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毅突然領悟的，正是湯若望爲何要極力推舉現如今正五品的魏裔介，定要做了那個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提領四譯館的差事——這裏面的深意，應該爲了報答去年的一份不深不淺的“恩情”！

原來，魏裔介去年關于“先取蜀，而後粵西，再破滇、黔”的疏言，确實照顧了西南的傳教形勢！而這個形勢，就是四川的教衆已成一定規模，需要盡早納入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以便繼續使之“發揚光大”！

天主教的四川開教始于利類思。此人1640　年進入四川，在禮部尚書劉宇亮[1]及四川省官員的幫助下創建了成都傳教區，并在成都置“教堂及住院各一所”。1640　年經利類思受洗者有30　人，其中有明朝皇族一人教名“伯多祿”者全家入教，成爲四川成都教區的基石。1642月安文思來到成都全力協助利類思進行傳教，他們二人曾先後前往保甯、重慶等地開教，“在以上二城廂均設有經堂，爲教友領聖事、誦經之處”，“并且在附近城鎮設立小學多所。”經過安、利二人的共同努力，該地教務出現一片興旺景象。

但四川在中國境區之中，畢竟是一較爲保守封閉的内陸省份，再加上該地延續幾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天主教這一異質文明的闖入及在四川腹心地區的逐漸興旺，頃刻間即變成洪水猛獸。且天主教所提倡風俗禮儀與中國傳統悖逆，特别是與當地的佛道文化嚴重沖突，一場由僧道階層和部分官員發起的排教運動也就洶湧而來。這一排教案持續了三個月，最後在奉教武官閻多默及湯若望的朋友、成都知縣吳繼善[2]的保護及辯護下，再加安、利二人撰寫爲天主教辯護書，并将京城徐閣老(光啓)　、楊翰林(廷筠)　早年完成的爲天主教辯誣之書，散發宣傳，這場仇教風波才日漸平息，後官府還将滋事之人治罪，使“聖教在川略享太平”。不過這種短暫平靜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1644月。張獻忠進入成都稱大西王。在成都知縣吳繼善的舉薦下。張獻忠“強以官職、衣服、俸祿授二神父(安文思、利類思)”。從此，安、利二人一邊爲張獻忠提供各種服務，一邊在四川開展傳教活動。但是他們經常遭受仇教者的攻擊，有時連性命也受到威脅。然而。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利類思、安文思也從未弛于教務。他們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機會。進行傳教。二人曾利用偶遇張獻忠嶽丈父、小舅子的機會向其宣教，其父子二人遂被感動。不久以後，便主動請求爲其領洗入教。二人領洗以後。便能“遵守教規，善盡職守，不特爲善教友，亦且立好榜樣。”此外，安、利二人在随張獻忠行軍的途中，也多次拯救天主教教友及一些異教徒。

因此，四川的傳教業績可謂成績十分顯著：“所奇者兩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亂，猶能傳教救人，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内有某大員，舉家三十二口，同日授洗。”但因他們在四川的傳教工作是屬于開創性的，所以這一時期四川傳教事業從規模到建制均處于原始階段，如果長時間得不到已經默許天主教自行發展的清廷的庇佑，長時間淪落在所謂“亂賊”手中，其“良好态勢”必然遭受重創！

正是基于這一點的考慮，再加上魏裔介的用兵策略也的确附和當時實際，所謂“兩好湊一好”，這才會如此附和湯若望的心願。

于是，經過缜密分析的弘毅不再裝傻，而是直奔核心要害，但依舊是笑着說道：

“呵呵，湯老瑪法，魏裔介的疏言，看來還是您受了利類思、安文思二位的托付而爲之的吧？”

“小爺……老臣這點心思，的确不該隐瞞聖人您啊！”湯若望眼瞅着隐瞞不住，反而輕松起來，一口承認了。但下面的話卻大爲出乎弘毅的意料：

“隻可惜，老臣這一番苦心，卻未必能得到那兩位同會兄弟的理解啊！”

“哦？爲何如此說呢？”弘毅雖然穿越而來，卻在當年的專業學習中并未接觸到這個“知識點”，也就隻能老老實實“願聞其詳”了。

“小爺有所不知啊，不過說來卻也真是話長……”

在弘毅的熱切眼神和旺盛求知欲的鼓勵下，湯若望就像終于覓得知音一般，說出了一段“不曾爲外人道”的隐情,也讓他眼中“無所不知”的弘毅得以了解了一段在後世被逐漸湮沒的曆史——

原來，自從順治五年（164八年）利類思、安文思進京後，一場反對湯若望的風暴就在京城小小的耶稣會内部刮起。表現出來的，一是湯若望曾經指責利、安二人不應該在張獻忠屬下當官；二是安文思等人認爲湯若望在北京對于營救他們二人沒有盡力。

關于第一點，湯若望親口承認，當他第一次得知利類思和安文思曾經在張獻忠政權裏做過官這件事之後，便将這些事實報告給了和自己同期抵達中國的教士、當時中國傳教區北方傳教會的會長傅汎際。

湯若望直言不諱，說他是以坦率的态度、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利類思、安文思的行爲是“愚蠢”的。因爲他們一旦落到所謂“暴君”的手中，就應該甯死也不能接受“僞政”官職。因爲這會對整個教廷在東方的傳教大業造成無法避免的負面影響和損失！而安文思與利類思的舉動，在中央王朝眼中将被視爲是“強盜”和“反叛者”，這類人通常是要被處死的。

但關于這一點，湯若望同時還頗爲實事求是的轉述了利、安兩人、特别是安文思的“辯詞”——安文思、利類思二人說他們之所以接受了張獻忠的官職。完全是迫于無奈，他們當時沒有任何可以自由選擇的餘地。據安文思自己稱，他在張獻忠政權中兩年的生活“就像一場噩夢”。

于是，弘毅可以清楚地做出自己的判斷——在極度痛苦狀态中煎熬出來的安文思當然忍受不了湯若望直率的批評。另外他看到湯若望得到順治帝的各種特殊優待，而自己雖然在北京有自由活動的權利，但名義上仍是階下囚，充當着滿洲貴族的奴隸。這種地位懸殊所帶來的心理不平衡，再加上湯若望直率且沒有考慮實際情況的批評，必然引發安文思對湯若望态度的反彈。

果然，這個判斷很快就從湯若望的口中得到了證實——安文思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不依不饒地緊咬湯若望在清廷任職之事進行攻擊。

“安文思居然極端憎恨我對他們的指責。他甚至認爲。他在被迫的情況下爲張獻忠服務。與我在京師爲朝廷服務，兩者是沒有任何區别的！聖母瑪利亞啊，我的聖人、我的小爺，您說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瘋。竟然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論調？”湯若望說到悲憤之處。甚至差一點就掉下眼淚來！

“可憐的老瑪法……”

弘毅都不知道如何去寬慰幾乎要老淚縱橫的湯若望了。因爲在弘毅看來，這點委屈還不至于讓飽經滄桑的湯若望如此動容！

“仁慈的小爺啊，謝謝您的安撫……但。利類思和安文思對老臣的所作所爲，這還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讓老臣心寒的，卻是他們說我在京師營救他們不利……”

果然，湯若望感激得看了看小玄烨，繼續說起了後面的事情……

（本章待續）

《打油詩一首.藏頭》

讀文閱史隻長息

正說當年有契機

版定圖開皆夙願

去來神秘亦難期

起身百載光陰渡

點盡人間苦與疾

中鎮邊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淚滴

[1]　劉宇亮，大明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成都府綿竹縣（今四川省綿竹縣）人，明朝内閣首輔，進士出身。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登進士，授庶吉士，改翰林院檢讨。天啓二年（1622年），參與修撰《明熹宗實錄》，後授南京光祿寺卿、左春坊贊善、右春坊右谕德。崇祯年間，兼任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少詹事，嘉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後升任吏部左侍郎。崇祯十年（1637年），擔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次年改文淵閣大學士，督察各鎮援兵。後兼任兵部尚書。在京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受徐光啓的影響，他接受了西方科學文化、信仰，邀請意大利傳教士利類思和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在“天官府”傳道，并率先領洗入教，成爲綿竹奉教的第一人。綿竹也成了川雲貴三省的母教會。

[2]　吳繼善（1606—1644）初姓徐，字志衍，太倉（今江蘇太倉）人。崇祯十年（1637）進士，授浙江慈溪知縣，調知成都縣。工詩歌，畫山水宗黃公望，涉筆蒼秀，有元人風。後爲張獻忠所殺。吳繼善就是寫《圓圓曲》和《綏冠紀略》的著名詩人和曆史學家吳偉業（梅村）的族兄。吳繼善奉命到成都作縣令前與湯若望告别，湯請吳給利類思帶了封書信。吳到成都接印視事後即到聖堂拜谒利類思，“暢談間，殊爲相得”，成了朋友。1643年中原鼎沸，李自成正欲北上取北京；已在武漢稱西王的張獻忠也蓄勢待發，欲西上取成都。吳繼善憂心如焚，多次上書蜀藩王勤政愛民，打開府庫，拿出金銀，練兵守隘，以禦亂賊。藩王拒谏，沉迷酒色，吳縣太爺恢心喪氣，大西軍一進城，他就帶領部份上層人物投降了。吳之歸順獻忠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神州大地上出現了四個政權鼎立的局面——北京的滿清王朝；退到西安的李自成大順朝；建立在南京的弘光王朝；成都新建的大西朝。大分裂必有大戰争，吳繼善等人想借用張獻忠的軍力來保衛四川，甚至想讓張獻忠與南明聯合，共抗清軍。(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