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卿布魯德林不用多做介紹，cia新任局長湯馬特别值得一提。
按照美國的相關制度，cia局長不屬于内閣成員，新任總統既可以在就職前向國會提名新的cia局長，也可以沿用cia局長，或者在任職期間重新任命cia局長（需得到國會批準）。一般情況下，新任總統都會在就職前後任命新的cia局長。
韋斯特伍德在就職前提名喬治皮爾斯爲cia局長，獲得國會批準。這位倒黴的cia局長上任後不到1年，日本爆發“政變危機”，cia遭到牽連，不得不主動辭職。随後在韋斯特伍德的支持下，湯馬驷出任cia局長。
湯馬驷創造了cia曆史上的很多個“第一”，比如是第一個非情報人員出身的局長、第一個沒有大學學曆的cia局長等。在這些“第一”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其“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以及在中國生活了25年的經曆。
5歲時，湯馬随父親前往中國，在中國生活到30歲，才回國工作。
25年，除了讓湯馬驷能說一流利的普通話與上海話、取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名字之外，還讓他成爲了美國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回國之後，湯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國際戰略研究所”擔任中國問題研究員，專門替政府部門、國會機構、軍方分析處理與中國相關的問題。也正是這份工作，讓湯馬在歲以前認識了包括韋斯特伍德在内的衆多美國政界名流，獲得了進入政壇的機會。
提湯馬任cia局長時韋斯特伍德向國會議員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隻有像中國人那樣思考問題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國人的想法。雖然無法确定這句話對國會批準湯馬擔任cia局長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句話肯定了中國問題在cia日常工作中所占的分量。
湯馬驷上任後做的第件事情就是平息“政變門事件”。
1年來馬成功處理了多其情報事件:力得到肯定。
用外界地話來說。在韋斯特德地内閣成員中。湯馬驷地影響力僅次于布魯德林。
“多迹象表明。中國情報部門在最近加強了對日本地情報搜集力度。”大概在中國生活得太久。用詞時馬會偶爾用一些漢語詞彙。比如說到國家名字地時候直用地是漢語。而不是英語。
最初。韋斯特伍德與布魯德林都不大習慣。久而久之。兩人也習以爲常。不再覺得奇怪。“更多地迹象表明中國提高了對日本地防範與警惕。大概認爲日本會采取某些過激舉動。”
“過激舉動？”布魯德林冷笑了一下“日本什麽時候溫和過？”
“不是以往地問題。而是新地問題。”湯馬沒有跟國務卿較勁“上個月下旬。中國元首曾經在夜間前往總參謀部聽取工作報告。雖然新元首有在夜間聽取工作報告地習慣是在其前往總參謀部之前。很可能從情報部門、準确地說是從軍情局長那獲得最新情報。随後總參謀部舉行了一次多兵種計算機模拟對抗演習。演習地具體内容還不清楚。隻能肯定與元首突然聽取工作彙報有關。此舉表明。中國很有可能啓動了戰争倒計時。正在積極準備與日本開戰。”
“會很快打起來嗎？”韋斯特伍德問得很直接。
“誰也說不準，在中國的謀略裏面，戰争往往是最後才會考慮的手段。”湯馬聳了下肩膀。在某些方面，他仍然與普通的美國人很相似。“雖然獲得的情報非常有限，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與日本的關系非常微妙。‘四方談判’開始以來，中國一直在日本‘核問題’上做文章，多位高層領導在各種場合表達出對日本擁有核武器的厭惡與反感。東方的思想觀念與我們有很大區别，更加含蓄、更加内斂，不喜歡用直接方式表達對其他人或者某種事物的感受與感情。在我們看來，‘厭惡’與‘反感’是很普通的情緒，我們可以對一切不滿意的事物感到厭惡與反感，但是在東方的思想觀念中，‘厭惡’與‘反感’已經是非常強烈的情緒，甚至是嚴重不滿情緒的直接表現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中國向日本發動戰争的威脅等級提高一些。”
“不是一些，而是肯定。”湯馬淡淡一笑，說道，“東方世界，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講的都是一個‘和’字。按照字面意義，我們可以将其理解爲‘和平’、‘和睦’等等，更貼切的說，‘和’是東方思想
組成部分，表達的是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平共~則。在東方詞彙中，‘和’與‘戰’是一對反義詞。由此理解，當中國領導人對日本表達出‘厭惡’與‘反感’情緒的時候，戰争就不遠了。”
韋斯特伍德皺起眉頭，朝國務卿看了一眼。
“如果中國準備對日本開戰，會怎麽做？”
“這就是最關鍵的問題。”見到總統與國務卿都開始重視，湯馬驷來了精神，“中國自古以來就講求‘出師有名’，不興‘無名之師’，用我們的思維來理解，就是在出兵之前謀求一個正當的、充分的理由。事實上，中國一直在這麽做。從第四次印巴戰争開始，中國在參與每一場戰争的時候，都尋求了充分的戰争理由。在東方世界，決定戰争勝負的關鍵因素不是實力，而是‘道’。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我們常說的‘正義’。東方思想觀念中，正義的一方必将赢得戰争的最終勝利，非正義的一方必然失敗。由此可以斷定，中國領導人不但要爲戰争尋找理由，還要讓中國成爲正義的一方。
”
“正義是可以創造的？”布魯德林很是不解。
“在我們看來，‘正’是公理，不是由誰創造的。可是在東方世界，‘正義’是一種勢态，将随時間、地點、敵人等等因素發生轉變，因此‘正義’不是公理，而是某種可以利用有利條件創造的有利态勢。創造‘正義’的過程，就是東方觀念中的‘謀略’。”湯馬稍微停頓了一下，說道，“或許在我們看來，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而在東方世界，‘對’與‘錯’既是事物的正反兩面，又是一個相對概念。沒有絕對的‘對’，也沒有絕對的‘錯’，隻有在某種時期、或者某中局面下才存在‘對’與‘錯’。”
“你的意思是，中國會想方法的将日本逼入絕境，讓日本成爲非正義的一方。”
湯馬驷點了頭，說道：“這正是中國領導人甯願花上幾年時間布局，也願意趁半島戰争取勝後的有利局面向日本開戰的根本原因。”
“關鍵是，中國會怎麽做？”魯德林問得很直接。
“目看來，隻有一個地方能夠滿足中國主動向日本開戰的所有條件。”湯馬故意賣了個關子，說道，“如果日本插手中國内政，對中國采取實質性的侵略行動，中國就是戰争中正義的一方，中國領導人也會……”
“台灣？”布魯德林打斷了湯馬的話。
湯點了點頭，承認了布魯德林的猜測。
“日本會這麽做嗎？”韋斯特伍德問得更有深度。
“問題就在這裏。”湯馬似乎對總統的反應速度非常滿意，“雖然日本推行了上百年的西化政策，但是從本質上講，日本是東方國家，深受中國思想文化影響。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村上貞正是一個非常精明的領導人，不但讓日本成爲了有核國家，還多次率領日本避開危機。村上貞正不可能不清楚插手台灣的嚴重後果，但并不表示村上貞正會回避危險。按照東方的價值觀，既然‘正義’是可以轉變的東西，也就有可能使日本成爲正義一方。”
“也就是說，村上貞正有可能冒險？”布魯德林對湯馬驷賣弄學問非常反感。
湯馬驷點了點頭，說道：“日本早已通過《周邊事态法》，并且将台灣納入了‘周邊地區’。如果台灣出現動蕩，日本可以據此出兵幹預。站在村上貞正的角度，這就是正義。當然，站在中國的角度，不管日本有什麽樣的理由，隻要日本向台灣派兵，日本就是侵略者，就是非正義的一方。”
“當雙方都認爲自己是正義的一方，戰争就會爆發。”韋斯特伍德做了簡單的總結。
布魯德林看了眼總統，對cia局長說道：“照你這麽說，雙方都在爲戰争做準備，都在積極推動戰争……”
“也不能這麽說，在東方世界……”湯馬驷遲了一下，改口說道，“現在開戰，對日本極爲不利，村上貞正很有可能隻想利用台灣牽制中國，讓中國不得不放棄向日本開戰的想法。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具備一個前提條件。”
“我們卷入台海戰争。”韋斯特伍德說出了cia局長要說的話，“看來，我們一直低估了日本的能力。”
“不管怎麽樣，我們不能再次與中國爆發軍事沖突。”
總統沒有表态，卻明顯支持國務卿的主張。
美國确實不能與中國爆發直接沖突，美國承受不了戰争的慘重代價！(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