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經》中詩歌的采集問題上,相傳,中國周代設有專門采詩的官員,每到春天,他們會搖着木铎深入民間去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負責音樂的官員,演唱給天子聽,作爲施政的參考。
《史記》上有記載:關中平原沃野千裏,文王在世的時候,這裏連年豐收。後世的百姓留有先王遺風,熱愛勞作,在這裏種植五谷繁衍生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周代已經是一個農業社會了,周代的祖居之地也是非常适宜農業發展的。從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等詩篇來看,周族也确實是依靠農業而興盛發展起來的。《七月》則完整地叙述出了勞動者們一年之中的農事活動與當時社會的等級壓迫關系。此外,《詩經》中的《南山》《楚茨》《大田》《豐年》《良耜》等篇中,都有關于農事的記載。
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後成爲了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私有、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爲了這一曆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宗教信仰與社會政治融爲一體,這就是《詩經》中爲什麽會有許多祭祀性頌詩與雅詩的社會基礎。根據《禮記》中的記載,宰我曾經向孔子請教什麽是鬼神的時候,孔子回答他:氣是神的旺盛,魄是鬼的旺盛;既祭鬼,又祭神,這便達到了神道設教的完滿境界。爲了進一步解釋,孔子還說:光講鬼神是不足以讓百姓信服的,應該有關于鬼神的服飾,宮殿,文字,這樣百姓就會深信不疑了。從這些角度來理解《詩經》中的頌詩和雅詩,我們就可以更加清楚明白了。
周代由文王、武王奠基,成王、康王繁盛,成康之治,曆史上稱40餘年不用刑罰,這時是周代的黃金時期。昭王、穆王以後,周朝的國勢漸漸衰弱下來。後來,周厲王因爲虐政被驅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建立東周王朝,開啓春秋戰國時代。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會處在嚴重的動蕩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面貌的《詩經》,就整體而言,正是這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
《詩經》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有祭祀鬼神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深刻的曆史特征。如果我們想更好地學習《詩經》,那麽了解産生《詩經》的曆史社會基礎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因爲《詩經》中的詩歌就是産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這五百多年間的。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确定具體寫作年代的并不多。大緻地說,《頌》和《雅》的産生年代比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中除了《豳風》(bīn)、《周南》《召南》中的一部分詩歌以外,大部分都是産生于春秋的前期和中期。
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和《頌》中的詩歌基本上都是爲了特定目的而作的,它們都是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都是民歌。《小雅》的一部分詩歌,與《國風》是類似的,也是民歌。我們這裏所說的民歌,其實隻是一種泛指,它的特點與《雅》《頌》的特點正好相反,是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上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是不容易探究清楚的。
如果根據詩中描述的内容來推測作者的身份的話,那麽作者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一部分屬于士階層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于貴族中地位最低的一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确定身份的作者。所以說,這種民歌是具有廣泛社會群衆基礎的作品。
由于詩歌的性質和用途不同,所以每一首詩歌在描述的内容上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别選擇幾個比較重要的類型加以賞析。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産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以外,還有一部分是在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者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這反映了中華民族是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産的情況。如《豐年》中唱到:豐收年谷物車載鬥量,谷場邊有高聳的糧倉,億萬斛糧食好好儲藏。釀成美酒千杯萬觞,在祖先的靈前獻上。各種祭典一一隆重舉行,齊天洪福在萬戶普降。
在豐收的日子裏,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子孫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的是大規模的耕作勞動場面,詩中寫道:成王輕聲感歎做祈禱,我已招請過先公先王。我将率領這衆多農夫,去播種那些百谷雜糧。田官們推動你們的犁,在這三十裏的田野上。大力配合你們的耕種,萬人并耕結成五千雙。
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多麽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考慮到,在這種強大而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和抹殺的;但這又是在那樣一種特定的曆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綿》叙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地遷徙到岐下,直到文王受命爲止的這段寶貴曆史。詩中寫出了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築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産,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後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後又寫到文王受命。《綿》這首詩在叙事上條理分明,結構嚴謹,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在寫建築場面的時候,用了許多的象聲詞,很有氣勢,比如:盛起土來滿滿裝,填起土來轟轟響。登登登是搗土,憑憑憑是削牆。百堵牆同時築起,擂大鼓聽不見響。詩中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給掩蓋住了。
以上的三首史詩,叙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周族的曆史,成詩時間大概在西周初年,周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們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皇矣》則主要記述了從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的長子太伯、周文王的父親王季到周文王的幾次征伐,《大明》叙述的是從周文王出生到武王伐纣的這段曆史。這幾首詩記載的都是周族的開國曆史,大概也是出于史官和樂師之手。
除了西周前期《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後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詩性的叙事詩,像《出車》寫的就是周宣王讨伐犬戎族的勝利,《常武》寫的是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和《六月》寫的是周宣王時期同蠻荊和犬戎的戰争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麽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曆史就可以理出一條線索來了。
這些史詩作爲叙事的作品,它的優點在于簡明而具有條理性。但由于詩歌的寫作目的主要是爲了記述史實和頌揚祖先,因此,詩歌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等方面就顯得不是那麽重要了。而且,在《詩經》裏面,叙事類型的詩歌并不是很多,主要就是以上的這幾首詩。可見,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了中國詩歌不太重視叙事詩的傾向。
西周後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于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并,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了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産生于這一時期的詩歌,有很多是批判政治的作品,這些詩歌都是出于士大夫之手。《國語》中對此也有記載,說“三公九卿以至各級官吏進獻諷喻詩”,這大概也是對《詩經》中這類詩歌作者的一種解釋吧!
在這一類詩歌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内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昂》中說:人家有塊好田地,你卻侵奪據爲己。人家擁有強勞力,你卻奪取占便宜。這人原本無罪過,你卻反目來拘捕。那人該是罪惡徒,你卻赦免又寬恕。《北山》中寫道:有人安逸家中坐,有人盡心爲王國。有人床榻仰面躺,有人趕路急星火。有人征發不應召,有人苦累心煩惱。有人遊樂睡大覺,有人王事長操勞。有人享樂貪杯盞,有人惶惶怕責難。有人溜達閑扯淡,有人百事都得幹。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周朝當時的社會關系正在發生着劇烈的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爲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整日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種不可避免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