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穿着中山裝戴着眼鏡的男人手裏拿着一張文件，宣讀之後就要抓人，抓我們父子倆人。這些人據說都是縣裏來的，那個領頭的就是我們當地革委會的頭頭，父親這回沒有反抗，他的選擇是明智的，那個年代，随便給你按個名頭或許我們就被當場斃了。
幾個端着槍的人上來就是一槍托砸倒了父親，倒地的時候，我看見他頭上的血“汩汩”得冒着，但是他的眼睛卻死死的瞪着那個人。
一群又一群的人沖進了我家的屋子，接着便是各種被砸爛的聲音傳出，我的家就這樣被抄了。當晚，父親被他們帶去了縣裏，我因爲年紀還小，在場的村裏鄉親也在一旁求情，隻是被帶去了公辦所接受思想教育，等到後半夜回到家的時候，那座宅子已經成了廢墟。不知道是誰放了一把火，我的家被燒的一幹二淨，留給我的隻是陣陣青煙。
第二天聽說我母親也被帶走了，是從外婆家直接抓的人，又過了幾天，我被人送去了縣裏，聽說是要把我們一群家庭背景有問題的孩子送到農村裏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這根本就是個笑話，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農民，但是你去跟誰說這個理呢？
在縣城火車站的候車室，我遇到了很多跟我情況一樣的人，我們各自背着行囊，靜靜的等待被發往陌生的地方。在火車站，我好像見到了一個熟人，很面熟，但是我卻叫不出他的名字，那個人我總覺得在哪裏見過，幹瘦的身材，蒼白的臉頰，一個人蜷縮在牆角。特很容易就被一眼認出，因爲他的手臂上帶着“孝”，都是一群十幾歲的半大孩子，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即将去何方。
看管我們的人按照名單點好後分了組，聽到名字的時候，我才想起來，原來是他：查文斌！
領頭的人不許我們講話，他對我看了一眼，我想他已經認出了我，那個兒時曾經和他一起念過書的同學。我對他笑了笑，他隻是微微動了動嘴角，很幸運，我和他分到了同一個組，但是我們的目的地卻是一個從未聽過的名字：野人屯。
我們被各自的人領上了綠皮的火車，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坐火車。我和他，還有十幾個孩子被分在了同一截車廂，火車沿着鐵軌一路向北，途徑站點的時候都會陸續上來人，這些人都和我們一樣，他們的父母或多或少在那場運動裏受到了浩劫，而他們的子女則被要求隔離送去遠方。
途徑上海的時候，車上來了兩男三女，其中一個女孩子長得特别白，她的眼睛大的能出水，梳着很流行的齊劉海，短耳發，腳上穿着一雙當時幾乎罕見的皮鞋。他們幾個人擠在一塊兒用方言交流和其它人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些人似乎都刻意避開着那個女孩不和她交流，她看上去是那麽的柔弱，整天眼睛裏都沾了淚水。
火車拉着我們一路向北，過了黃河以後不斷有人下車又有人上車，我也不知道究竟這是到了哪裏了，隻曉得外面的空氣越來越冷，窗外原本綠色的土地也逐漸由黃色代替。
已經過去五天五夜了，車廂裏還剩下最後四個人：我、查文斌、那個女孩還有一個胖子。連負責看押我們的那個人都在前一站下去了，而我們依舊不知道要去何方。
車廂裏一片死寂，因爲有要求不準我們互相說話，所以這一路上除了呼噜聲和喘氣聲陪伴我們的就隻有鐵路的“況且、況且”。我們的口糧都是自己準備的，臨出發前，我的嬸嬸給我準備了不少飯團，南方人吃不慣面食，就用粳米加一點糯米混合起來做飯團，裏面包着的是鹹菜。糯米不容易消化，這玩意吃一個能頂半天，過去日本人打仗随身的軍糧也是這麽做的。查文斌的口糧是黑乎乎的饅頭，不過早在一天前我就看見他把最後一個饅頭也吃了，而那個女孩則自從上火車後就什麽都沒吃過。
又是一站到了，我們四個人裏的那個胖子也下了車，臨走前，他和我們打了個招呼互相道了聲保重，這是我們彼此第一次發出聲音。
我發誓，我真的聽到了有人肚子裏傳出“咕噜”得聲音，那聲音已經快比火車的聲音更大了。低下頭翻了翻自己的包，還有兩個飯團，這一路我不知道要走多遠，每天盡量隻吃一個，外面的夜已經漆黑了，我對着角落裏的那個人輕輕喊道：“查文斌，你還認得我嘛？”
“不認得。”他的回答很幹脆，聲音很也很輕，聽上去虛弱極了。
我沿着車廂慢慢靠了過去小聲道：“我是夏憶啊，洪村的，小時候我們同過班啊，你不記得我了？”
“夏憶？”我能聽出他聲音裏有些顫抖，他接着說道：“一早覺得是你，但是我不敢亂認，怕連累人。”
我回頭看了一眼，确定車廂裏隻有三個人，便過去和他坐在一起，要知道，在這種地方遇到認識的人是何等的激動，就像是倆個落水的孩子同時抓住了彼此的身體：那就是唯一的依靠。
“太好了，先前聽他們念名字，咱倆是分在同一個地方，又是老鄉又是同學，這下可不怕了。”我一下子就高興了起來，然後拿出一個飯團對他說道：“我見你一天沒吃過東西了，拿着！”
他接過飯團想往嘴裏送卻突然停下來了，輕輕碰了碰我的手臂對着牆角努努嘴道：“那個女孩子好像好幾天沒吃了，你給她吧，我還不餓。”
沒想到這小子這麽多年不見，還學會英雄救美了，我調轉了個頭對他說道：“你吃吧，我這還有，有我在，餓不着她。”
那女孩一路就坐在我的對面，她始終把頭埋在雙腿中間，自從上車起我就沒見她擡起頭過。走到那女孩身邊，我蹲在她的面前道：“喂，醒醒，你叫什麽名字？”
那女孩擡頭看了我一眼，我看見她的眼眶紅紅的，她沒有回答我的話，而是又把頭低了下去。
真是個有意思的人，我拿出最後那個飯團放在她的面前說道：“我叫夏憶，他叫查文斌，我們倆是同學，不是什麽壞人，這個飯團是給你的。”
我蹲在她面前足足有兩分鍾，她絲毫沒有擡頭的意思，我也覺得無趣便把飯團放下朝着查文斌那走了過去。
查文斌問我道：“她不吃？”
“你管她呢，好心當成驢肝肺，她不吃我們吃！”說着，我故意從查文斌那掰下一小塊飯團塞進嘴裏然後大聲道：“啊，真的好香啊，來文斌，我們一起吃！”
糯米特有的黏性讓飯團嚼在嘴裏發出“咂吧、咂吧”得聲音，人在餓極了的時候哪裏還能抵抗這樣的誘惑，再說，她不過也就是和我同年的少女罷了。很快，她就擡起頭了，然後她看着我們，我們也看着她；再然後，她拿起了那個飯團吃了一口對着我們笑，我們也對着她笑，就這樣，三個年輕人在那個苦難的歲月裏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她叫袁小白，上海人，祖上出過官，曾祖父是清朝的内閣學士，官拜從二品，書香門第。父親留過洋，回國後在上海經商，經營香料和布匹，最大的愛好便是收藏，在上海原本是一個頗有名望的家族。
這樣的家庭出身在那個年月想逃過劫難都很難，紅衛兵們砸爛了她家的營生，又搶走了她家的收藏，她的父母都被帶走了，也不知道關在了哪裏，好端端的一個家被貼上了封條，隻剩下她孤身一人被送上了這截冰冷的車廂。
在那個年月，有很多像我們的一樣人被送往全國各地的農村，那是爲了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卻接受再教育”的口号，在那個一切以家庭成分論高低的年月，我們這樣父輩被打倒的孩子隻配被發往沒有人願意前往的最艱苦的邊疆。
也是在那一天，我得知，查文斌的養父養母在他九歲那一年就全部過世了，他一直跟着他的師傅生活。不知道是誰去告了一狀，說他的師傅是個神棍道士，于是乎，一頂封建迷信臭老九的帽子就被死死的扣上了，整日整夜的被關在牛棚，哪天心情不好就拉着他出去批鬥，而查文斌就這樣跟我一起踏上了這趟北上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