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沒有女人，有多少男人會是今日的模樣？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馬克·吐溫斯雷·拉思是一個渾身散發着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有着淺褐色的皮膚，臉龐圓潤，烏黑的秀發從臉上滑落下來，在人山人海的街市裏，她站在一台手推車旁邊，平靜、超然地訴說自己的故事。她不時把黑眼珠前方的頭發撥開，這也許是不自覺的緊張動作，是一個透露焦慮或創傷的信息。她修長的手指在空中比畫着，又透出跟焦慮或創傷不協調的優雅。拉思骨架纖細，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鮮明外向的個性有着天壤之别。當天空驟然下起一陣熱帶大雨，我們全身都被淋透了，她隻是開懷大笑，并急忙把我們帶到一間鐵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響之際，她愉快地繼續述說自己的故事。然而對于一位柬埔寨的鄉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與讨喜的個性卻是惹禍上身的宿命之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又加重了幾許危險。拉思15歲時，家裏缺錢，她決定到泰國當兩個月的洗碗工，幫忙負擔家計。父母開始很擔心她，但得知她是和四個女孩同行，并且在同一家泰式餐廳工作，他們也就放心了。沒想到進入泰國後，中介把她們交給了流氓團夥，團夥又把她們帶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拉思第一次見到吉隆坡幹淨寬闊的大道和閃閃發亮的高樓大廈，見到當時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她大爲感歎，覺得這個地方安全又親切。但是随後，歹徒把她和另外兩名女孩關進了一家卡拉OK酒吧，那其實是家妓院。大夥兒稱一名将近40歲的流氓爲“老大”，他接管這些女孩，聲稱他付錢把她們買下來了，現在她們得把這筆錢還清：“你們給我好好賺錢，債還清了，我就把你們送回家。”他一再保證她們若是乖乖合作，最後就會被釋放。在明白自己陷入什麽險境之後，拉思如遭晴天霹靂。老大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裏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甯死不從，令客人大爲光火。“老大發飙，甩我耳光，兩手換着打。”她回憶道，口氣中透着無可奈何的認命态度，“我臉上的傷過了兩個星期才好。”然後老大和手下馬仔輪番強暴了她。“你要是不乖乖伺候客人，”老大一邊打她一邊說，“我們就把你揍死，聽到沒有？”拉思不再反抗，隻是小聲啜泣。老大強迫她吞下一顆藥丸，團夥裏的人稱之爲“快樂丸”或“搖頭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麽，但是服下那玩意兒後，她連續一個小時不住地搖頭晃腦、昏昏欲睡，隻能任人擺布。藥效過了之後，拉思又開始哭，她被迫對所有客人露齒而笑，不聽話就會被幹掉。拉思妥協了。所有女孩全年無休地在妓院工作，每天長達15小時。她們平時不準穿衣服，這樣就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費藏在身上。她們也不準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她們經常被打得很慘，直到學會看到客人時立刻條件反射地笑。男人可不願意付那麽多錢跟紅着眼睛、面容憔悴的女孩上床。這些女孩從來不準上街，工作也從來沒拿到過一分錢。“他們隻給吃的，但給得不多，因爲客人不喜歡胖女孩。”拉思說。女孩們每天在監督之下坐巴士往返于妓院與公寓之間，她們十幾個人住在一棟公寓的第十層，大門從外頭被反鎖。一天晚上，幾個女孩走到陽台上，把一條5英寸寬的長木闆從曬衣服的挂物架上撬下來，然後架往距離12英尺遠的隔壁棟陽台上。木闆晃動得十分厲害，但是拉思在這裏已經絕望至極，她打算孤注一擲，于是跨坐在木闆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動。“我們有四個人都上去了，”她說，“其他人吓得不敢嘗試，因爲木闆真的晃得厲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裏我更害怕。我們覺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裏好，反正留下來最後也是死路一條。”到了隔壁棟陽台，女孩們大聲敲窗戶，吵醒了一臉吃驚的住戶。她們不會說馬來語，不太能跟屋主溝通，但對方還是讓她們進屋了。她們從前門出去，乘電梯下樓，在寂靜的街道上四處遊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們趕走，後來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們。馬來西亞的反移民法非常嚴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後，按說應該被遣返回國。當馬來西亞警察把她載到泰國邊界時，她以爲是護送她回家，結果卻把她再度賣給了人販子，人販子又把她賣給一家泰國妓院。拉思所經曆的這段波折，讓我們瞥見世界許多地方的婦女所慣常遭受的殘暴對待，這樣的暴行慢慢受到關注，被公認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人權問題之一。然而，這項議題所牽涉到的問題，幾乎還沒有出現在全球議程裏。的确，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報道國際事務時，無法想象有一天會寫這本書。我們當時深信，讓人眉頭深鎖的外交政策問題應該是崇高而複雜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擴散。在當時，很難想象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憂慮于孕産婦死亡率或女性外陰殘割問題。那時，對于婦女的迫害是邊緣議題，隻有女童軍才認爲值得爲其捐款。我們甯可探讨深奧難懂的“嚴肅問題”。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一起擔任《紐約時報》記者時，自身覺醒之旅的産物。女性生存問題極少引起發展中國家主流媒體的注意，尤其是南亞和伊斯蘭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妝不夠而被處罰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殺害的“火燒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約每兩個小時發生一起，但是這種消息很少成爲新聞。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蘭堡與拉瓦爾品第，光是過去九年間，就有5000名婦女因被認爲不聽話而被家人或親家澆上煤油後點火焚燒——或者被潑硫酸，後者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況也許更悲慘。要是以這種速度把婦女活活燒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抗議之聲會有多麽強烈。然而政府沒有直接參與，人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一名重要的異議分子在異國遭逮捕時，我們會寫一篇頭版新聞；而當10萬名女孩常态性地遭到綁架及被非法賣到妓院時，我們甚至認爲這不是新聞。部分原因在于，我們記者往往善于報道特定日子發生的事件，卻疏于報道每日常态性發生的事情，比如婦女每日遭受的殘暴對待。疏忽這個主題的并不是隻有記者。美國的對外援助中，特别針對婦女的不到1%。充滿熱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制訂出了一套性别不平等的評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們性别不平等所包含的風險。“超過1億名婦女失蹤。”森在1990年刊載于《紐約書評》的一篇經典之作中如此寫道。這篇文章開創了一片嶄新的研究領域。森表示，在正常情況下，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長，因此，通常情況下，世界許多地方女性人數應該多于男性。就連在貧窮地區，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許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多。然而在極爲重男輕女的地區，婦女卻從人間蒸發了。就中國的總人口數來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與其相對（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是108名男性，巴基斯坦則是111名。這的确跟生物學無關。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與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同時女性也多于男性，跟美國相同。森教授發現，上述人口性别比例說明今日全球共有1.07億女性行蹤不明。後續研究計算的“失蹤女性”人數稍有不同，介于6000萬到1.01億之間。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200萬名女性因爲性别歧視而消失。西方國家也有其性别歧視問題，但在富裕國家，性别歧視老是跟薪資不平等、體育隊伍資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歡的碰觸有關。而在世界許多地方，性别歧視卻是緻命的。比如在印度，母親帶着女兒去接種疫苗的比例少于兒子——光是這一點，就要爲印度1/5的失蹤女性負責。研究發現，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比躺在醫院的男孩還嚴重時，才會被送入醫院。整體而言，印度1～5歲的女孩跟同年紀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50%。最保守的估計是，每四分鍾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于性别歧視。身材魁梧、留着一臉絡腮胡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經這麽跟我們說：他的妻兒都生了病，他要妻兒都存活下來，但是孰輕孰重相當清楚，兒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寶，而妻子則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他隻給兒子買藥。“她總是大小病不斷，”他冷冷地評論自己的妻子，“幫她買藥不值得。”現代化及科技的發達，有可能加重這樣的歧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超聲波儀器在醫院普及，孕婦能夠輕易知道胎兒的性别——如果發現是女孩，則會堕胎。在中國福建省，曾有一個農民在談到超聲波時相當激動，咆哮着說：“這樣我們就再也不用生女兒了！”現在，在中國和印度，爲了防止性别選擇性堕胎，醫生及超聲波技術人員被禁止告知孕婦胎兒的性别，然而這個解決辦法并不完善。研究顯示，當父母被禁止選擇性地把女胎堕掉時，就有更多的女孩在嬰兒期夭折。母親不會刻意殺死不得不産下的女嬰，但是在照顧方面卻馬虎草率。布朗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這個折中之道，結果令人心痛：平均而言，允許選擇性堕掉100名女胎，就能避免15名女嬰夭折。虐待女孩事件的全球統計數字高得令人麻木。看來，過去50年來遭到殺害的女孩，比死于20世紀所有戰争的男性還多，僅僅因爲她們的性别。任何一個十年當中，在常态性的“性别屠殺”中喪命的女孩人數，遠多于20世紀所有大屠殺中慘遭殺害的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