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順三年春夏的連續軍事行動使得八路軍的轄區由原先的一個州吹氣一般發展到了如今的四個州。．ＣＯＭ攤子大了，原先并不明顯的管轄權問題一下子正式浮上了水面。按理，李文革目前的八路軍節度使職務隻能管轄延州一州，但是此刻西北四郡都在他的軍事勢力控制之下。當然，理論上這些地方都是朝廷州郡，應該由朝廷分派任命官員來管。
事情的微妙之處就在于，誰都明白朝廷不會這麽不給面子，李大将軍打下來的地盤，要讓他老人家吐出來，沒有足夠的價錢是拿不下來的。
再退一步考慮，也不會有哪個官員那麽不開眼，着雷來觸李大将軍的黴頭。要知道，目前這幾個州郡，除掉延州之外，全都不是什麽好去處。夏州宥州就不必了，阖州經濟打崩潰掉了，數萬蠻夷們嗷嗷待哺，幾個文官跑過去，怕還不叫人當肉幹啃掉？就是經濟狀況稍好些的慶州，也還有三個蠻族盤踞，沒根基的官員一旦上任，要兵沒兵要錢沒錢，三大部落再度造反，誰吃得消？
要李大将軍幫忙？開玩笑，去搶人家手裏的肉還要人家幫忙剔骨頭，天下哪有這等便宜事？
即便要歸化，也還是等李大将軍将這幾個州郡收拾服帖了再吧……
朝廷不插手，對李文革固然是件好事，但是一個州的家底一下子要湊出四個州的領導班子來，這局面還真是有難弄……
爲了這個事情，李文革一回來就拉着李彬和秦固一夜一夜開長會，熬得李彬這老頭子筋骨實在撐不住了，最終确定了一個從各縣突擊抽調提拔幹部的方案。
廣順三年七月十八，延州八路軍節度府發布了一份任命文告，任命高紹元爲八路軍慶州節度判官權知慶州政事，任命原延州轉運曹主事文章爲八路軍延州節度判官權知延州政事，任命原延州布政曹按察主事蕭涯離爲八路軍夏州節度判官權知夏州政事，任命八路軍廂兵甲團指揮使陸勳兼任八路軍宥州節度判官權知宥州軍政事
這個體制是一個全新的藩鎮體制，原先的舊體制當中，無論是刺史都督還是知事，全都由朝廷任命，最起碼在名義上與掌握實權的節度使沒有直接的上下級隸屬關系，然而在這個新的體制中，所有各州節度判官前面都以“八路軍”冠名，明确體現了這些州級行政官員與八路軍節度府之間的上下級隸屬關系，隻不過原先節度府下設的節度判官由一員變成了多員，以州郡地域進行區分，全都向延州的八路軍節度府負責，無形中原先隻管一州的八路軍節度府便演變成了一個高于州一級行政單位的行政管轄機構，這在晚唐五代的曆史上是從所未有過的。
從這時候開始，“八路軍”這個名詞具有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含義，第一個是指李文革所領導下的這支軍隊，第二個則是指在李文革管轄下的由數州組成的行政區域，這個區域在未來将随着天下大勢的演變越發壯大。
至于各州節度判官職銜後面跟的那個“權知x州政事”和“權知x州軍政事”，則是對地方行政官員權力大的一種基本區分。在眼下，李文革手中的權力主要劃分爲行政權和軍事權，因此手下的權力也劃分爲這兩類。那些隻有“權知x州政事”後綴的州判官隻擁有在自己轄區内的行政權，例如高紹元，他隻能分管慶州的行政事務，慶州的軍事權由八路軍慶州團練使李護掌管，單獨對李文革負責，并不接受高紹元的領導和調遣。但是後綴爲“權知宥州軍政事”的宥州觀察判官陸勳就完全不同，他不但擁有宥州的行政權，同時擁有本州的軍事權，新任八路軍宥州團練使狄懷威直接對他負責，由他直接向李文革負責。
在文官任命的同時，李文革任命了四位州團練使，淩普任八路軍延州團練使，李護任八路軍慶州團練使，荊海任八路軍夏州團練使，狄懷威任八路軍宥州團練使。
七月十八日任命文告發布的第二天，也就是廣順三年七月十九，李文革又發布了另外一道相對簡短的任命書，任命了四州的最高政務長官和最高軍務長官。
秦固被任命爲八路軍節度長史，周正裕被任命爲八路軍節度司馬。
爲了使得軍政雙方上下統轄分工明确，李文革在發布文告的同時在内部重新厘定了官階。
按照新的延州官制，八路軍長史正四品上，八路軍司馬從四品上，軍銜爲宣威将軍；八路軍節度判官正五品下，八路軍團練使正六品上，軍銜爲昭武校尉。
這裏面有些和中央官制的區别不大，有些則差别較大。比如節度判官在現行的晚唐官制當中本身就是正五品職銜，節度長史本身也是正四品職銜（比刺史州長史大半級），這兩者均無差異，但是原先的正五品判官隻是一州節度使的政務副手，如今變成了貨真價實的行政首長，主管一州民政事務，原先的節度長史隻管一州民政，在節度使制度漸漸演化的如今這個官職甚至已經消失了，但是現在這個職務不僅重新出現，而且一下子變成了主管數州行政的封疆大吏。原先團練使這個職務是正四品顯要武職，在李文革手裏則變成了正六品。
讓節度判官正五，團練使正六，長史正四，司馬從四，一方面是爲了使新官制與八路軍軍制相吻合，另一方面則是爲了貫徹文官政治的原則，凸顯以文官治國的政治理念。
于是，延慶宥夏四州的割據政權目前從上到下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官僚體系。在這套體制當中，李文革位于整個權力金字塔的端，在他的下面有長史司馬兩個四品官分司政軍，在長史下面則設承宣布政司、提刑按察司、水路轉運司三個分支機構，分别以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水路轉運使爲部門首長，三使均爲正五品上職銜，副使則爲從五品下，除去三個直屬機構之外，長史還統轄着四個州節度判官署，每個判官署則下轄承宣布政、提刑按察、水路轉運三曹，同時管轄各縣縣令。縣一級行政單位便不再細分，以縣令爲長，縣丞分管庶政，縣尉分管治安刑獄，縣主簿則分管雜務兼理驿政。
在節度府一層，布政司内設司農、經商、務工、賦稅、勾判五曹；按察司内設審刑、治安、典獄三曹；轉運司内設陸路、水路、築路、傳驿四曹，每曹内複按照分工分設科室。節度府曹科的官階與地方曹科官階相同。
如此一來，僅節度府内就多出了三司十二曹四十餘個科的位置空缺，加上四個州郡十二個曹四十八個科的編制，八路軍轄下僅八品以上行政官員編制就驟增至兩百多員，再加上目前轄區内的二十八個縣一百一十二名長吏，四州共合計行政官員額三百五十三員。
這個數目是很吓人的，要知道這裏面并不包括軍官和李彬派駐各州縣的監察官員。
李彬的丞相府在名義上雖然也對各州及節度府行政擁有管轄權，但這個管轄更多的是監察性質的。李彬在每縣派駐一名監察禦史裏行，在每州派駐一名監察禦史，在自己的丞相府内設一名八路軍節度觀察判官總司吏治監察，各州縣的監察官員合計三十三員。
除去軍隊系統外，延慶宥夏四州名義上吃皇糧的“國家幹部”一下子達到了三百八十六員之多。
相對于這四個州不足三十萬的人口基數而言，這個編制确實恐怖了些！
當然，這僅僅是理論數字，在目前的八路軍轄區，兼職情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就以秦固爲例，這個八路軍節度長史目前親自兼任着節度府承宣布政使和水路轉運使兩個職務，同時還兼任着布政司司農主事經商主事勾判主事和轉運司内的陸路主事傳驿主事五個正六品職銜，基本上屬于全知全能的光杆司令。
僅僅在兩年前還僅管轄一個窮縣數千人口的秦固如今要管二十八個縣将近三十萬人口的民政事務，這對這位年輕的文官而言确實是個不的挑戰。
面對焦頭爛額的局面，秦固無可奈何隻能硬着頭皮上，有什麽辦法呢？要怪隻怪李文革的擴充速度實在太快了一……
許多官員因爲此番管制改革而飛速升官，一年多以前還隻是個九品縣尉的陳夙通，如今已經是堂堂的延州布政主事正六品官了，當然，在他的任命之後，同樣少不得“兼署延安、膚施縣令”的兼職。沒辦法，缺多官少，有實際治政經驗的官吏實在難得，就先勉強兼着吧。
廣順元年七月二十日，新官制實行，八路軍下轄四州二十八縣，官吏編制員額三百八十六員，實任九十四人，缺額高達四分之三。
李彬和秦固曾經問過李文革，爲何執意要推行如此繁冗的新官制，李文革在回避了幾次後終于撓着頭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有了這個架子，在大周的朝廷下面，未來無論地盤有多大，手中有多少個州，我都能用這個體制把它們包進去消化掉……”
李彬秦固相顧無語……
兩個人私下研究了一番這個官制，初時除了嚴密複雜之外得不出任何其他結論，直到最後秦固靈光一閃，終于發現了這個官制的一樁好處。
在這個官制下，李文革不用稱王稱帝也可以肆無忌憚地吞并州郡擴大地盤。
這個官制的優就是：一個節度使就可以用它來兼并天下，一切在擴張過程中的體制性問題都可以在這個沒有皇帝的政治體制中得到妥善解決……
簡單的就是：緩稱王，廣擴張……
這是一個超級軍閥程式，一個能夠獨自創造出這樣一套軍閥體系的家夥，絕對是個把古往今來的軍閥政治優劣研究得門清的家夥。
李文革這家夥，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怪人啊……
晚唐五代軍閥割據的曆史已經有百多年，其中李彬見證了的最少有五十多年，但是李彬自認，自己從未見過等級檔次高到這種程度的軍閥，做軍閥居然被他做出如許多的道道來。
在呆了半晌之後，李彬苦笑着吐出一句話：“衛鞅、李斯定三公九卿，高穎、楊素設三省六部，諸人若見懷仁，皆當避道……”
秦固一口水噴在衣衫上，咳嗽了好半天……
盡管如此，但員額不足的問題總要解決，畢竟一個州如今變了四個州，這可是實實在在的。
李文革對此的對策是——開延州秋闱，确立有延州特色的公務員考試制度。
唐代科舉均在正月舉行，二月發榜，是實實在在的“春闱”，這“秋闱”之，李彬秦固聞所未聞。
七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通過在各縣布達州命的“新聞工作者”們的嘴，延慶兩州的士民工商各色人等得知了一個令他們驚訝得下巴颏都合不上的消息，九月一日至十日，延安縣城将舉行一場秋季科舉考試，被錄用者将被節度府直接授官任用，不必等待朝廷吏部選官。
百姓們之所以驚訝，是因爲這次科舉非但季節不對，就連形式也迥異往年。
首先，本次科舉不用投卷，無須有官身的人推薦，隻需要參考者在縣署報名并現場經過初試通過即可獲得到延安進行複試的資格。
而初試的内容極其簡單，僅有兩項，一是考官随機在紙上寫下一句話，能将這句話照抄并朗讀一遍，便算過了“識字”科考驗，随後考官随口出一道兩位數加減和個位數乘除的四則運算題，隻要考生能夠答出正确答案，就算通過了“明算”科考驗，兩項全部通過，考生便被登記姓名籍貫，按照地域進行編号，并拿到一份由縣裏和節度府派遣的監察人員聯名簽署的文書，憑着這份文書，考生便具備到延安參與科舉複試的資格了。
盡管李彬和秦固這種正經儒學從本能上反對這種考試模式，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兵荒馬亂的歲月，能夠識字并且算清數目的人已經很難得了，一定要按照唐朝的“六學十一科”來考試，隻怕四個州連十個合格的人選都湊不出來。
爲了防止初試舞弊，李文革從豐林書院派遣了二十名學員前赴延慶兩州的二十個縣，這二十個學員不僅僅負責監督地方考官營私舞弊故意放水，同時還肩負着算學考官的職責，他們将現場随機出題對初試考生進行明算考驗。由于這些學員不是政府官員，而進入豐林書院時又大多是外地來的流民子弟或者孤兒，社會關系相對簡單，因此可以被認爲是基本可靠的。
這種初試模式因爲實在太過兒科，基本上是蒙學水平的孩童就能通過，因此被延州貴族階層戲稱爲“蒙試”，通過了這種考試的考生則被蔑稱爲“蒙生”。這個名稱最早是誰先叫出口的不得而知，不過在幾十年後太學寺厘定地方科舉學級的時候，一律将經過了縣一級科舉考試的生員統稱“蒙生”，這卻是這個名詞的發明者本人也始料未及的了。
地方初試可以簡單處理，但統一的複試就不行了，在開秋闱的消息放出之後。李文革李彬秦固等人就開始着手設定秋闱的考試科目和試題了。
唐代的科舉科目實在太過繁瑣，且題目難度較高，李文革覺得對于大範圍選拔人才不利，于是經過和幕僚們晝夜磋商，又經過和李彬秦固的妥協扯皮，最終終于拿出了一套取士辦法來。
複試考試科目一共七科，分别爲明經、明算、明法、明詞、明史、明禮、策論；對應經學、算學、法律、詩詞、曆史、策論六個單項專業。
複試考試共取士八類，依次爲：進士、經士、算士、法士、詞士、史士、禮士、書士。除進士外，其餘七類士皆取單科成績前四十名，七項成績均列名前四十人之内者稱進士出身，列名前四十名的科目少于七項多于一項者稱同進士出身，進士出身者七項成績總和前三名者爲進士及第，進士及第一名稱狀元及第，第二名稱榜眼及第，第三名稱探花及第。
爲了這套全新的科舉複試制度，李文革和李彬秦固磨破了嘴皮子，依着他的脾氣，詩詞禮儀之類在他看來無用的學問根本就不應該進入考試科目，按照李彬和秦固的認知，明字和秀才科目被廢除幾乎是不可容忍的。李彬對于他将考試科目排在明經之後的進士取消卻設爲取士的最高等級更是感到匪夷所思。
最終的妥協結果是，明字和詩文考試合并爲明詞科考試，而明禮科則被保留，在六科之外，專設書士學位考究考生們的書法水平。
廣順三年九月的延州秋闱，盡管準備倉促過程中漏洞笑料百出留下了許多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但在科舉制度的發展史上卻是一個裏程碑式的事件。
首先是這次科舉考試改變了之前的科舉單科松散的命題模式，單科試題改以道爲題目的基本單位。以明經爲例，原先的明經考試是先貼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實務策三道。在廣順七年的秋闱中則改爲經義填空三道，經義頌詠三道，經義釋義三道，經義論述一道，共計十道題。
其次是這次科舉考試引入了分數概念和标準答案概念，七科每科十分，總計七十分，和原先的科舉考試相比，考官的個人好惡對考生成績的影響降低了許多。
最後是此次科舉考試引入了單科和綜合雙類學位制，形成了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單科學士四級學位體系，使得綜合類人才和各專門類别人才都能夠在考試中通過成績取向得到錄取，并根據所長在未來的選官中得到适當錄用。
這些新的制度，若是在兩宋以後施行，已經被教條禁锢了思想和行動的儒家夫子們會群起而攻之，将這個全新的制度淹沒在滔天的口水中；若是在晚唐以前施行，其過低的門檻和過于淺白的貴庶平等氣息将在當權者和貴族階層士人階層的聯合抵制中無疾而終。就是在五代十國這個特殊的年代，若是一上來甚麽準備工作都不做就強行施行，也會在文不恥武不屑的反對聲浪中慘淡收場。
唯獨在廣順三年秋天的延州，巨大的幹部缺口和過于低下的平均人口素質迫使李彬秦固等傳統的士人階層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向李文革妥協。在他們的心中，未嘗沒有這是權宜之計未來世道恢複太平之後自然要恢複學術正朔儒家道統這樣的念頭，隻不過後來的局面發展，讓這些曆史的創造者們和參與者們自己也與過去的道路漸行漸遠，當數十年後人們回首再看時，才愕然發現這次在十分滑稽的氣氛中舉行的科舉考試竟然如此深刻地改變了天下的進程。
不過在廣順三年的七月底，不要李秦諸人，就連作爲穿越者的李文革自己也都還遠遠看不到他正在做的事情對于未來的影響。在那個時候，李文革甚至無暇分心想到這些，他正處于自在延州建鎮以來最爲深重的政治危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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