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可行的。”國際正義使命團負責人加裏·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個人，隻要取締足夠的數目，就能帶來漣漪效應而改變結果。這會影響皮條客的行爲，也會驅使買賣農村處女的人販子轉換跑道，比如改成買賣偷來的收音機。”許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義者對于我們提倡強制取締的“大棒”手法大爲震驚，認爲這隻會驅使性集團地下化。他們主張合法與管制的模式、賦權性工作者，最後還援引成功案例：索納加奇計劃（Sonagachi Project）。索納加奇的意思是“黃金樹”，指的是加爾各答市不斷蔓延的紅燈區。在18、19世紀，這裏是包二奶的著名地區。今天，這裏有幾百家沿着窄巷搭建的多層樓妓院，容納的妓女超過6000人。20世紀90年代初期，衛生專家對于印度艾滋病的擴散憂心忡忡，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發起了索納加奇計劃。該計劃的一個關鍵要素就是成立性工作者聯盟，即“杜爾巴行動”（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通過鼓勵使用保險套來降低艾滋病病毒傳染率。這項行動似乎相當成功。向民衆宣傳使用保險套的重要性，這是實際解決賣淫所衍生的公共衛生問題的好方法。一項研究發現，索納加奇計劃使得從業者持續使用保險套的行爲增加了25%。2005年，另一項研究指出，參與索納加奇計劃的性工作者中，隻有9.6%感染艾滋病病毒。相較之下，在沒有性工作者聯盟的孟買，有五成的妓女受到感染。杜爾巴行動懂得利用媒體，他們籌辦觀光團，帶領旅客遊覽索納加奇紅燈區，強調聯盟的成員裏杜絕了雛妓或非自願娼妓，而賣淫至少是沒有專長的女性勞工賺取像樣收入的一種方式。索納加奇模式也得到國際救援組織“關懷”及“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間接支持，這都是我們非常敬重的組織。許多專家也贊成這樣的模式。不過當我們細探數字時，發現它并不像乍看之下那麽嚴謹周密。剛來到索納加奇工作的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莫名其妙地高——20歲或以下的性工作者中有27.7%攜帶艾滋病病毒。研究也顯示，一開始，索納加奇接受訪談的所有性工作者都聲稱幾乎每一次都使用保險套，但是在進一步逼問下，她們承認頻率沒那麽高：隻有五六成的人表示與最近的三位恩客自始至終都使用了保險套。此外，與孟買的比較有誤導之嫌，因爲印度南部與西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東部高得多。的确，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索納加奇計劃在加爾各答發起時，孟買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經高達51%，而加爾各答隻有1%。杜爾巴行動雖然鼓勵使用保險套，但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擁護者宣稱的還有限。尼可在博客上批評杜爾巴行動，一位印度人如此回應：照理說，你算是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但當女性真的在性與工作上有選擇權時，你卻經常成了軟腳蝦。這點一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性工作者都想爲自己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現在終于有了些進展，你卻利用她們的悲慘故事，把這些當作是反對性工作這個行業的論據，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你的立場顯示西方在把棕色皮膚的野蠻人從他們的宿命裏解救出來方面，是采取男上女下的傳教士姿勢。許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贊同上述看法，但是我們從一些女性那裏聽到了相反的觀點，而她們都擁有在加爾各答的紅燈區長期打擊販賣人口的經驗。其中一位是魯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蘇（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會”（New Light Foundation）的負責人，爲目前從事及曾經從事賣淫的娼妓奮戰。魯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爾巴行動已成爲妓院老闆的“門面”，出于善意支持杜爾巴行動的西方人反而爲人販子提供了掩護。娥米帶我們認識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繪的索納加奇，跟參加杜爾巴行動觀光旅遊團所見所聞的開明景象有天壤之别。吉塔在孟加拉國的貧窮村莊長大，11歲時，爲了逃離施暴的父母，她離開了家。一位朋友的“阿姨”提供了幫助，把吉塔帶去索納加奇，她後來才知道這位阿姨是老鸨。吉塔從來沒看到任何迹象，顯示杜爾巴行動确實在阻擋人販子販賣像她這個年紀的女孩。起先，阿姨對吉塔不錯，但是吉塔長到12歲時，有一天阿姨幫她梳妝打扮，做了個新發型，換了緊身洋裝，然後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跟一名阿拉伯客人關在一起。“看到面前這麽高大魁梧的男人，我吓壞了。”她說，“我一直哭，還跪在他腳邊求他，但是沒辦法讓他理解我。他把我的衣服扯掉，連續一個月，他都這樣強暴我。他要我脫光了睡在他旁邊，他喝酒喝得很兇……那是個痛不欲生的記憶。我流了很多血。”在索納加奇賣淫的頭三年，吉塔不能踏出妓院一步，完全沒有杜爾巴行動宣稱的人身自由。她不時會被棍棒毒打，還會遭到屠刀的威吓。“屋裏有個巨大的污水排水管。”吉塔回憶，“嬷嬷說：‘你要是膽敢逃跑，我就把你碎屍萬段，丢進這個排水管裏。’”就吉塔來看，杜爾巴行動推行的杜絕人口販賣運動隻是騙騙外人的假象。就連當她好不容易獲準站在妓院外頭的街道上招徕客人時，也一樣受到嚴密監視。跟一般的觀念相反，這些女孩并沒有得到像樣的收入，吉塔從來沒有拿到過一盧比的工資。這是奴役，而且還在死亡的威脅下執行。在杜爾巴行動開展之後來到索納加奇工作的其他婦女，也告訴過我們類似的故事。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晚上穿過索納加奇時親眼看到雛妓。尼可走訪索納加奇好幾次，佯裝客人進入妓院。他看到許多少女，但是老鸨不準他把女孩帶出去，應該是害怕她們趁機逃走。此外，她們隻會說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或印度語，而尼可不會說這三種語言，無法采訪她們。耶魯大學會說印度語的醫學系學生阿努普·帕特爾（Anup Patel）在2005年做過研究，調查加爾各答的保險套使用率。他發現，在索納加奇，性交的價錢是由顧客與妓院老闆（而非女孩個人）商談的，不僅如此，客人如果多付妓院老闆一些盧比，就有權不使用保險套。女孩毫無置喙餘地。阿努普參加了杜爾巴行動的觀光旅遊團，一位老鸨告訴他，幾乎所有妓女都是自願來到索納加奇，自願踏入“性工作這個高尚的職業”。在一家妓院裏，阿努普和另外兩個研究人員坐在後方的一張床鋪上，旁邊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聽老鸨對前來參觀的遊客誇誇其談。老鸨表示這些女孩都是自願選擇來這裏快速賺錢的，享有杜爾巴行動保證維護的人權。阿努普說：在老鸨跟其他遊客滔滔不絕地講述該聯盟的成功之舉時，我們三個偷偷用印度語問那名妓女這些是否屬實。膽怯的妓女不敢作聲，我們向她保證不會讓她惹麻煩，她才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告訴我們，來到索納加奇的妓女幾乎沒有一個是以成爲性工作者爲抱負的，大多數人都像她自己一樣是被賣來的……當我問她想不想離開索納加奇時，她的眼睛亮了起來，但是她還來不及回答，杜爾巴行動的高層職員就把手放在我背上，說要準備動身了……觀光團繼續參觀下一家妓院，一路上我們看到了幾百名妓女。有人問能否參觀青蓮妓院（Neel Kamal），傳言這家妓院依然有雛妓。那名高層職員立刻拒絕了，聲稱杜爾巴行動沒有事先争取許可，不希望貿然闖入侵犯妓女的權利。但你知道，在印度，吹牛說大話是很有效的——這名高層職員在面臨要是不合作我們就會“打電話給相關人士”的嚴厲威脅下，還是被唬住了，隻好帶我們前往惡名昭彰的青蓮妓院。在這棟多層樓的妓院入口，五名皮條客守衛着上鎖的大門。一名皮條客解開大門門鎖時，其他四名迅速跑進去，用響亮的聲音喊道：“訪客來了！”我們團體沖進去，爬上階梯到一樓，卻在半途中刹住腳步：幾十名年紀小于16歲、塗着鮮豔口紅的少女正在昏暗的走廊上東竄西逃，然後消失在了密室之内。杜爾巴行動的職員叫我們站着别動，而那四名皮條客繼續大呼小叫。我不管往哪裏看，都能看到女孩在奔竄。我好不容易堵住一個門口，隻見裏頭有兩名不超過14歲的少女正張開雙腿躺在床上，看得到牛仔迷你裙裏頭的陰部。索納加奇計劃雖然在防範艾滋病方面有些許成就，卻跟孟買采取的大棒策略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對比。孟買的妓院向來比加爾各答的情況更糟，并且以關在妓院監牢裏的“牢籠女”聞名。但是因爲西方國家施壓，警方強制取締，孟買市中心的娼妓人數在過去幾年急遽下降。今天，孟買市中心紅燈區也許有6000名娼妓，但是十年前卻高達3.5萬名，而索納加奇的娼妓人數卻十年來保持不變。孟買警方的強力取締，的确驅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導緻取締的功效難以判定，也更難爲娼妓提供保險套和醫療服務。她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們無從确知，因爲我們無法檢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強制取締也讓妓院老闆無法獲取高利，使得孟買妓院買進或賣出一名女孩的價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販子開始把少女運到加爾各答，以便賣個更好的價錢。現在女孩被販賣至孟買的情況減少，至少代表了些許的成功。荷蘭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顯了“大棒”手法及“合法與管制”模式的差異。2000年，荷蘭正式把賣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們相信這樣一來，就比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檢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販賣受害者被迫賣淫。瑞典采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務的交易判定爲犯法行爲，但不是懲罰出售性服務的妓女，會被懲罰的（理論上會被判刑高達六個月）是付錢買性服務的男人。這種策略反映了一種觀點：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