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宋北宋加起來約三百年，前後總共舉辦了22屆制科考試，錄取了41餘人。也就是說，大約每十年舉行一次制舉，每次平均錄取兩人。
很不幸，蘇轼兄弟就是通過制科踏上仕途的，那一次隻考上了他們兄弟兩人，蘇轼拿了制科狀元——制舉第三次等，他弟弟蘇轍緊跟其後——制舉第四次等。北宋建國這一百年時間，在蘇轼前面隻有一個叫吳育的文人考了一個制舉第三次等。
蘇轼知道趙興醉心于雜學，從趙興給他蓋房子，從對方謀定而動的經商動作看，這是個有驚人的組織能力和過人的理财能力的強人……但這并不等于他能通過制科考試，所以他就詳盡向趙興介紹制科考試的程序與艱難。
趙興卻對自己很自信，他搖了搖腦袋，回答：“恩師何必辭官，我相信，若是在術數上我認第二，整個大宋沒人敢稱第一。恩師隻管做你的主考官，我自己找推薦人，不信我考不上制科。”
蘇轼沉思了一下，又建議：“不如你去考經史，以你的才學考中經史科不算什麽……隻是恩科不入《進士錄》，稍有點委屈離人……”
制科考生需要當朝官員做推薦人，由于趙興有蘇轼門生的身份，爲了避嫌，蘇轼在保薦後要辭去主考官的任命，但如果另找他人推薦，或者趙興參加經史類進士第，不用引薦，完全走正常程序，則蘇轼可以繼續擔當主考官，而閱卷官恰是他的門生——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
今年的科舉是一屆恩科，名叫“館職試”的特殊恩科，考試以經史及世務爲主，不考辭賦。考中者主要進入昭文館（唐時又稱弘文館）、史館、集賢院等處擔任修撰、編校等工作的官職。這些官職都是閑職，基本上等于吃白飯的——翻書校對活兒，識字就行。
正常的科舉進士，名字要被寫入史書，這就是《進士錄》，但恩科進第者有進士名份，卻不入《進士錄》——因爲進士錄是按年份寫得，恩科不在正常的科舉年。
蘇轼猜錯了，趙興壓根兒不在乎能否進入《進士錄》，沒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好。所以，蘇轼一介紹，趙興聽罷，反對今年通過進士第充滿信心——多大的後門呀！
他摸着下巴、閃動着眼睛，先是長歎了一聲，而後用探讨的口氣問：“不委屈……”
趙興滿臉的歡笑：“這樣更好……老師，你還不知道嗎？我的辭賦水平一向不佳，參加這樣的科舉，混上一個進士，對我來說足夠了……要不，我去惡心惡心進士第，我聽說連續數次‘進士不第’，官家爲了照顧，也會賜個出身。反正我有閑——我就連考幾次，次次不交白卷，就等他賜我出身。”
其實蘇轼也沒有純把趙興當門生看待，兩人的關系有點亦師亦友。他是個随和的人，随和到了趙興來到這裏簡直同到自己家裏一樣随意。他也知道趙興有才，從趙興建房時分配那些建築小組時，他就知道對方組織能力超強，而且做事計劃周密。這種本事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需要通過專門的學習。
這時代還沒有專門的“效率學”或“組織學”，這種學問在這時被稱爲“王霸之術”。在中國古代，精通這門學問就是殺頭之罪，甚至要株連九族，讓其在民族史上留不下半點基因。
了解這點，他就對趙興的故作平淡、竭力裝傻表示理解，這也是他明知趙興不願意學詩，卻承認他是自己弟子的原因。
隐隐間，他也對程族孩子們偶然提起的“武侯傳人”，深信不疑。有這樣一位處事謹慎、又精通“王霸之術”的人作他的弟子，至少，在他危難時能庇護他的家人。
古人的想法簡單，覺得留名千古才是光宗耀祖的行爲，所以恩科參加的人并不多，也就是說，這種科舉考試競争并不激烈。而趙興參加恩科，蘇轼也不用辭去主考官的位置，簡直是兩全齊美的解決方案。但趙興的回答卻令他不知道該怒還是該沮喪。
蘇轼指着趙興說出不話來——我蘇轼的弟子，怎麽淪落到用“不交白卷”來威脅官家，天，什麽世道：“離人，你這是何苦來着！我如今已不再被貶，所以你也無需掩飾自己的才華——‘人生若隻如初見……’，這詩還不好嗎？
什麽？哈哈，别裝了，前不久高麗使者來我朝，他說整個高麗國都在傳唱你這首詩，這不是你做的，那整個高麗人都是瞎子——離人啊，現在你的名号拿出去，也不是身無雅骨的俗人了，何必再瞞。”
趙興初聞這首詩他吃了一驚，聽了蘇東坡的話，他悄悄松了一口氣。蘇東坡曾誇口：沒有他沒讀過的書。既然蘇東坡說這首詩是他寫的，那麽這時代就無人跟他争版權。
他略有點羞愧，有點扭捏，正不知道說什麽好，仆人帶着陳公川回來了。蘇轼招手請他落座，反身取出一個布袋，倒出幾枚銅錢，請陳公川觀賞。
這是幾枚不同年代的銅錢，它上面标注着鑄造年代，形狀大小幾乎跟宋錢一模一樣……微微有點不同的是，它的鑄造工藝似乎比宋錢的工藝水平更高——它是沖壓制成，完全仿造宋錢的模樣沖壓制成的銅錢。
蘇轼撥拉着那些銅闆，先挑出幾枚，向陳公川解釋：“元豐七年，這些銅錢出現在泉州、廣州，據說是倭國商人在與我大宋商人交易時獲得的銅錢，然後他們帶來大宋采購貨物……瞧，這幾枚是我大宋鑄造的銅錢，這幾枚是從倭國流入的銅錢，你們有什麽不同。”
趙興臉色死闆，看不出他對那批銅錢有何看法。陳公川爲人比較傻，由他崇拜的偶像問話，他回答得很認真：“兩枚錢——倭國的這筆錢，錢文似乎更精美，圖案更清晰，錢色更黃，這似乎說明倭錢含銅量高。”
蘇轼點點頭：“可以肯定地告訴你：這批倭錢不是我大宋鑄造的，而我大宋禁止銅錢外流。但稀奇的是，倭國這批鑄錢量很大，大的令人難以想象。
我大宋鑄錢司擁有數十萬工匠，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采。諸路鑄銅、鐵錢共有26監，其中鑄造銅錢的有17監，鑄造額爲506萬貫，鑄造鐵錢的有9監，鑄造額近89萬貫。
這批錢，職方司去倭國估了一下，錢數足有一百萬貫，相當于我大宋9監鐵錢司鑄出的總數——這不是一家一戶能做出來的，至少需要上萬人手，這麽多人，若在我大宋境内，我朝官員不可能不知道。”
接着，蘇轼又從那堆錢币裏撿出幾枚來攤在眼前，繼續說：“陳衙内請看，這是元豐八年出現的新銅錢，這幾枚是在倭國流傳的，這幾枚是在高麗發現的，錢文依舊與我宋錢一模一樣。三枚錢币比較，倭國與高麗的銅錢出自一個人之手，含銅量比我宋錢高，所以錢色發黃。”
陳公川沒有說話，他隻拿眼睛瞥趙興。而趙興此刻一副很好奇的模樣，翻來翻去的研究着那幾枚銅錢。
蘇轼又反身取出一個布袋，嘩啦啦倒出一堆錢币，裏面有金、有銀也有銅錢，這些錢币都做圓形，但銅錢是圓的就很奇怪了，宋朝的銅錢外圓内方，所以被稱爲“孔方”，但是這些銅錢有方形的圖案，那個方孔确是實心的，整枚錢币構成一個完整的圓形。
“這是元祐元年的銅錢，是在你們交趾流行的。與前面那批銅錢一樣，當地商人都說，這是與他們交易的宋商帶來的。與前面兩批錢相比，這批錢鑄造更精美，尤其是這些金銀錢”，蘇轼翻過那些金銀錢，示意陳公川看銀币與金币的邊緣。
這些金币銀币的邊緣都鑄有細密的鋸齒，蘇轼翻起那枚銅币，邊緣居然也有鋸齒，這讓它與宋錢顯得不同了。
金币銀币的陰陽面上都鑄有文字，正面是“元祐金寶”、“元祐銀寶”，背面則刻着金币銀币的分量，三行字分别是：奉诏欽定、足色金（銀）元、當值半兩。
蘇轼指點着錢币邊的細齒紋說：“朝中大臣當初見到這些細齒，久久不解其意，而後見到商賈使用，這才恍然——那位商賈用小刀刮了銀邊，将一些銀屑刮下來，再去使用，卻被店鋪折色稱重估值。朝中大臣這才恍然：原來這些齒紋是防人故意刮削錢邊的。
爲什麽要防人刮削——我們稱了一下，這些錢的分量極其準确，說‘當值半兩’，一毫不差的準值半兩，故而這東西已被坊間當作砝碼……這怎麽可能，我大宋标準銀碼，十錠裏面重量各不相同。這數百萬枚金銀銅錢，分量竟然準确到一毫不差……
最奇怪的是這枚銅币，我大宋銅錢都是天圓地方，可這枚銅錢中間的孔确是實心的，平白比普通銅錢多出幾铢銅來——這錢是誰鑄的？怎麽肯如此奢華？
我聽聞陳衙内是交趾國官宦子弟，這錢最初是從越國流出，想必衙内能爲蘇某解惑——哼，奉诏欽定，‘奉’誰的‘诏’，我大宋有這麽說話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