利用強悍的武力，可以強行推行各項變革政策，但危險性更大，稍有錯誤，必定引發一連串的事故，後果不堪設想。”

“總帥和朝中大臣在變革的時候充分總結了文荊.公和蔡京變法失敗的教訓，尤其在财經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憤，但到目前爲止，朝廷的财經制度改革都是撥亂反正，都是廢止蔡京新政的蛻變部分，基本上還在沿襲文荊公變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荊公變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雖然有助于朝廷改善财政危機，但效果不明顯，需要一段漫長的時

間。當年文荊公試圖立竿見影，步子邁得太大，失敗了；蔡京主政後，步伐不是邁得太大，而是打馬飛奔，結果一敗塗地。”

“兩人失敗的原因，歸究起來都是一個，财經制度.改革的失敗。本朝賦稅兩大塊，田賦，就是土地稅，在鄉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稅，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諸如身丁稅、官田稅都有限，要想增加賦稅收入，必須在田賦和商稅上想辦法。”

“本朝土地稅是.兩稅法，就是秋夏各征一次田賦。本朝土地數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并的情況下，田賦沒有增長的可能性，隻有想方設法堵塞瞞報漏報，确保田賦不減。”

“田賦沒有辦法增收，隻要在商稅上想辦法，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鹽鈔法，變‘交子’爲‘錢引’等等一系列掠奪制度，但這遠遠解決不了問題，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賦稅，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錢，胡搞一氣，結果官逼民反，新政失敗，蔡京也身敗名裂。”

“文荊公和蔡京的變法，單純從财經

制度上來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麽多，你不設法創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謂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創造财富。隻有一塊大餅，三個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兩個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這辦法行不通。退一步說，即使文荊公變法成功了，也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财政危機，遲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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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認同範直昌的觀點。

大宋财政危機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國庫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戰争等額外支出，财政随即無法維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設法少繳或者幹脆不繳田賦，如果我們從土地兼并問題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這個基本國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賦稅收入？”李虎問道。

“你這個想法蔡京試過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負責幹這個，這個辦法作用有限，就算我們抛開貪贓

枉法的因素讓官田數量增加了，但總體财富沒有增加，而且，它将嚴重影響糧食産量，繼而直接影響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範直昌這句話讓李虎很驚訝，“有這麽嚴重？”

範直昌點了點頭，“本朝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正是得益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這個制度一旦改了，賦稅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驟減。”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許農戶将荒閑田土開墾爲自己的恒業，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勵，這導緻農戶們紛紛向過去荒閑的水域、灘塗、沙地要土地，出現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動了土地墾殖數量的增加。這個制度如果改了，還有誰去開墾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農家庭還是大地主，都會竭盡全力将自己擁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對于小農家庭來說，主要是勤懇勞作、利用更爲先進的耕作技術及工具提高産量，以便養活自己，改善生活；對于大地主來說，不僅要在土地上進行規模化耕

作，以獲得最大收益，還要傾力投資以便把這份家産世代繼承下去。這直接導緻農業發展，糧食産量增加。如果土地都變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農夫們爲官府種田，還有多少積極性？官府又會在土地上連續投資以提高産量嗎？”

“土地兼并導緻租佃制出現，而租佃制對農業生産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地主有土地，将土地租佃給無地農戶耕種，雙方依照契約進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農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另外由于地主少、佃農多，有競争，使得佃農耕地積極提高，而地主因此獲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進了農業發展，提高了糧食産量，提高了農夫們的生活水平。”

“農業發展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随即出現。朝廷爲解決這一問題，積極發展工商、采礦、紡織、加工、運輸等行業，以幫助鄉村的剩餘勞動力生存下去，并确保國家的穩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農業發展陷入停頓甚至倒退，那麽我們拿什麽養活一億人口？土地是國之根本，土地制度更關系到國祚興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國家發展，爲什麽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還是文荊公，蔡京，沒有人對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質疑。”範直昌鄭重說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絕對不能改。”

“當然，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嚴重，它直接導緻貧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貧富懸殊更是可怕，由此導緻叛亂疊起。早年王小波、李順起義，檄文裏就提出要‘均貧富’，宋江、方臘起義同樣如此，但貧富分化不僅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還有其它各種原因，而解決貧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經制度，合理分配财富。爲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變革，但像文荊公、蔡京這樣變革顯然不對，雖然他們的初衷都是好的，他們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絕路，但結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總帥現在的變革屬于是撥亂反正，以換取民心。”

“撥亂反正的後果是賦稅銳減，賦稅銳減的後果可想而知，雖然現在朝廷的機構和官員大量精簡，廢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費用開支，包括京都擴建都停了下來，而軍隊僅保持在四十萬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戰争不斷，目前的賦稅收入隻能維持正常

開支，進行一統天下的征伐大戰絕對不可能。”

“我們在此情況下，繼續走文荊公的變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們必須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辦法就是農工商并重，在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增加總體财富的同時，進一步發展商業，然後在此基礎上修改賦稅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以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