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用。阿伊奴和馬奴傑不讓米納進入妓院，他們用鞭子抽她，把她趕走。警察不理她。妓院老闆不但威脅要殺了她，甚至揚言要綁架她與庫德茲生的兩個小女兒，然後賣到妓院去。有一次，兩個流氓出現在米納家，要把兩個小女孩偷偷帶走，庫德茲抓起一把刀，厲聲警告：“你們要是膽敢動她們一根汗毛，我就把你們碎屍萬段。”米納爲她兩個小女兒的安危恐慌不安，但是她也忘不了奈納。她知道奈納即将進入青春期，很快就會被推入市場，但是她能怎麽辦？常年采訪米納這樣的女性，我們對于性交易的定義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們在美國長大，在中國和日本都生活過，認爲賣淫是女性改變境遇或走出貧困的方式。在香港，我們結識過一個澳洲妓女，她偷偷把雪莉帶到她“男人俱樂部”的衣物間與當地女孩見面，這些女孩都是因爲看到了緻富機會而下海從妓的。我們以前當然不把娼妓當成被迫工作的奴隸，因爲美國、中國和日本的大多數娼妓并非真正被迫賣淫。然而，如果說今日有幾百萬婦女“确實”遭受奴役，其實并不誇張。（與19世紀奴役的最大差異在于，這些婦女有許多活不到30歲就死于艾滋病。）經常用來描述這種現象的用詞“性販運”，其實是一種誤稱。問題不在于性，也不在于賣淫本身。在許多國家，譬如巴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賣淫雖然很普遍，但大多是自願的（是出于經濟壓力而非肉體強迫）。在那些地方，妓院不會把娼妓鎖起來，而且許多娼妓是獨立工作，不依靠妓院或皮條客。問題也不全然出在“販運”上，因爲逼良爲娼這回事，不見得就是把女孩運送到很遠的地方。性販運的恐怖，用“奴役”來形容更爲貼切。現代奴隸的總數難以估計。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推測，每時每刻，全世界有1230萬人在被迫從事各種勞力工作，不隻是性奴役。一項聯合國報告估計，光是在亞洲，就有100萬名兒童所處的環境跟奴役毫無差别。英國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的數據是：“每年有100萬名兒童被迫賣淫，而被迫賣淫的兒童總數可能高達1000萬。”反人口販賣人士往往采用較高的數字，例如他們說現代奴隸有2700萬。這個數字源自凱文·貝爾斯（Kevin Bales）的研究，他領導一個叫作“解放奴隸”的組織。人數之所以難以計算，一個原因是性工作者不可能被清楚區分爲自願工作和非自願工作兩類。有些時事評論家把所有娼妓都看成性奴隸，有些則把她們看成創業者。在現實社會當中，雖然這兩類各占一部分，但是也有婦女是處于自由和奴役之間的灰色地帶。妓院經營模式的一個基本要素，是用羞辱、強暴、威脅和暴力來蹂躏女孩的心靈。我們認識一名15歲的泰國女孩，她在破身之日被逼着吞食狗屎，妓院通過這個方式來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遭到的蹂躏和恐慌感讓所有逃走的企圖都煙消雲散，這時要控制她，就不見得需要用到暴力了。她可能會對過路客微笑抛媚眼，試着抓住路人，把他們拉進妓院。許多外國人會以爲她是自願賣淫，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順從老鸨的意思，不代表就是自願的。根據我們的估計，全世界有300萬名女孩（以及極少數的男孩），可以貼切地說是在性交易中遭受奴役。這是保守的估計數字，不包括其他受操控及恐吓而賣淫的人數。這個數字也不包括其他幾百萬名18歲以下的人，她們未達到法定年齡，即便同意在妓院工作也無法成立。我們講的這300萬人，不僅确實是屬于他人的财産，而且這當中有人在遭到主人殺害後，主人不受法律制裁的例子比比皆是。嚴格來說，人口販賣的一般定義是：（以暴力或欺騙手法）帶某人跨越國際邊界。美國國務院估計，每年有60萬～80萬人被販賣跨越國際邊界，其中有八成是婦女，目的大多是性剝削。米納沒有跨越國界，她被非法販賣的際遇并不是傳統所定義的販賣。同樣地，在妓院中被當作奴隸一般對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如同美國國務院所注明的，這個估計數字不包括“全世界在自己國境内遭販賣的幾百萬名受害者”。相反，18世紀80年代，在大西洋兩岸奴隸貿易鼎盛的十年裏，每年平均隻有不到8萬名奴隸從非洲橫跨大西洋被運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間，該平均人數下降到5萬多名。換言之，21世紀初期，每年被販賣到妓院的婦女人數，遠高于18或19世紀每年從非洲運送到新開墾地的奴隸人數——當然，當時的總人口數遠低于現在。根據《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觀察：“不管确切數據是多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現代的全球奴隸交易，規模絕對比18和19世紀的大西洋奴隸交易來得龐大。”在200年前的新開墾地區，施加在奴隸主人身上的實際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頒布法令，規定殺死奴隸等同于“謀殺”。後來佐治亞州規定，殺害或重傷奴隸，在法律上等同于殺害或重傷白人。然而，這些規定基本上是紙上談兵，而不會在當地實施，就像巴基斯坦法律有明文規定，但是依然無法阻止妓院老闆把制造麻煩的女孩殺人滅口。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在處理許多人道議題上雖然有所進步，但是性奴役的問題卻日趨惡化。原因之一是東歐劇變導緻羅馬尼亞和其他國家陷入貧困，犯罪幫派猖獗肆虐而填滿權力真空。資本主義不僅爲大米和馬鈴薯創造新市場，也爲女性肉體帶來商機。人口販賣問題惡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全球化。此前，人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家裏。現在，要前往城市或遠方國家不僅容易而且便宜。一名尼日利亞母親或許從來沒有離開過部落地區一步，而現在，她的女兒卻可能身處意大利的妓院。在東歐國家摩爾多瓦的鄉間，可能連續開車經過好幾座村莊，也找不到一名年齡介于16到30歲的女性。情況惡化的第三個原因是艾滋病。以前，一個女孩被賣到妓院肯定代表命運悲慘，但是通常不代表被判了死刑，而現在，嫖客因害怕被艾滋病感染而偏好少女，認爲她們感染的概率較低。在亞洲和非洲竟有此一說：與處女性交，可以治好艾滋病。這樣的傳說，使得妓女市場上對從村莊綁架而來的少女的需求增加。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強調性奴隸而非其他的強迫型勞役。任何曾經在印度妓院與印度磚窯待過的人，都知道在磚窯當奴隸的日子更好過些。磚窯工人通常是跟自家人住在一起，工作也沒有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因此未來肯定有逃離的希望。奈納和維瓦克在妓院裏挨餓、被打，他們也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誰。從小到大，奈納都叫阿伊奴爲奶奶，叫阿伊奴的兒子維諾德爸爸。有時候他們跟她說維諾德的妻子嫔姬是她母親，有時候又說她的生母已死，嫔姬是繼母。但是當奈納想去上學時，維諾德拒絕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語言來形容他們的關系。“你得乖乖聽我的話，”他跟奈納說，“因爲我是你的主人。”鄰居試着跟這兩個孩子透露實情。“别人總是說他們不可能是我親生父母，因爲他們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納回憶道。這對姐弟偶爾會聽到甚至看到米納來到門前呼喊他們的名字。有一次米納看到奈納，告訴她：“我是你媽媽。”“你不是，”奈納回答，“嫔姬才是我媽媽。”維瓦克也看見過米納。“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說，“他們說我媽媽已經死了，但是鄰居說她才是我媽媽。我總是看到她回來。”奈納和維瓦克沒上過一天學，也沒看過醫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門。他們被支使做家務，比如掃地和洗衣服。他們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妓院也不給鞋子穿，以免他們更容易逃走。奈納快12歲時，有一天，他們要她在一個老男人面前走兩圈，這讓她相當不自在。“我向‘媽媽’打聽那個男人，”奈納回憶道，“結果她把我毒打一頓，叫我回去睡覺，不準吃晚飯。”兩三天之後，“媽媽”叫奈納洗澡，帶她去市場，給她買好看的衣服，還買了一隻鼻環。“我問她爲什麽要買這些東西給我時，她又開始罵我。她說不管那個男人說什麽，我都要乖乖照做。她還說，‘你爸爸已經收了那個男人的錢，把你賣了’。我開始大哭。”嫔姬要奈納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納把衣服甩開了，坐在那裏泣不成聲。維瓦克剛剛11歲，個子矮小，看起來乖乖的，卻遺傳了他母親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懇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馬，或是幫她找個丈夫。可維瓦克每一次求情，隻是換來又一次毒打，一邊挨打還一邊被奚落。“你一毛錢也沒賺過，”“父親”嘲弄道，“别自不量力了，你以爲自己是個英雄能保護得了你姐姐？”然而，維瓦克沒有洩氣，他锲而不舍地與虐待者對陣，懇求還姐姐自由。在這個鎮上，警員、政府官員、印度教祭司和有頭有臉的中産階級市民都對強迫賣淫視而不見，唯一可以聽到的良知之聲是一名11歲大的男孩發出來的，而他每一次發聲，都遭到一頓毒打。他的直言不諱，并沒有爲姐姐帶來好處；維諾德和嫔姬把他鎖起來，逼奈納穿上新衣服，賣淫爲娼的事業從此展開。“‘媽媽’跟我說不用害怕，因爲那個男人不錯，”奈納回憶道，“接着他們把我鎖進一個房間，那個男人已經在裏面了，他叫我從裏頭把門鎖上，然後湊了過來，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強暴了我。”有一次一位恩客給了奈納小費，她偷偷交給維瓦克，姐弟倆認爲也許可以用電話（他們都沒有用過這個科技産品）找到那位自稱是他們真正母親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當維瓦克試着打電話時，被妓院主人發現了，兩個小孩又被一頓毒打。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計來讓維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亂地逃開了，嫔姬又是一頓狠打。維瓦克既憤怒又恐懼，認爲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試着找到那位自稱是他們母親的女子。維瓦克打聽到女子名叫米納，住在福布斯根傑鎮。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車站，用奈納的小費買了一張車票。“我吓得渾身發抖，以爲他們會來抓我，把我剁了。”他回憶道。到了福布斯根傑鎮之後，他一路詢問，拖着沉重的步伐終于走到紅燈區，攔住路人一個個問：米納在哪裏？米納她住哪裏？最後，在走了好長一段路、轉錯了許多街巷之後，他知道離米納家不遠了，于是放聲叫道：“米納！米納！”一名女子從一間小屋子走出來（維瓦克重述這段故事時嘴唇發顫），驚訝地打量着他。維瓦克和米納互望了好一陣子，最後米納震驚地開口：“你是維瓦克？”母子團圓是人間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幾個星期，充溢着令人眩暈的純然快樂，這是維瓦克這輩子第一次嘗到的幸福感。米納是個感情豐富的女人，維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愛，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納的消息後，米納固執的脾性又上來了——她發誓這次一定要救出女兒。“她是我生的，我永遠也忘不了她，”米納說，“隻要我有一口氣在，就要去救她。沒有奈納，簡直度日如年。”米納注意到在印度打擊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已經在福布斯根傑鎮開設了一間辦公室。“世界自救婦女”的總部設于加爾各答，而曾經擔任記者、極具決心的創辦人魯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時間在福布斯根傑鎮住過。米納是頭幾位進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團體不願意在比哈爾設立辦事處，因爲當地犯罪猖獗，但是魯奇拉熟知這個地區，認爲值得冒險。“求求你，”米納懇求魯奇拉，“幫我把女兒救回來吧！”衆所周知，比哈爾的警方從來沒有突擊檢查過妓院，但是魯奇拉決定做個第一次。雖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關系不錯，但是魯奇拉跟中央警察的關系更硬，而且魯奇拉耍起狠來，不輸任何老鸨。“世界自救婦女”開始炮轟地方警察，要他們突擊檢查妓院，拯救奈納。警方破門而入，找到奈納，把她帶到警察局。但是奈納當時被下了猛藥，她面如死灰地望着米納，麻木地說：“我不是你女兒。”米納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