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定公之後是鄭獻公和鄭聲公，聲公和獻公時期，鄭國在春秋末期的國際舞台上還是比較活躍的。公元前504年，鄭國滅掉了楚國的屬國許國。同年，周朝内部發生混亂，鄭國趁機讨伐周朝，并奪得了周朝的部分土地。公元前502年，鄭國與齊國、衛國結友，四年後，魯國也加入了這個同盟之中。
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曆史進入戰國時代，鄭國的曆史也接近了尾聲。這一時期，鄭國共經曆了四位君主，曆時79年。戰國初年，春秋末年的中興爲鄭國積攢了一些力量，面對韓國的屢屢進攻，鄭國能夠多有反擊。進入戰國時代的鄭國，内政非常混亂，君權不穩，政局動蕩。三家分晉之後，韓國更成爲了鄭國最大的威脅。公元前423年，鄭幽公剛剛即位，韓武子就來讨伐鄭國，殺害了鄭幽公，此時的韓國已經對鄭國虎視眈眈了。直到公元前375年，韓國最終滅掉了鄭國，鄭國從此消失在曆史的舞台。
在鄭國時，至少在孔子以前，普通百姓除了從小受父兄們各行職業的專門訓練以外，所受的國家教育隻有打仗這一件事情。在當時，所謂“庶人沒有資格受到禮遇，大夫擁有特權不受刑罰”，老百姓接受的國家教育，隻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奴隸訓練而已。鄭國是一個比較重視教育的國家，教師的地位自然也就比較高。鄭國的學制大概分爲大學和小學二等，大學立在國都之内，小學立在鄉邑和家中。
學校所造就的人才，隻是王子、公子和卿大夫、士大夫們的子孫。他們先進小學，然後循序地進入大學。當時教育的課程大緻上分爲文、武兩項：文的教育科目是文字、計數、詩、書、禮、樂以及其他的古典等；武的教育主要是射箭技術和駕馭戰車的技術。
列子，是戰國時期鄭國圃田人，道家學派的傑出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對後世哲學、文學、科技、宗教的影響非常深遠，著有《列子》一書。列子隐居于鄭國四十年，不求名利，清淨修道，他主張名實相符和無爲而治。列子的活動時期應該是在戰國的前期，晚于孔子而早于莊子。
《列子》又被稱爲《沖虛經》，一共8卷，共有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話故事、曆史故事等134則，像《愚公移山》、《誇父追日》、《杞人憂天》等等，篇篇珠玉，發人深思。《列子》完全可以和古希臘的《伊索寓言》相媲美，而在意境上，《列子》要遠遠地超越了《伊索寓言》。
《鄭風》是十五國風之一，是先秦時代鄭地的民歌。春秋時代，鄭國的統治區域大緻包括今天的河南鄭州、荥陽、登封、新密、新鄭一帶的地方，《鄭風》大概就是産生于這個區域的詩歌。
公元前806年，宣王封自己的弟弟爲鄭桓公。當犬戎攻破周王朝時，鄭桓公和周幽王同時被殺，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和周平王一同東遷。後來鄭武公吞并了虢國與郐國的領土，沿襲鄭國的國号，命名新的都城爲新鄭。
鄭國與東周的王畿接壤，地處中原，文化較爲發達。春秋之際，鄭國百姓創造了一種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調，激越活潑，抒情細膩，和遲緩凝重的雅樂相比，無疑是一種進步。所以當時很多名人都脫口稱贊鄭樂優美細膩。孔子責備鄭樂，說“鄭聲淫”，很大程度上是害怕鄭樂這一激越活潑的新聲會取代周王朝的正樂。
《鄭風》中絕大部分的詩歌是情詩，這不僅和鄭國有溱水、洧水便于男女遊覽聚會有關，更重要的是和鄭國的風俗習慣有關。鄭國的上巳節，實際上就是一個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節日。正因爲鄭國保留着男女自由交往的某些古代遺風，所以也就影響了人們的思想。根據《左傳》記載，鄭厲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97年，鄭國大臣祭仲的女兒雍姬問她的母親：父親與丈夫哪個更爲親近一些？她的母親回答道：父親隻能有一個，而丈夫卻是個個男人都可以做的。
一位世官婦人，居然用這種亵渎禮教的話來教育自己的女兒，可想而知，鄭國的普通百姓在對待男女的問題上會有什麽樣的态度了。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來讀《鄭風》中那些大膽的情詩，也就好理解了。當然，從鄭國人民歌唱的本身來說，恐怕反映自己勞苦和怨憤的詩歌也是絕不會少的，因爲鄭國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但關于戰争的詩歌，在《鄭風》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這可能是編選者的緣故吧！
在《國風》當中，衛國的詩歌作品是保存最多的，《邶風》《鄘風》《衛風》共有詩歌39首。但從十五國風的分類來看，《鄭風》無疑是其中存詩最多的一類，共有詩歌21首。衛國是殷商的舊地，衛國詩歌的繁榮，無疑是受到了殷商文化的影響。而鄭國處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區域，它的文化自然深受殷商的影響。因此，鄭衛兩地的風俗民情也表現出了許多相同的特點。在春秋戰國時期，鄭衛之音是新興音樂的代表，有人說聽鄭衛之音感覺不到疲倦，可見它們的确有自己獨特的地方。
然而，當鄭衛之音被作爲新興音樂的代稱，在春秋以後得到普遍使用的時候，孔子卻用“鄭聲”這個名字來指代當時的新興音樂。他說：要遵循夏朝的日曆方法，利用殷朝的法律，信服周朝的禮制，奏樂時就演奏韶樂；不聽鄭國的音樂，遠離奸詐的小人；如果沒有人再去聽邪亂的鄭樂，那麽奸詐的小人也就自然消失殆盡了。孔子厭惡用紫色取代紅色，厭惡鄭聲擾亂雅樂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鄭衛之音之所以這麽流行，這和鄭國商人的活躍、商業經濟的繁榮以及都市文化的發達是密不可分的。
春秋時代，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興盛，從開國之初就建立了經商傳統的齊國，還有晉楚等國之間的商業來往也是非常頻繁的。但是，在所有諸侯國的商人中，鄭國的商人所擁有的社會地位，是其他國家無法相提并論的。《左傳》中記載了一段關于鄭國的執政者子産和晉國的卿大夫韓宣子的一段故事：
韓宣子有一隻玉環，另一隻在鄭國的商人手中，韓宣子向鄭定公請求想得到那一隻玉環。當時任卿大夫的子産不同意，說道：這不是公家府庫裏保管的器物，國君是無法辦到的。後來，韓宣子向那位商人購買了那隻玉環，成交之後，商人說道：請您一定要把這件事告給國君和卿大夫！韓宣子此時不理解了，向子産問道：前些時候我請求得到那隻玉環，你們認爲那樣做是不符合道義的，所以我沒敢再次請求；現在我從商人那裏買到了，那位商人卻說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報告給你們，這是爲什麽呀？
子産聽後笑着回答：從前我們的先君鄭桓公和商人們都是從周朝那裏遷居過來的，共同合作清理這塊土地，砍去野草雜木，一起居住在這裏。我們世世代代都有盟約，要互相信賴。誓詞是這樣的：“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會強買你的東西，不要祈求，不要掠奪；你有賺錢的買賣和寶貴的貨物，我也不加過問。”仗着這個有信用的盟約，所以我們才能相互支持走到今天。現在您帶着友好的情誼光臨我們國家，卻想讓我們去強奪商人的東西，這就是在讓我們背叛盟誓，這是萬萬不可的！
鄭國的公室和商人用盟誓來相互扶持，鄭國商人的地位和勢力之強就可想而知了。《左傳》中記載了三起關于商人的事件，都出自于鄭國，而鄭國的商人以鄭國國君的名義和秦軍交涉，使秦軍退兵的事情，更加集中地反映了鄭國商人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鄭國的商人原本來自于周朝，而這些出自周朝的商人的祖先，卻是在西周初年被遷至到周朝的殷商遺民。《尚書》中記載：殷民們，你們要專心住在衛國，用你們的手足力量，專心種植禾黍，勤勉侍奉你們的父兄；農事完畢之後，你們可以牽牛趕馬，到外地去從事貿易，來孝順贍養父母；父母高興了，你們也就可以辦好豐盛的膳食，還可以飲酒了。
由此可見，做買賣是周人克商後，殷朝遺民被特許從事的社會活動，在喪失土地的情況下，經商成爲了殷商遺民最主要的謀生手段，因而“商人”也成爲了經商者的代名詞。
失去土地與政治權利的商人雖然地位低下，但作爲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依然能夠承襲殷商文化中重視聲樂的傳統，保持自己在文化屬性上的相對獨立。這應該是在商人擁有特殊地位的鄭國，它的聲樂文化相對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