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分鍾以後，我感覺到睡着的石頭晃動了一下，我以爲那是在做夢，翻了個身繼續睡。不料片刻之後一陣更大的晃動直接把我從石頭上摔落下來，我的手撐在地上感覺到大地在搖晃，那座用石闆片蓋的屋子上面“嘩啦啦”得往下滑落石闆。
“地震！”這是一個從書上看到的名詞，僅僅是聽過而已。
據說那一晚，在中國的某個地上，一夜之間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傷人數達幾十萬。當然這是後話，我們躲在山頭上哪裏知道這些。
從那以後查文斌每晚都出來看星星，他有時還會擺出石子計算。我問他看出了個什麽所以然.他說，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會有驚人的巧合。據說在1947年陝北志丹縣，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團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墜落。當時陝北的老鄉都說：“蔣介石快完蛋了。”果然兩年多一點，蔣家王朝就崩潰了。
1976年開春以來，周恩來、朱德兩位革命前輩相繼離開人世，唐山發生大地震，**有重病有床，這其中難道真蘊涵什麽預示嗎？我不得知，或許他心裏早就有了答案吧。
那年9月，**病逝，全國陷入了一片哀悼中，我們在山上，但是查文斌卻在頭一天就已經告訴我了：那顆紫薇帝星沒了。
又過了一個月，秋，四人幫正式倒了台，全國的各種冤案都被陸續平反。當我看到我家的煙囪第一次冒煙的時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離開了整整一年，但是我總算還有一個家。接下來的時間是平反和無窮無盡的調查，我因爲是逃離的，知青的手續還在東北，這邊的戶口又落不下，分不到糧票也拿不到工分。好在當時都知道我父親的冤案，組織上也沒太難爲我，隻是把我和查文斌帶到縣城裏去做了記錄，登記在冊，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那是1976年的臘月。過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來的照片，我、胖子還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們三人有沒有各自收到。
1977年農曆春節，我曾經去過五裏鋪，但是查家沒有人，聽他們村裏的人說查文斌走了，在一個月之前和他那個瘋瘋癫癫的師傅一塊兒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家，兩間土坯房，有一個籬笆圍成的院子，院子裏有一棵棗樹。過節，家家戶戶貼紅挂彩，唯獨這家門框上寫着一副白底黑字的喪聯。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過的，父親的問題基本被調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親也同樣清白。但是經曆了這一波折騰之後，他們倆都老了，一下子就頭發花白，因爲常年被關在陰暗潮濕的地方，我的父親得了嚴重的關節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親也同樣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創，據說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願意指認我父親是個特務。
1979年，我已經成年，家道也開始中落，在農村，失去了勞動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經隻剩下半個番薯，父親讓給母親吃，而母親則說自己不餓，最後誰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開始接過家庭的重擔，同樣因爲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塊錢的債務，在那個年月，對于我這樣的家庭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實在沒辦法後，我準備放手一搏，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湊了路費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車。
深圳，那時候還是個小漁村，我的目的地是廣州。這裏對我而言是陌生的，我聽不懂那兒的語言，也吃不慣那邊的飲食，但是每天都有無數像我一樣爲了讨一口飯吃的人來到這裏，而我也正是開始了露宿街頭的生涯。
廣州是現實的，也是殘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轉着隻想能夠糊口。我沒有多少文化，我也沒有社會經驗，扛過沙包，也去工地攪拌過水泥，力氣和二三十歲的比有差距，最終我謀得一份在廣州拉黃包車的活兒，也就是人力車夫。
廣州作爲最早的開放城市，這裏的一切對我這個鄉下土包子來說都是超乎想象的，這裏的人腦子精明。比如他們從香港進電子産品回來加工，一塊電子手表的成本隻要兩元錢，但是批發出去就可以達到十塊，很快當時我從那些坐在我車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這麽一塊表如果帶到北方，那它的價格将會再翻兩番。
這樣的利潤是建立在那個年代的信息不對稱和資源缺乏的賣方市場，龐大的中國人被文革壓抑了十年之後社會需求瞬間釋放了出來，一盤盜版的卡帶運到北方都會有人搶的頭破血流。于是，半年後，我也加入了這個大軍：倒爺！
我倒騰的第一筆貨是喇叭牛仔褲，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廣州拉了整整半年黃包車攢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車。在上海，我剛走出火車站之後就打開了包裹就地擺攤，不到五分鍾，這批貨被人一搶而空。欣喜若狂的我當天就定了返程的車票，從此，倒爺的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衣服、電子産品、音響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機件，總之什麽賺錢，什麽貨好拿我就拿什麽。大約有一大半的時間，那陣子我是在火車上渡過的，而去往的城市也僅僅是随着我能買到最快的北上列車，無論終點是哪裏。
這樣的生活我持續了半年有餘，期間有虧有賺，虧的多半都是上當被騙，畢竟還是年輕。賺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過去後，我本人依舊還是兩袖清風，四海爲家。
我和胖子再見的時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帶了一大箱的鄧麗君卡帶，市面上的暢銷貨。在西安老的城門樓子下面，我一邊啃着羊肉泡馍一邊不急不慢的打開了拉鏈包，把那些卡帶一張張的放在一塊藍布上。
“兄弟，這卡帶咋個賣？”
我頭也沒擡随口答道：“一本五塊，三本十塊，要多少？”
那人說道：“這麽貴，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錢，怎麽樣，就五毛我全要了！”
“滾、滾、滾！”我最煩這種沒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雙腳還停留在原地，一隻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帶伸了過來。
“咦，你這人，我說了不賣！”我擡頭一看，一張臉盆大小的臉帶着深藍色雷鋒帽正沖着我“嘿嘿”直笑，那張大手抓起一把卡帶掂量了幾下道：“就五毛，賣還是不賣？”
“滾犢子！”我站起來一拳打了過去，他還是那麽的結實。
鍾鼓樓廣場一家餃子館叫“德發長”，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擺着一壇杏花村，我是不勝酒力的，但是我還記得兩年前我們分開的時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須的，我們整整喝了一個下午。
胖子繞道太原後回了成都已經是兩個月後，轉輾通過朋友找到了他父親的戰友打聽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親是個正直的人，在監獄裏自殺了，是用長褲撕成了布條吊死在床檔上的，他的老娘随後也跟着去了。倆夫妻死後屍體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廣場上，一連七天都沒人敢去收屍，最後是他爸身前的幾個部下偷偷找了倆獨輪車半夜拉走的。
胖子家的那個大宅也成了革委會辦事處，他也就跟着沒了去處，臨走前，胖子到汽車連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從小跟那長大，守院子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個碗裏吃飯，把那棟原本屬于自家的宅子用汽油澆了裏裏透透，一把火點了之後就開始逃。到現在，他也還是個黑戶，有家不敢回，隻能在西安這一帶混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