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三人中最早的來到中國澳門的韋斯汀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年時間，最短的駱尼閣也有十五年時間，他們三個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韋斯汀甚至還會說廣東的粵語和南京官話。在這個時代，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耶稣會傳教士可是比七八十年後踏着他們的舊迹走進中國的後輩們要高尚的多。因爲這個時代的傳教士隻是很單純的傳教士，沒有那麽多的鬼鬼道道，至少他們的心沒有那麽‘大’。
西方傳教士在滿清開國初期經曆了南懷仁、湯若望幾人的短暫輝煌之後，随着康麻子的龍顔大怒頓時損失嚴重，等到雍正初期的二度禁教來到，耶稣會幾乎全面退出了中國地方，除了澳門這個巢穴外隻剩下北京城裏還有點顔色。到了乾隆中葉，耶稣會也遠遠沒有恢複起原先的勢頭。
但是你不能不說這些人的韌性絕對是一流。随着乾隆時代的到來，中國對于耶稣會關閉的大門又緩緩露出了一絲縫隙，成際理、梁弘仁、魏方濟、【奧地利籍】南懷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縣、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蕪湖縣、滁州直隸州、泗州五河縣等六個府州縣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衆；與西洋傳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蘇海門、池州石埭教徒沈容各赴湖北谷城傳教。
當沈容在偏僻沒落的谷城沈垭教堂重新揮灑耶稣會的榮光的時候，前有石若翰、南懷仁，後有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耶稣會的傳教士接踵而來，并且真的在湖北襄陽府的谷城重新站穩了腳跟，鼎盛時候會衆多達千人。但這一切随着陳鳴的崛起，随着複漢軍對湖北的進攻，一切飛灰湮滅。
谷城當地對耶稣會十分仇視的地主豪強，在複漢軍到來之前，就驅除了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和沈容、劉濟源等人，他們依仗着自己手中武裝起來的佃戶，後者無奈之下隻能逃避襄陽城。
陳鳴在兩度屯兵襄陽的時候，絕對不會想到襄陽城中赫然還有一批傳教士和信徒。
現在複漢軍主力部隊南下了，隻在武漢三鎮留下一小部分人在跟清軍對峙，湖北中西部的廣大地區的混亂和無秩序，随着時間的推移，也慢慢消散了。
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三人立刻決定走人。因爲襄陽城實在讓他們感到厭煩，在待在這座城市的幾個月時間裏，他們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一絲關照，駱尼閣差點都要病死了。這座令他們厭惡的城市裏那些愚昧愚蠢的醫士，竟然因爲駱尼閣教士是外國人而視爲妖邪，拒絕爲這位天主真誠的仆人診治。
駱尼閣是命大，被懂得一星半點兒中醫的劉濟源給瞎貓撞上死老鼠的救活了。可在這三位傳教士的心中，整座襄陽城都是邪惡的。
所以，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對襄陽這座城市毫無一絲的留戀。如果有選擇，他們一刻鍾都不想在襄陽城待下去，但是他們沒有選擇。
有中國鞑靼人的官方軍隊在駐守的襄陽城是小半年來湖北最爲安全最幸運的所在。沒看到荊州和武昌都淪陷了麽。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三個在中國待了這麽長時間，可是很清楚駐防八旗将軍與總督大人的權勢的，更知道這兩座城市的影響力和重要性。
畢竟一個香山縣的縣令都能對着澳門吆五喝六，葡萄牙人對于兩廣總督和廣州将軍的權勢，認知非常非常的清晰。
當他們一行遠離了襄陽城池之後，一連串的抱怨從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三人口中噴出。當然，這三位也都是要體面的人，再噴也不會破口大罵。抱怨與咒罵是兩回事。尤其是當着沈容、劉濟源等人的面。
細雨之中，一天的時間并沒有讓他們趕多遠的路。
幾個月的兵荒馬亂，用去了他們太多的錢财，從襄陽城出來的他們隻買了兩輛驢車。所以他們走不快，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沈容和劉濟源，五個核心加上十多個虔誠的信徒，小二十人不是兩輛小驢車可以承載的。兩輛小驢車内裝載的更多是帳篷、鋪蓋、糧食和衣物。
從襄陽城一路南下，他們也正式見到了戰争帶來的破壞。韋斯汀他們可是很清楚這個時代中國的富饒的。這個人口比整個歐洲都要多的帝國，每一個呼吸之間都能創造出巨大的财富。
當他們從澳門來到江南，那是人間天堂；當他們從江南來到安徽，所到的地方又是安徽最爲富裕的皖南和長江一線，最後他們來到谷城，這裏的沈垭教堂位于谷城縣城西一百五十裏遠，與房縣接壤，座落在龍鳳山、磨盤山、銅鑼觀三山鼎立的茶圓溝盆地西沿，是中國曆史最爲悠久的一神教教堂之一，也是整個襄陽最貧窮的地方之一。但即使如此，這裏的人也多能吃飽穿暖。把這裏的窮人跟西方的窮人比起來，怎麽看都是中國人的生活更美好一些。
明朝末年就有耶稣會傳教士開始在谷城傳教，一神教作爲一種外來的宗教文化，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産生了激烈的矛盾和沖突。雍正元年末，禮部奏請在全國禁止天主教獲準，除在京爲宮廷服務的侍士照舊供職，允許在京進行宗教活動以外，其餘傳教士皆被勒令回國。二度“禁教令”頒布後，沿海各省率先禁止傳播一神教，遂後，内地也大肆搜捕一神教徒。可以說，正是由于清廷的“禁教令”，使一神教在大城市無法立足，卻在谷城沈垭這個荒僻之地辛苦堅持了下來。
這也是爲什麽會有傳教士到谷城，爲什麽沈容會不辭千裏的跑來傳教，耶稣會在沈垭這地方本身就有根基。而陳鳴爲什麽沒聽說過這件事呢？沈垭太偏僻了。甚至說在複漢軍大兵壓境的時候，韋斯汀他們被地方上的鄉紳地主轟走，爲什麽不見官府介入，哪怕隻是發出一絲聲音，也是因爲沈垭太偏僻了。距離縣城竟然一百五十裏，完全湮沒在大山之中。
“不知道中國的叛軍對于主是什麽樣的态度。”
乾隆時代開啓之後，清政府對于傳教已經放松了嚴禁的尺度，但三十多年過去了，清政府卻依舊沒有一絲一毫要公開廢除禁令的迹象，這讓不少傳教士十分的失望。
“不要去自尋死路。鞑靼人的帝國擁有無可匹敵的财富和力量，這些反叛者可以盛行一時，但他們盛行不了一世，他們終歸會被鞑靼人剿滅。”
“千萬不要涉入進去，安德略。”韋斯汀叫着駱尼閣的名字。“你要記得，上帝的榮光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隻剩下最一絲光明。如果因爲我們的過失而讓上帝的榮光在這片土地上徹底的泯滅，我們的靈魂将永遠沉淪在罪孽中……”
“不用擔心，韋斯汀，我隻是這麽一說。不會魯莽的付之以行動的。”駱尼閣是恨屋及烏，他萬分痛恨襄陽城裏的官府，所以他也痛恨起來了鞑靼人的統治。但他的頭腦很清晰，他很清楚清帝國的強大。
嗯，在西方人眼中，财富就意味着強大。因爲在西方，隻要你有錢就不愁買不到你想要的任何東西。西方人真的一點都不了解中國武備上的落後嗎？兩邊貿易持續了那麽久。可這個時候的西方人始終視清帝國爲一個龐大強大的帝國。
這更多的或許是一種認知上的錯誤吧？就像拿破侖說的：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
這實際上是要聯系拿破侖接下的話的。滑鐵盧戰役的徹底慘敗後，拿破侖被迫退位，不久被英國軍隊押送到遙遠的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監禁起來。在他被監禁的第三個年頭，阿美士德——繼喬治·馬戛爾尼之後又一位出使中國的英國外交家，垂頭喪氣地從中國返回。在回國途中，他正好經過聖赫勒拿島。當阿美士德聽說這裏正關押着名震世界的拿破侖一世時，很想見一見他，聽聽這位傳奇人物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在征得小島總督同意後，阿美士德見到了這位昔日的皇帝。阿美士德講了自己在中國的經曆，認爲隻有通過戰争敲開中國的大門，才能使中國的統治者明白打開國門對雙方都有好處的道理。當時，拿破侖對英國的做法充滿了蔑視，他對于英國用戰争解決問題的提法發表評論說：“要同這個幅員廣大、物産豐富的帝國作戰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接着說：“開始你們可能會成功，你們會奪取他們的船隻，破壞他們的軍事和商業設施，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會思考；他們會建造船隻，用火炮把自己裝備起來。他們會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倫敦請來，建造一支艦隊，把你們打敗。”阿美士德反駁說：“中國在表面強大的背後是泥足巨人，很軟弱。”但拿破侖認爲，中國并不軟弱，它隻不過是一隻睡眠中的獅子。“以今天看來，獅子睡着了連蒼蠅都敢落到它的臉上叫幾聲。”拿破侖接着說：“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爲之震動。”這句話出自拿破侖之口後，産生了極強的轟動效應，“一隻睡着的獅子——中國”迅速傳遍了歐洲和世界。
可這句話的本質意義是什麽呢？
不是中國要經過‘覺醒’才強大，而是中國本身就擁有極強大的實力，他們隻需要‘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倫敦請來，建造一支艦隊’，就可以了！
歐洲人就是這種價值觀點，拿破侖如此看待中國，并不是他一個人目光如炬，而是他的觀點本身就代表着相當多的歐洲人的價值觀。
隻要有充足的财富，你就能擁有一切。拿破侖說起這句話的時候，肯定想到了自己帝國後半期财政上的棘手，而對中國的富饒充滿了羨慕。他并不了解清帝國真正的國情，所以在他死後二十年，英國人就通過戰争打開了中國緊閉着的大門。
韋斯汀、河彌德、駱尼閣三人現在的看法跟還未出生的波拿巴·拿破侖沒什麽兩樣。對比複漢軍真的推翻鞑靼人的帝國，他們的内心中更認爲清帝國會最終鎮壓下這場叛亂。即使是駱尼閣這個對清政府充滿負面情緒的人。
“聽說叛亂者的大炮很厲害，或許鞑靼人的皇帝需要第二個南懷仁，第二個湯若望……”
“那就上帝保佑。主的榮光會照耀這片大地，我們的處境會迎來巨大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