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級别略顯異樣之外，管轄領域更加異常。隻要是軍方實驗室，科技部都有插一手的權利。即便是一些大型的國家級實驗室，也繞不過科技部這個部門。
從人事到财政，都需要跟科技部進行對接。除非是最頂尖，也是最絕密的任務，否者，任何實驗都需要在科技部進行實驗并且提出申請才可以完成。
管轄範圍之大，跟後勤部相比也沒有太大差距。甚至，在很多人眼中，科技部就是後勤部的後勤部，在一定程度上比後勤部還要重要。
像這種特殊的部門突然換帥本來就是一件大事，更何況，這一次出任科技部第一副部長的竟然是王甯。
在科技部之中，有部長以及三位副部長，除了正部長由後勤部部長兼任之外，三個副部長負責整個部門的管理工作。
尤其是第一副部長，就相當于整個部門的實際領導。除非正部長想要插手，否者的話，他就是整個部門的總負責人。
一般情況來說，兼任的領導很少直接插手部門的管理。
領導兼任是什麽情況，通常是高級領導兼任某個比較重要的部門，比如說副市長兼任公安局局長，這種情況下，副市長的權利自然比公安局局長高，而且兩則之間站的位置都不同。
公安隻能管理一塊，副市長主管的是全市事物，除非他的管轄範圍隻有公安部門，否者的話，副市長的主要精力會放在整個市，而不會局限于公安部門。
科技部也是如此，正牌部長有自己的事情，有總後勤要處理，自然不可能投入全部的精力掌管科技部。他最多會關注科技部的動向，了解一些大型的項目，卻不會主動參與管理。
這也正常，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他在科技部用的精力多一點，放在其他領域的精力勢必會減少。而且蛋糕就那麽大，他少一點權限，就意味着别人多一點權限。
再加上科技部的專業性，管理者必定是熟悉科研領域的内行人。
華國是世界上古人類文明發展較早的地區之一。人類文明的發展，在遠古時代，萌芽狀态的科學技術主要體現在生産工具的制作和發展。而生産工具的制造和發展也構成了早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華國的先民，到公元紀元前後，大緻上依次完成了上述三個時代的過渡。
舊石器時代的先民使用打擊的方法制造各種石器，而沒有任何進一步加工。到目前爲止，華國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幾百處，在這些遺址中發現了用火的證據，比如京城人遺址的灰燼的堆積層厚達6米。此外舊石器時代的先民也開始制造并使用骨器、繩索。
我們的先民大約是在距今約1萬年前左右，從舊石器時代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新、舊石器時代的區别是：出現了經過加工的、更加合用并有鋒利刃口的磨光石器。由于可以在石器上鑽孔而創造了綁紮得更好的帶柄石器（斧、耙、鋤等），還發明了制陶技術（又一種火的應用技術，熟食以及各種器皿更加多樣）。此外弓箭普遍使用，出現了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甚至已經開始釀酒。
華國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就已經開始出現銅器。商代中期以後華國的青銅技術逐漸成熟。青銅工具和大規模奴隸勞動的使用，使社會勞動分工進一步得以實現，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産的發展。甲骨文、金文的出現和發展，使華國進入了有文獻可考的曆史時代。文字的出現使得文明發展大大地加速。
春秋戰國時代，對中華文明史講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社會發生急劇變革的同時，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思想等等都在快速的發展。社會思想方面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争鳴的局面。各家學說争論的重心，乃是社會秩序如何變革以及道德觀、倫理觀、價值觀等等如何規範。在諸子百家思想當中，涉及到與科學技術有關的内容則不是很多，例如對後世曾經具有長期影響的儒、道兩大家，他們的思想并不很重視科學和技術。相反，我們卻可以說他們大都是輕視甚至可以說是反對科學技術的。
首先儒家講的“六藝”，道家講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雖然他們都談到了“天人關系”，但他們大都是要人們順從天意，很少要求人們應該對天、地、自然界的實質進行科學意義上的研究。實際上，也可以說先秦諸子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和關心都是比較缺乏的。雖然在《孟子》那裏可以看到“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緻也”之類的話，但是《孟子》思想的中心并不是提倡人們應該利用“苟求其故”的精神去進行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孟子》思想的中心還是講究“性善”、“性惡”的倫理學說，以及講究“王道”、“霸道”、“民爲貴”等等政治思想，探讨人們應該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
其次，在諸子百家的顯學之中，特别是儒、道兩家，不僅缺乏關于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研究，而且可以說他們對此都是持比較反對态度的。儒家把它們看成是“奇技淫巧”，認爲纣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爲他“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還說“作****、異服、奇技、奇器，殺”，并認爲“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禦、醫、蔔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由此可見科技工作者的地位是很卑賤的，而且不時還有被殺頭的危險。而道家則認爲：“人多利器，國家茲昏；人多技巧，奇物茲起”；“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再次，儒家認爲“玩物喪志”、“君子不器”，鼓勵君子要追求“大學之道”，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等說法。道家也說：“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等等。他們所追求的“道”，大都屬于精神境界、倫理道德的範疇。
第四，戰國以後的華國社會，儒家一直處于統治者的地位。統治者心裏也明白，在治理國家方面，單單隻是一味的追求思想意識、倫理道德也還是不夠的，也還有必要解決國計民生的問題。這也就是儒家傳統思想中“經世緻用”的思想。而“經世緻用”思想的提倡，又在于是爲了統治者“長治久安”狀态的維護。這一思想并不能形成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強大推動。雖然如此，但它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終歸還是有好處的。但是單單是依靠“經世緻用”的思想來發展科學技術，那恐怕還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春秋戰國時期，諸家蜂起，百家争鳴，名家辯學很是發達。這種争鳴對學術的發展（包括科學技術在内）是有利的。在其後的華國曆史進程中，也是如此。
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相對的說，墨家則是比較重視科學和技術，而且同時墨家還對古代的邏輯學方面的發展有所建樹。但是墨家的這許多建樹，其目的也并不是爲了自然奧秘的探索和對各種技術的深入研究。它們乃是爲了貫徹墨家的政治主張——“尚賢”、“上同”，“節用”、“節喪”，“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等五組、十大主張（“十事”）來服務的。而且墨家并沒有像儒家和道家那樣得到持續的發展，秦漢以後幾乎成爲“絕學”，在社會上也較少具有什麽影響力。當然這并不排除它的某些思想、它的某些論辯方法被儒、道兩家所吸收。
總之，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上述思想長期地影響着其後的華國社會，中華文明對社會倫理、秩序等問題的關心，超過了對自然現象的理論探求。
兩漢時期，從社會經濟形态、國家型制到官僚體系，甚至它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态政策，都無不成爲其後持續大約二千年曆朝曆代封建帝國所效法的模式和樣闆。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是如此。科學技術的許多門類，大多是在兩漢時期，定下其後影響悠久的模式并且出現了實際上是爲後世樹立了樣闆的各種著作。
漢武帝時期編制的《太初曆》，通過西漢末年劉歆編制的《三統曆》，在《漢書·律曆志》中記錄流傳下來。《漢書·律曆志》以及其中所錄載的《三統曆》便成爲其後曆代《律曆志》以及曆代各種曆法的模式和樣闆。陰陽合曆的模式，其中包括了氣、朔、閏、交食、五星、晷漏等完備的具有華國特色的體系。這種曆法的基本模式、框架一直被遵循下來，甚至在西方近代曆法已經傳入的明清時代（《大統曆》、《時憲曆》），也沒改變。數學方面則出現了以算籌爲主要計算工具、以解決實際應用問題爲主要目的、以《九章算術》爲模式範本的體系。醫藥學方面，形成了以《内經》、《傷寒論》爲代表經典的醫學理論，和以《神農本草經》爲代表的傳統藥物學體系。地理學方面形成了以《漢書·地理志》代表的疆域地理志的體系，成爲後來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所遵循的模式。此外在地圖繪制、建築，還有制瓷和造紙，這些造福全人類的發明，也都在漢代形成其基本模式的。
對華國後世産生久遠影響的各個學科的體系大都在漢代形成，這與漢代政治上大一統局面的出現，雖然還不能說其間有什麽直接的聯系，但是，大一統作爲時代的潮流，時代的趨勢，也不能不對各個學科體系的形成施以時代的社會影響。人們開始總結先秦以來各個學科所積澱下來的知識和經驗，繼往開來，形成了諸多學科自身發展的體系。正如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所說：“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一至今日者多矣。”
秦漢以來，由于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設置了天文、農、醫、建築、水利、冶鐵以及各種手工業的管理機構和各級官員。科學技術的發展，幾乎完全被控制在這些機構和官員的手中，形成了官辦、官營的局面。
這些管理機構和管理官員的設置，對新技術的快速推廣起到良好的作用，它可以使農耕、鋼鐵、土木建築、漆器制造等技術迅速在全國各個地方推廣開來。由于财力、物力、人力都“雄厚”，這時可以興辦比較大的項目和工程。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曾經議論道：“在技術創造性方面，古老的華國官僚社會當然比不上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但它卻要大大勝過歐洲封建社會或希臘奴隸社會。”漢初的數學家張蒼、耿壽昌，著名科學家張衡以及對造紙術進行過重大改進的蔡倫，都曾是這樣的官吏。其他如天文儀器的制造、水利工程的修建、東西兩京的都市建設、宮廷和皇家園林興建、兩漢長城的整備、隋唐時期南北大運河的開通等也都無不仰仗官辦官營的優勢。
但是官辦官營的缺點也是十分顯然的。其最明顯的缺點便是不計成本，形成對材料、資源、人力的浪費，甚至虛報産量，或是盲目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再有官辦官營往往是産生貪官污吏的溫床。西漢中晚期，在冶鐵官營的過程中，就産生了不少的弊病：“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民用鈍敝，割草不痛。”而且還會出現“鐵器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賣之”的情況。(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