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二年九月初七日，**下，一道看似十分“冗長”的诏書廣布天下，在天朝上下、特别是王公大臣和宗室覺羅們之間引發了巨大的議論風潮：

首先，所謂“诏書”[1]可不是随便什麽事情都可以用的。清代凡國家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隆重慶典，才用诏書宣告全國臣民。如皇帝“登極”頒即位诏，以宣布自己的施政綱領；皇帝“崩世”頒遺诏，總結自己一生統治經驗，以遺言告戒臣工；皇帝有重大過失，向天下公開自責，頒罪己诏；國家的重大興革，如光緒朝維新變法頒維新诏、立憲诏等。此外“冊立皇後”，“加上尊号、徽号”均須頒诏，宣告全國，無論官民，一體皆知。

除此之外，皇上想要對文武百官、宗室親貴們正式講話的時候，可以采取诏書之外的多種形制的公文格式——總稱“制辭”，比如敕、谕等诏令文書，凡載有天子之言者，都叫“制辭”，卻主要是爲宣示百官之用，而不下達于庶民。

其次，頒布诏書的地方也是很有講究的。有清一代，頒布正式的诏書，一般有太和門、午門和**三種選擇，其中尤以**規制最高。遇有新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慶典活動和皇帝父母進宮，都要啓用**。皇帝平時一般不走**，隻有每年去祭天、祭地、祭五谷時，才由此門出入。此外，将領出征時祭旗、禦駕親征時祭路、刑部在秋天提審要犯（“秋審”）等重大儀式也都在此舉行。**唯獨皇帝可以出入，而且隻能出入喜事，絕對禁止出入喪事。可見，**是國之重器，在此宣布诏書，意義非凡。

最後，诏書的内容更加令人驚愕不已。這篇洋洋灑灑的诏書，如果翻譯成後世的白話文，其要義就是說：

“奉天承運皇帝，诏曰：原鑲白旗顯親王富绶門下包衣人孫狗子，仗勢欺人，當街羞辱讀書人，巧遇奉旨出宮的大清多羅貝勒、火器營左總統大臣玄烨，竟然對于皇子貝勒的勸告惱羞成怒，施以拳腳，緻使皇二子一肩脫臼。但整個過程中沒有使用兵器刀刃，也沒有造成皇二子流血内傷，更沒有任何笃疾。

朕聞聽此事，愛子心切，就像天下所有普通父親心疼自己的兒子一樣，怒不可遏，曾下旨嚴懲，甚至不惜将犯事作案之包衣人斬立決。

但聖母皇太後英明，告誡朕不可将私怨遷嫁于國法。這讓朕冷靜下來，下旨内十三衙門尚方院會同宗人府和刑部一同會審案犯，并加封皇二子玄烨爲下五旗宗室總理，代朕行監審之職。之所以要讓皇二子作爲監審之人，就是希望他能夠秉公執法，爲皇室宗親做一表率。

難能可貴的是，受傷的皇二子并沒有氣急敗壞，而是依據朕欽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律條，指出他本人隻是遭受輕傷，張狗子又沒有動用兵器，依律“毆打宗室覺羅”一條，應判“杖八十徒二年”，其餘從犯，隻算鬥毆，各責“笞二十”。

此審議得到了宗人府、刑部和尚方院的一緻同意，并共同形成了專案題本報送給朕。這一結果與朕的初衷十分吻合：

當初朕故意下旨嚴懲，是爲了考驗皇二子是否會借機宣洩私憤；讓府部院三衙門會審，是爲了考察各處官員能否秉公辦案，也考驗皇二子能否與各部官長同心協力，辦好差事；案犯張狗子等人收押以來，飽受驚吓，皇二子能夠代朕宣慰，處置得當，體現了朕愛民如子的作爲。

張狗子等人雖是犯人，然而畢竟沒有觸犯“十惡”[2]以緻不赦，他們終歸還是人，還是朕的子民！故而，皇二子會同諸部所拟題本，朕均已恩準：首犯張狗子徒留烏蘭烏德，罰做披甲人之奴。其餘從犯，恩準“小笞[3]”二十，發還原主嚴加管教。

得此皇子，分憂君父，朕心甚慰；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家國幸甚！

借此機會昭告天下：大清皇帝之子既然能夠如此公正嚴明，則自今日起，不僅“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而且“庶民犯法于王子，概無律外重罰”！

今後，無論宗室覺羅、黃紅帶子、王公大臣、貴胄權貴，皆不可因案情涉及自身、家人、親友等，而施壓于公堂，以求私尋重罰案犯而置國家法度威嚴于不顧！

試問：天下還有誰的親貴程度可以與皇二子玄烨相比？朕之愛子都可以如此公允，将國家法度置于自身之上，那誰還有理由要法外尋情？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皇二子玄烨能夠舉一反三得提出，原下五旗旗主爲了維系大清八旗根基，不約而同的建議由朕親領八旗之後，所有八旗子弟自此首先效忠大清、效忠于朕，這是國家之幸、天下之幸。自此以後，不再會有因“一旗一家之私利”而置天下大義于不顧。但，各旗包衣人如今仍歸屬于各家主之門下，與當世潮流不符合。

朕聞之，深有同感。想當年大清入關之初，天下民人流離失所、苦疲不堪，爲了穩定民心、安定天下，九王多爾衮因勢利導，于順治二年春，頒布《投充令》，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屯墾。但許多圈地後的原有農民也因家産被奪占，隻好“帶地投充”，帶地投充者僅需交租稅，若無土地則負擔較大。同時出現旗人士兵強逼漢人的“滿洲威逼投充”的情況。同年朝廷又頒布逃人之法，加以匡正，至今卻效果未顯。

據此，朕今日昭告天下，投充之令、逃人之法皆需細判，不可草率。特别是現在天下初定，民人期盼穩定生産，今後凡是投充者，必須嚴加控制，詳細判别。對于逃人，也要謹慎對待，不可涉及無辜。

至于圈地，順治八年正月，朕曾在谕旨中指出，農民全賴土地爲生，圈占土地就斷絕了他們的生路；要求戶部行文地方官，将以前圈占的土地全數歸還原主，以便适時耕種。不久，朕又批準了科臣[4]李運長的建議，免圈京畿良鄉、涿縣等13個縣的“餘地”。順治十年，朕又再次重申：“以後仍遵前旨，永不許圈占民間房地。”[5]

另，包衣人乃滿洲舊俗，太祖太宗之時早就成例：包衣的總管之權在國家，隻有皇家擁有對八旗内官員與兵丁賜予或收回包衣的權利，擁有包衣的官員或兵丁僅有權獎賞或責罰自家的包衣，而無權殺害，也無權私自買賣、交換、或贈送。

但入關之後，新投充入籍的包衣奴才往往隻知道有家主，而不知有國主，直一味效忠于家主，卻無視皇家國主之威。此之所以張狗子居然于鬧市之中毆傷皇子也！

因此，皇二子玄烨建言，于宗人府内設立“皇家仆吏局”，專管下五旗各旗包衣人，包衣奴才的入籍調配、日常管理、升遷懲處、俸饷福利等等，統統收歸皇家仆吏局。每年初，各宗室王公、大臣将領，乃至旗人家主，需要新收門人家奴的，需向皇家仆吏局申報。由皇家仆吏局統計之後，招手有意之人，經過培訓和選拔，按需分配各家使用。

自此之後，包衣人實爲皇家仆吏，隻效忠于皇家，而隻是奉皇家之命服務于各家家主。皇家有權随時調配、使用。

鑒于此法初行，而皇二子謀之久矣，其心思缜密，無人可比。故而，朕谕：命多羅貝勒、下五旗宗室總理、火器營左總統大臣、皇二子玄烨，兼領宗人府左宗人，掌皇家仆吏局掌印大臣一職。

以上諸事，布告天下，鹹使聞知

欽此！”

如此一道冗長的聖旨，迅速在京城引起了廣泛的讨論。

[1]清代诏書有一定的格式，起首句一定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結尾語爲「布告天下，鹹使聞知」或「布告中外，鹹使聞知」，中間則叙述诏告天下事件的内容。诏書由内閣拟稿，經大學士定稿進呈，皇帝批閱後，以墨筆楷書，由右至左直寫，寫在大幅黃紙上，中間及紙張接縫處钤「皇帝之寶」玺。制作完成後的诏書稱爲「诏黃」，以極其隆重而繁複的禮儀，送至**城樓上宣讀，象征著布告天下。宣诏禮成，由禮部接诏，立即謄寫或雕闆印刷多份，由驿道分送各地，再由地方官員接诏、宣诏。謄寫的诏書，稱爲「謄黃」，雕闆印刷的诏書，稱爲「搨黃」。

[2]“十惡”是指直接危及君主**統治秩序以及嚴重破壞封建倫常關系的重大犯罪行爲。在《北齊律》“重罪十條”基礎上，隋朝《開皇律》正式确立十惡制度，唐朝沿襲之。犯十惡者，“爲常赦所不原”。到了清代，十惡主要是指：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曰不義，十曰内亂。

[3]“小笞”，就是用小竹闆執行笞刑。《大清律》規定：凡笞杖罪名折責，概用竹闆，長五尺五寸。小竹闆大頭闊一寸五分，小頭闊一寸，重不過一斤半。大竹闆大頭闊二寸，小頭闊一寸五分，重不過二斤。其強盜人命事件酌用夾棍。

[4]科臣，指科道官。明、清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各道監察禦史統稱“科道官”。

明周晖《金陵瑣事·雅谑》：“張謂科道官最難得，其人即如孔門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明史·職官志一》：“凡京營操練，統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視之。”《清史稿·聖祖紀一》：“八月丁未，試

漢科道官於保和殿，不稱職者罷。”

[5]根據《清代皇帝傳略》所述，正史如此。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