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成堆的書籍證明奴役制度是極好的事，但我們從沒聽說過有人希望成爲奴隸，好從中得利。——亞伯拉罕·林肯在拜訪完比哈爾的米納·哈西納與魯奇拉·古普塔之後，尼可從印度的一座邊界村莊進入了尼泊爾。該村攤位林立，出售衣服、點心和極不人道的商品——數千名尼泊爾女孩就是從這個地方跨越邊界，被販賣到印度加爾各答的妓院裏的。在那裏，她們要是膚色較淺、面貌姣好、乖巧順從、不會說當地話（降低逃脫的概率），價值就會比較高。尼可在邊境檢查站填寫規定的表格單時，看到尼泊爾人大批湧入印度，并不需要填寫什麽入境單。在簡陋的邊境辦公室中，尼可跟一位英文流利的印度官員交談了起來。官員表示他是情報局派來監視邊境的。“那你到底在監視什麽？”尼可問。“我們在看有沒有恐怖分子，或是恐怖行動的補給品。”官員說，他并沒有監視得非常仔細，一輛又一輛的卡車從眼前開了過去，“‘9·11’事件之後，我們這裏要嚴加管制，我們也查看有沒有走私或盜版的商品，要是發現的話，就會沒收充公。”“那麽被販賣的女孩呢？”尼可問，“你們檢查嗎？一定很多吧！”“噢，多得不得了，但我們不擔心她們，反正也無能爲力。”“你們可以逮捕人販子啊！販賣女孩難道不跟盜版DVD一樣值得重視嗎？”情報局官員哈哈大笑，舉手作投降狀，“賣淫是不可避免的。”他輕聲笑道，“各國一直都有賣淫活動，要不然男人從18歲以後，一直到30歲結婚之前這段時間要怎麽過？”“可是綁架尼泊爾女孩，把她們囚禁在印度妓院裏，這真的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嗎？”官員聳聳肩，不爲所動。“的确是不幸，”他附和道，“但是隻有犧牲這些女孩，我們的社會才能和諧，良家婦女才能夠安全。”“可是這些尼泊爾女孩很多也是良家婦女啊！”“噢，話是沒錯，但她們是農村女孩，完全不識字，是從鄉下來的，所以印度中産階級的好女孩就能安全了。”尼可咬牙切齒地說：“我懂了！要知道，美國在社會和諧方面也有很多問題，所以我們應該來綁架印度中産階級的女孩，強迫她們在美國妓院工作！這樣一來，年輕的美國男人就爽了，你說是不是？那我們社會就更和諧了！”接着是一陣不祥的靜默，但最後官員捧腹大笑。“你真會說笑話！”官員咧嘴笑說，“我差點被你耍了！”尼可隻好作罷。人們對于奴役鄉村女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跟200年前大家容許把黑人當作奴隸的原因是一樣的：受害者從不被視爲一個完整的個人。印度政府派遣情報官員搜查盜版商品，因爲他們知道西方國家在乎知識産權。隻有當印度政府感受到西方對奴役的重視等同于盜版DVD時，才會派人到邊界逮捕人販子。粉碎現代奴役的技術手段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政治意願。政治決心一定是任何廢奴運動的起點。我們并不是說因爲這是西方的過錯，所以西方人要爲此負責。西方男人并非大多數貧窮國家賣淫業的主角。沒錯，在泰國、菲律賓、斯裏蘭卡和伯利茲，也有部分美國和歐洲的性觀光客，但他們依然隻是嫖客中的一小撮，大多數畢竟還是當地男人。此外，西方男人通常是跟多少出于自願的妓女在一起，因爲他們想帶她回到旅館房間，而被迫賣淫的妓女一般是不能離開妓院的。因此，并不是因爲西方人是禍源，所以西方人有責任帶頭處理。我們之所以特别點選西方，是因爲我們雖然處于奴役的外圍，但我們的行動在克服可怕的人口販賣方面是必要的。現代廢奴主義運動的效果有限，原因之一是處理賣淫的政治立場分裂不合。20世紀90年代，美國左右兩派并肩合作，共拟了《2000年人口販賣受害人保護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這是在全球議程上提升國際反販賣意識的裏程碑。當時的反販賣運動裏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兩黨合作，該運動同時受到了已故參議員保羅·韋爾斯通（Paul Wellstone）等自由派民主黨人士以及參議員薩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等保守派共和黨人士的強烈支持。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也是這項議題的領導者，而最偉大的鬥士非紐約州民主黨衆議員卡羅琳·馬洛尼（Carolyn Maloney）女士莫屬。此外，小布什時代留下來的少數幾項具有正面力量的國際方案中，其中一項就是大力抵制人口販賣。“生命之聲”（Vital Voices）和其他自由派團體在反對性交易方面也堅毅不屈。“國際正義使命團”（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和其他保守福音派教徒團體同樣毫不遜色。然而，左右派雖然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都有重要貢獻，但大多時候是各自爲政。要是他們能在廢奴主義運動中團結合作，其效果将遠大于現在。不合的一項原因，是兩方對于如何看待賣淫各持己見。左派經常是不帶批判性地稱其爲“性工作者”，并且隻要是彼此自願的法定成年人，左派往往能夠容忍這樣的交易。至于右派人士，當中有些女性主義者參與，傾向于稱之爲“妓女”或“賣淫婦女”，認爲賣淫本身就是有損尊嚴和道德的。兩方争吵不休的結果就是無法并肩合作、共同打擊人人皆深惡痛絕的事情：強迫賣淫和雛妓。“在大學裏，這方面的辯論正在理論架構中進行。”創辦“世界自救婦女”的魯奇拉·古普塔一邊說一邊翻白眼，這時她正坐在比哈爾的家裏。她白天已經在紅燈區忙了一整天。“那些理論家很少來到基層看看問題有多棘手。辯論這個問題該怎麽稱呼，根本無關緊要，重點是孩子正被逼着賣淫。”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政策來杜絕性奴役？一開始，我們同意這個觀點：20世紀20年代美國禁酒效果不彰，現在禁止賣淫行爲，效果也不會更好。我們當初認爲不應該徒勞無功地禁止賣淫，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合法化并立法規範。那種務實的“減害”模式是許多救援團體喜歡的，因爲能夠讓醫護工作者分發保險套，抑制艾滋病的擴散，此外也準許當局進入妓院，因此更容易檢查是否有雛妓。後來我們改變了想法。在賣淫通常是受到強迫的國家裏，那種合法與管制的模式一直效果不好。一來是那些國家的政府通常管理無力，因此立法規範沒什麽用處。二來是合法的妓院往往也會吸引類似的少女買賣及強迫賣淫等非法勾當。相反，如果結合職業再訓練及戒毒等社會服務，倒是有實證表明強制取締是可以成功的，這也是我們後來喜歡的方式。在人口販賣猖獗的國家，我們偏好執法策略，推動警方态度上的根本轉變，以及警方定期檢查是不是有雛妓或強迫賣淫的問題。也就是說，政府的責任除了立法之外還要執法，緊盯着有多少妓院遭到強制取締、有多少皮條客遭到逮捕。監獄般的妓院應該關閉；對于購買少女初夜者，警方應發動誘捕行動；政府應向全國各地的警政首長施壓，要他們緻力于打擊貪污腐敗的風氣，因爲貪污與販賣息息相關。這些行動的目的，都是要減少妓院老闆的不當收益。我們很難消滅賣淫活動。在伊朗，妓院是被嚴格禁止的，首都德黑蘭市市長向來以遵紀守法聞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聞報道警方突擊檢查一家妓院時，發現市長正與六名一絲不挂的妓女在一起，他被當場逮捕。強制取締雖非最佳手段，但往往會導緻收保護費的警方忐忑不安，他們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紅包，這樣一來就降低了皮條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會關閉那些沒有警員包庇的妓院。通過這種方式，那些關在牢籠裏直到死于艾滋病的14歲少女的人數，必定能夠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