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倫敦條約》全部飾約國在曆年 月引日前正式簽署“第三階段削減方案與監督規戈”全面銷毀核武器的第三階段、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工作正式展開，世界局勢得到極大緩解，就連一向鼓吹戰争的幾家美歐新聞媒體也相繼表示。能夠順利實施第三階段削減工作，将成爲人類和平的頭等大事。
當蔡。沒人敢忽視和平表象下的暗流。
曆年 月,日，裴承毅就拿到了由袁晨皓提交的戰争計劃書。
因爲離全體代表大會春節休會還有舊來天，所以裴承毅沒有急着找蔺慕勳，而是在詳細閱讀了這份不算詳盡的戰争計劃之後，在 月引日找到了顔靖宇，向國家元首彙報了相關工作。天之後的,月出日，也就是臘月二十九，裴承毅才給蔺慕勳打了電話，邀請軍事委員會主席到副元首官邸商量要事。
從時間安排上就看得出來。裴承毅沒有打算給蔺慕勳讨價還價的餘地。
當然，對于軍事委員會的主席，裴承毅還是得客氣一點，所以讓東方聞去安排了一頓還算豐盛的便飯。
與顔靖宇不同，裴承毅不喜歡搞花樣。這也算得上是避嫌吧。
像往常一樣，蔺慕勳沒有遲到，也沒有早到，在名點曆分。也就是剛好提前分鍾到達雷元首官邸。
兩人相見，隻一個眼神就明白了對方在想什麽。
裴承毅的想法自然不用多說。按照約定，他将以介紹戰争計劃的方式。讓蔺慕勳進入共和國的決策圈，從此确定蔺慕勳的政治地位。因爲受保密條例限制，加上在元首府的燒烤晚宴上早已商定，所以裴承毅不會提供完善的戰争計劃 ”也不會讓蔺慕勳帶着任何文件離開副元首官邸。
對蔺慕勳來說，一份戰争計劃顯然無法滿足他的胃口。
事實上，一個多月前，顔靖宇在燒烤晚宴上提出将戰争推遲幾年，要求軍事委員會給予全面支持的時候，蔺慕勳就對時局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在他看來，真正希望推遲戰争的不是顔靖宇，而是裴承毅。原因很簡單，作爲一個有野心、有抱負的國家領導人，顔靖宇至今沒有任何值得誇耀的功績，急需通過一場戰争來名留青史。可以說。對顔靖宇這種純真的政治家來說，因爲不存在其他生活問題，比如從來不會缺錢用、走到哪裏都有崇高地位、身邊總是有一大幫人，所以其最大的野心，實際上就是名留青史，成爲萬事敬仰的領袖。在這一點上，紀估國、趙潤東與王元慶都做得非常出色，就連顧衛民都留下了惠及千萬共和國公民的“青山綠水”而顔靖宇執政7年。除了炒冷飯之外，沒有任何可以讓人記住的功績，不能不說是個大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顔靖宇肯定希望像當年的王元慶那樣，率領共和國取得一次大勝。
問題是，條件與時局都不成熟。
換個角度看，站在裴承毅的立場上，自然不存在這些問題了。
雖然按照共和國現行政治制度，加上顔靖宇正在大力推行的第二次政治改革，到曰年的時候，裴承毅不一定能夠成爲國家元首。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兩年多之後，隻要裴承毅願意，幾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成爲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很多人看來，裴承毅不缺戰功。甚至可以說，除了開國元勳之外，裴承毅是共和國曆史上立下戰功最多的領導人。輔佐3個國家元首，指揮共和國軍隊打赢了砌大規模局部戰争。
問題是，在下一場戰争中。共和國需要一位像裴承毅這種富有軍事經驗的國家領導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正是顔靖字不顧個人得失，在目年與裴承毅搭檔參選的根本原因。
能夠成爲國家副元首，足以證明裴承毅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領導人。
如此一來，在國家有需要的情況下，他棄定不會避讓與推辭，會像在戰場上那樣，挑起最沉重的負擔。
從這個角度出發，裴承毅有足夠的理由說服顔靖宇。
當然，蔺慕勳不可能不知道裴承毅推遲戰争的原因。
前面已經說過，作爲三堅集團前任董事長，也是自蔺彥博之後的第二位董事長，蔺慕勳對共和國軍事工業體系的了解程度甚至在裴承毅之上，由此，他對共和國國防辦量建設的情況也了如指掌。
可以說，讓裴承毅決定延遲引發戰争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戰争準備遠未到位。
雖然從洶年開始，共和國就加大了國防建設投入。甚至一度将國防建設當成頭号大事來做，但是作爲一個正常的國家，特别是在法制較爲健全的情況下，除非國家進入戰争狀态，不然中央政府不可能爲所欲爲。别看這幾年間，國防開支年年攀升，軍費在中央政府财政預算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可是真正用來采購武器的汽小；，增長最快的是軍人福利與基礎軍事設施建叫，在共和國的國防開支中，大約溉變着花樣回到了社會上，如果算上用于軍事科研的費用，那麽國防開支中的島都用在了與軍事采購無關的方面，隻有大約硼用來采購新式武器裝備。當然。這個比例并不低，隻是比起美國高達慨的采購費用來說，就算不了什麽了。
當然，這種奇怪的軍費結構，還得從實體經濟說起。
前面已經提到，早在口年之後，全球經濟再次出現了生産過剩的問題。作爲實業家的蔺慕勳，更加清楚經濟問題在哪。歸根結底，就是以共和國與美國爲首的衆多國家，參與了太多的地區性戰争，非正常開支過多，導緻消費市場萎靡不振。
拿共和國來說，根據共和國當局公布的數據，在秘 年的時候，政府收入就占到了國民生産總值的概。相當于拿走了一半的社會财富。雖然與引世紀初相比當時共和國的政府收入占國民生産總值的猕左右，國民工資性收入僅占猕多，的年代時。共和國已經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都以二次分配的方式，即以公共福利的方式返還給了納稅人，比如在秘,年的财政開支中，公共養老、公共醫療、公共教育這“三公”預算就多達刃萬億元，約占政府總開支的4夠，如果算上用在科研、赈災等方面的開支，公共支出占了大約旦紹。但是從經濟學上講，二次分配的意義遠沒有一次分配明顯，必然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影響。更重要的是，共和國是一個幅員超過心。萬平方千米，人口四乙的超級大國，根本不可能像北歐國家那樣，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福利社會。對共和國來說。加強市場體制才是強國的正途，因此政府必須降低對經濟的影響，也就是減輕賦稅，讓民衆能夠獲得更多的勞動成果，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當經濟出問題的時候，就很難通過行政手段解決了。
或者說，行政手段隻能延遲經濟危機的到來，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
正是如此，在共和國與美國于函年左右紛紛加大軍費投入，并且擴大财政赤字的時候，就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爲，兩個超級大國是在變着花樣推行“凱恩斯主義”即通過赤字開支促使貨币貶值，由貨币貶值拉動通貨膨脹，再由通貨膨脹來推動社會消費。當然，爲了使這一系列的政策産生效果。還得通過擴大軍火生産、提高軍人福利、加強軍事科研等方式把錢送入消費市場。讓民衆有錢可用。到底是提高軍人福利、還是擴大軍火生産，就得看政府是在爲誰服務了。用幾家歐洲新聞媒體的話來說，擴大軍火生産，實際上是把錢送給了軍火利益集團，雖然這能幫助軍火産業工人提高收入，但是真正的獲益者不是普通大衆，而是少數資本家，而且這麽走下去，隻會使經濟環境進一步惡化，導緻國家最終不得不依靠戰争來消耗剩餘物資。提高軍人福利産生的效果則截然相反，真正的獲益者是軍人、以及在軍人身後的廣大普通大衆，而且會将政府投入直接轉化爲消費動力。使社會經濟逐漸向好。最終擺脫危機。
因爲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采用一種辦法，所以隻能由倚重來判斷政府的政策。
由此可見，共和國當局一直在努力解決經濟問題，并且希望由此阻止戰争。與共和國當局相比，美國聯邦政府似乎更加希望用戰争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延遲經濟危機。爲世界多創造幾十年的和平。
當然，從長遠上來看，戰争不可避免。
如果從長遠來看，共和國當局立足于打大仗與狠仗，并不指望在戰争初期一舉打垮對手，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持久消耗戰的心理準備。與共和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美國當局的做法隻能說明，美國的利益集團對美國的信心不足，希望在戰争初期獲得絕對優勢，一舉打垮共和國，迅速取勝。
客觀的講，這也是雙方無法回避的問題。
不管怎麽說，作爲一位成功的商人，以及曾經管理過擁有幾十萬員工的全球第一大企業的商界領袖。蔺慕勳不可能不知道，正是共和國的基本情況，特别是基本政治環境與基本經濟情況，讓共和國當局沒有從一開始就拼盡全力做戰争準備。而是爲和平留下了最後一絲希望，并且爲之做出了努力。
直接結果就是，到曆年初，共和國的戰集準備并不充分。
如此一來，在全世界都認爲共和國将主動挑起戰争的時候，顔靖宇與裴承毅才不得不給全體代表大會的主要代表做思想工作，讓這些渴望戰争、或者說渴望從戰争中獲得好處的代我們能夠高擡貴手。
同樣的原因，蔺慕勳沒有站到顔靖宇與裴承毅的對立面上去。
從某種意蔺慕勳要求裴承毅提供戰争計當”不是在爲難裴承贊，在爲國家考慮。不管怎麽說，作爲軍事委員會主席，蔺慕勳的首要效忠對象不是住在元首府與副元首官邸的中央政府領導人，而是全體代表大會的所有代表，以及選出這些代表的民衆。雖然蔺慕勳相信以裴承毅的才能，以及共和國國防部的能人志士。不可能搞不出一套完善的、能夠讓人看着舒服的戰争計刮。但是在看到這樣的戰争計刮之前，蔺慕勳必須先打上一個大大的問号，并且多留一個心思。
可以說，蔺慕勳代表的。也正是共和國新一代政治家的基本價值觀念。
在力年前，也就是王元慶的時代，還真沒有幾個代表懷疑過王元慶的決策，在絕大部分時候，全體代表大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儀式化的機構，要做的，隻是通過審議與表決讓元首府與國務院的決策獲得法律效力。在舊年前，也就是顧衛民的時代，因爲經曆了一次不那麽成功的戰争、并且在衆多國際問題上遇到了麻煩。所以全體代表大會的代表明白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元首與總理也是常人，也會犯一些低級錯誤，而全體代表大會存在的重大價值之一就是不讓元首與總理犯的錯誤對國家産生重大負面影響，利用立法權把好最後一道關。到了現在，代我們追求的不再是獨立思想，而是一種責任，一種對國家、對民族與對選民的責任。
說得狹隘一點，蔺慕勳必須爲三堅集團、中重集團、中航集團、以及其他衆多集團的數百萬投他選票的工人負責。
事實上。在此之前的許多時間内，蔺慕勳一直堅持這一原則。
比如在溺年的中央财政預算審議工作中。蔺慕勳就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建議，即将裝備研發與采購費用的比重由礎提高到糊，以确保正在進行的幾個裝備項目能夠獲得足夠的資金。當時。蔺慕勳隻提出了一個理由，即這些裝備采購項目關系到了共和國軍事工業、資源産業、制造業、運輸業等衆多行業的大約 出萬名工人的切身利益，如果不對預算案進行調整，至少會導緻力萬工人失業，以及大約勞萬工人的收入降低。正是如此。在全體代表大會的審議階段，幼多名代表聯名支持，要求國務院與國防部調整國防預算的分配方式。到了第二年。蔺慕勳直接提出以增加國防預算的方式來增加裝備采購費用，确保更多的工人能夠獲得工作機會。
總而言之，蔺慕勳首先考慮的是支持他的選民，而不是政府，甚至不是國家。
實際上，如果每一個代表都這麽做，就不會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從理論上講，國家的主體就是民衆，而民衆的主體就是擁有選舉權的公民，也就是所謂的選民，所以保護選民的利益，實際上就是保護國家的利益。從根本上講，這也正是民主政治體制的基礎，是民主制度的根本所在。
換個角度看，蔺慕勳這樣的政治家，正是政治改革的産物。
正是當年王元慶推行政治改革時所說的話，政治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屬于人民的歸還給人民。讓人民獲得當家作主的權力，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主人。
體現這句話真實含義的，正是人民選舉的代表能夠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法，而不是站在國家的高度上說法，更不是替政府思考問題。
一定要爲蔺慕勳這樣的代表給出一個定義的話，那他們的出現。才真正證明了政治改革的成效。可以說，隻有當這些由全國民衆選舉出來的代表能夠爲民衆的冷暖、爲民衆的悲喜考慮，并且利用手裏的權力爲民衆争取利益的時候。王元慶終其一生推行的政治改革才算收到了成果。
當然，這種進步，或者說這種蛻變并不是一下到來的，而是漸漸到來的。
事實上。早在蔺慕勳之前就有很多代表做過類似的事情，不然在此之前的力年間，共和國也不會出台那麽多與民衆生息有關的法律，并且讓那麽多的法律得到落實，讓民衆的利益得到保障。
也就是說，蔺慕勳等人隻走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說直接一點，那就是在關系到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作爲民衆選舉集來的代表敢于質疑元首府與國務院的決策，敢于讓元首府與國務院出來擔責。也敢于爲此擔負起應有的責任。
這絕對不是一小步，再是一大步。
正是如此，蔺慕勳才如此重視這次的事情，要求裴承毅給出一個能讓他、以及讓衆多行表滿意的答案。
同樣的，裴承毅也正是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才如此鄭重。
隻不過，在這場博弈中。手握大權的國家領導人自然擁有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