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勳坦然答道：“爲時儒多言道德，而諱稱利，然國無利而不可存，故乃發他人所未發也。若皆先賢餘唾，勳言之何益？”不是我不講道德，問題這社會上開口閉口都是道德的家夥太多啦，他們把該說的全都說完了，所以我無謂再展開這一命題，幹脆隻講講被他們所忽視的利的問題算啦。
魏諷聞言，微微一愕——很明顯他沒有料到是勳會給出這種答案來。本來儒家多論道德，少談利益，這屬于政治正确，結果是勳一提到相關國家之事，就光說利了，很少言德，那魏子京當然要趁便打問一下啦——你是輕視道德嗎？是認爲利益在道德之先嗎？
當然啦，對方是積年的經學家，不是這麽容易就給轟敗的，在魏諷想來，是勳有兩種可能的回答途徑：一，就是撇清，說我不是沒提過道德，隻是口耳相傳，被你的什麽鄉人給傳歪了而已；二是矯情，說利益也如何如何地重要，故此不可不言也。沒想到是勳卻玩了一招“如封似閉”，四兩撥千斤，話裏根本沒有漏洞可抓，也根本沒表露任何個人傾向。
任覽忍不住插嘴問了一句：“然則是公以爲義利孰先？”
魏諷斜眼瞟了瞟任覽，心說好朋友你這話問得不但無理，而且無禮。說無理。儒家崇尚道德。身爲儒者。誰會說利在義先啊？說無禮，你既然這麽問，不就是懷疑是勳把利益放諸道德之上嗎？人好歹是經學大家，就算懷疑他的品行和理論，也該拐個彎子，曲折委婉而言才是啊。
是勳倒是并不以爲忤——他身份擺在這兒，大庭廣衆之下跟個小年輕置氣，實在有失涵養——于是繼續含糊其辭：“何所謂先後耶？從之而遊。先生在前，弟子在後；涉事臨難，弟子在前，先生在後。利者溫飽也，義者存心也，各有所長，因事制宜。豈有君不言利，民不果腹，而乃能義之乎？”
學生跟着老師出門，當然是老師走前面。學生走後面，可是碰上什麽危難。難道學生也要往後縮嗎？脫離實際情境，又怎麽可能奢談先後？倘若君主不肯言利，使老百姓都吃不上飯，那還能夠教化他們，齊以道德嗎？
他就多餘說那最後一句，任覽自以爲揪住語病了，當即反诘道：“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何君之不言利而不能義之乎？”
《論語》上記載說，子貢向孔子求問爲政之道，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有這三條就足夠了。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我要是沒法全都辦到，那麽先舍棄哪一條合适呢？孔子說：“去兵。”可以把國防問題先放一放。子貢三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剩下兩條先扔哪條好呢？于是孔子說：“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子的意思，貌似是說餓肚子不要緊，隻要老百姓信任君主，願從教化，那就一切ok啦。因此任覽便問，這不是和您的說法背道而馳嗎？究竟是孔子錯了，還是您錯了？
是勳一撇嘴，忍不住哂笑道：“甚矣，汝之不悟也。設民不信，何以足食、足兵？安有民信上者，而不得食且國不強者乎？孔子以仁愛教化，豈欲使民皆餓殺耶？”你是想說孔子不怕餓死老百姓吧？那他還能夠自诩仁德，爲百世聖賢之祖嗎？
任覽吃了一個癟，答不上話來，隻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魏諷。魏諷心說誰讓你把話題給帶偏的，而且還妄引聖人之言？老朋友啊，腦筋和嘴皮子不夠利索，那就老實跟一旁喝酒吃菜吧，且聽我跟是勳好好對答幾句。當下深深一揖，姿态倒是擺得挺低，問是勳道：“前歲魏王下舉賢之令，是公知否？”
是勳心說這不廢話嘛，前年我還在做着魏國中書令，國家法令，理論上都必須由我中書草拟，即便是曹操親筆，或命秘書、門下拟就的旨意，也得過我們一道手審核呀，我怎麽可能不知道呢？當下也不作答，隻是微微點頭。魏諷說了：“諷能默誦其要，是公請聽，得無錯訛否？”
于是就開始背文章：“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闾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是勳還沒回答，旁邊兒陳祎先說了：“子京博聞強記，應無錯漏。”
這篇文章，史稱《求賢令》，曹操首次提出“唯才是舉”的口号，要求各地舉薦賢才，不必拘泥道德品質、士林風評，光看有沒有本事就成。在原本的曆史上，此令頒布于建安十五年，對應這條時間線，那應該是明年的事兒。不過曆史已經改變，曹操的勢力膨脹速度增快，所以人才匮乏，這道旨令也就提前三年出台啦。
不過随即陳群建言九品中正，是勳創建科舉，倒是比較圓滿地解決了人才匮乏問題，爲此曹操會不會再跟原本曆史上似的，數年後再下《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和《舉賢勿拘品行令》，那就不好說啦。
魏諷所以背誦曹操這篇《求賢令》，他所提出的問題是：“我漢以孝治天下，天子之号冠矣（漢朝皇帝的谥号大多帶個“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靈皇帝。等等）。且重道德。故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子廉吏，用之于今……”說到了中正制也好，科舉制也罷，那隻是魏國的仕宦新規而已，正經漢朝仍然由各地方長官推薦孝廉、茂才，作爲取士的主要途徑——“蓋孝子孝于親，斯能忠于君。廉吏恪于身，斯能勤于事。今魏王但唯才而舉，不及道德，悖祖宗之法，棄儒門之教，其乃不可乎？是公時爲魏之公卿，阖谏阻之也？”
士人是講道德的，國家用吏更講道德，有才無德，恐怕難以忠君。難以愛民，可是曹操卻提出來“唯才是舉”。違背了這一傳統原則，你當時身爲魏國重臣，怎麽也不加以勸阻呢？
是勳聽了這話不禁就是一愣啊，心說你丫真是在史書上留下過名字來的那個魏子京嗎？這種問題旁人都可以提，就你提出來……我怎麽覺得怪怪的？
魏諷其人，确實見諸史冊，雖然筆墨不多，但因爲事迹頗爲驚悚，又多疑點，所以是勳還有點兒印象，略微琢磨一下，就回憶起來了。據說此人在關東“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因此受到鍾繇的推薦，被曹操任命爲西曹掾。然而當曹操遠征漢中，與劉備鏖戰的時候，魏諷卻在邺城陰謀叛亂，隻是爲同黨所告發，遂被留守的曹丕所殺。
——其實是勳沒記住，那個告發魏諷的同黨，時任長樂衛尉，名叫陳祎……
魏諷一案存在着諸多疑點，後世也因此産生過不少揣測。疑點之一，他小小一個西曹掾，無兵無勇，難道就想光靠着“重名”來奪取邺城嗎？這不是扯淡的事兒嘛。故此後人懷疑，魏諷實受鎮守荊州的劉備将關羽唆使，欲與之南北呼應也。
其次，魏諷案牽扯到了很多年輕官僚，包括王粲的兩個兒子、劉廙之弟劉偉、張繡之子張泉，以及荊州大儒宋忠之子，這些家夥最終全都掉了腦袋。《王粲傳》引《文章志》說：“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劉廙傳》說：“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有人揣測，這些官二代的父兄都曾仕于荊州，所以鎮守荊州的關羽才能通過魏諷來策反他們。可是要再往細了琢磨，張繡本是獨立勢力，他兒子的政治傾向就絕對不可能跟劉表舊臣的王粲子、宋忠子等相類。而且據說出身谯縣的騎将文稷之子文欽也曾涉案，被下獄嚴刑拷打，最終還是曹操念在文稷多年相随、勞苦功高的份兒上，才免其一死——文欽可跟荊州一點兒關系都沒有。
因此又有人猜測，這不過是曹丕爲清洗反對派而一手制造的冤案罷了，他不但因此殺了上千人，還迫使鍾繇、楊俊等在任官員去職，就此徹底鞏固了自己繼承人的地位……
估計這條時間線上，不會再出現魏諷謀反事啦，一則曹操的大本營已不在邺，二則荊州早落手中，三則麽……張繡還沒挂呢，王粲也跟曆史上不同，娶了蔡文姬爲妻，目前所生一子一女，就沒倆兒子。
問題是根據各書記載，魏諷此人雖然“有惑衆才”，卻爲有識之士如劉晔、傅巽、劉廙等人所貶斥，劉廙就曾經告誡兄弟劉偉說：“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鸠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你少跟他來往。也就是說，這家夥浮華輕狂，道德品質不怎麽好。你若是一位方正之士，跳出來指摘曹操的“唯才是舉”還則罷了，本身就“不修德行”，哪還有資格提這種問題呢？
可是再一琢磨，也說不定是後事前推，正因爲魏諷起意謀反（先不管是不是冤案），所以後人才記錄下所有斥罵他的言辭——說白了，這叫馬後炮。難道我是宏輔全天下就沒有人罵嗎？不見得吧。隻是我若能得善終，那些言論終将湮滅，就光剩下好話記載于史啦。
他腦袋裏轉這麽一大圈兒，未免回答就慢了一拍，正待開言，突然周不疑站起來了，先朝是勳拱一拱手，然後轉向魏諷：“有事弟子服其勞，子京之疑，吾可與解也。”(未完待續。。)
ps： 昨兒有朋友提出，鄭渾爲河南開封人氏，此開封非今之開封也，在其南方，處今開封、中牟、尉氏之間，當時仍屬河南尹。也就是說，按照回避原則，鄭文公不當歸河南爲尹也。這個問題确實是我疏忽了，但若修改，可能會牽扯比較大，所以先暫且不動，容待以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