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毅也不禁感歎，這才是原汁原味的古色古香風貌，和後世那種人工制造的仿古場景完全不同。
段鵬道：“我看蘇州可比杭州熱鬧多了。”
商毅笑道：“杭州剛剛遭遇了叛軍劫掠，現在還沒有完全恢複過來，等再過幾個月之後，風貌一定不會比蘇州差了。”
林之洋也道：“自古以來，蘇杭都是并稱，自然是不分上下。”
商毅忽然見到一座廟宇前前空地上，一群衣衫褴褛的壯年人三五成群聚集在此，或者互相聊天或者東張西望，沒有上百也有七八十号人。頗有些像後世等待有人雇傭的農民工樣子。商毅道：“這些人是做什麽的，聚在這裏，莫非是等人雇工嗎？”
這時隻見有一個人走到人群邊上，大聲道：“我要十個，家裏有織機的人。”
立刻就有二十多人圍隴了上來，紛紛道：“我家有織機，我家有織機，老闆，就用我。”
程協祥道：“這些人都是本地機戶散工，每日聚集到這裏來，等着大戶作坊來召喚他們做工。有些人家裏還有些田産，隻是爲了掙些餘錢補貼家用，但也有人完全靠做活掙錢，來維持生活。”
商毅道：“難到這些大戶作坊都沒有雇固定的織造工人嗎？全是靠這樣臨時招募。”
程協祥道：“如果雇傭固定的工人，就必需屯積大量的生絲，保證他們每天都有活幹，一天也不能窩工，但隻有少數大戶有這個實力，大多的中小作坊都耗不起，隻能買來多少生絲就織多少絲綢，等買完之後，再購進生絲生産，不過也有的作坊是有錢也買不到生絲，因此也請不起固定工人，隻能這麽臨時雇傭。而且就是大戶也不會全用固定工人，總會空二三成空織機，臨時雇人，這麽一來久了，也就形成了這樣一種規矩。”
商毅到有些奇怪，道：“有錢也買不到生絲，莫非生絲的供應量不夠嗎？”
程協祥道：“那到也不是。”左右看了看，又小聲道：“這裏生絲的收購和出售除了蘇州織造局之外，就是隆興堂說了算，織戶想買到生絲，大半都要走隆興堂的門路。但隆興堂對生絲卡得很緊，因此不是隆興堂的人，很難得到足夠的生絲。咱們在這裏開廠，以後隻怕也會遇到這個麻煩。”
商毅點點頭，笑道：“生絲又不是隻有蘇州才有，我們杭州也有不少絲農，隆興堂管得了蘇州，杭州他們可就鞭長莫及了，何況還有其他地方的生絲。我們剛到蘇州，不要輕易和隆興堂發生沖突。”
程協祥忙道：“是啊，是啊，還是和氣生财爲好，和氣生财爲好。”
商毅又看了他一眼，淡淡道：“但如果他要欺負到我們頭上來，那可就怪不得我們了。”
李格非也道：“大人說的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咱們和和氣氣做生意，也不欺負人，但絕不會受别人的欺負。”
商毅又問道：“我剛才聽那雇工的人說，要雇家裏有織機的人。這些散戶家裏都有織機嗎？”
王柏道：“這些散工又爲分兩種，一種人自家就有織機，隻用從其他大作坊那裏領了生絲，自己回家去織造。也有人沒有織機，隻能到大戶的作坊裏去用他們的織機工作。”頓了一頓，他又道：“不過家裏有織機的散戶是少數，而且家裏多半都還算寬裕，因爲一台織機可不便宜，少說也要二十兩銀子上下，一些上好的提花織機，達到六七十兩銀子也說不定。還有不少人本身自家就是小作坊，平時就家裏幾個人自己織造一些素織的絲絹，在沒有活做的時候，也出來攬一些活做。”
商毅想了一想，又道：“現在蘇州最大的織戶一般都有多少台織機？”
王柏道：“一般的大戶都有七八十台到上百台織機，隻有江蘇織造局才有近千餘台織機，小的隻有三四十台，我們現在談好了三家作坊，如果全都買下來，可有一百多台織機，可以算是蘇州最大的織戶了。”
商毅笑道：“一百多台織機有什麽用，咱們要做絲綢生意，那就做最大最好最強的。最好的織機也就六七十兩銀子,一百台也就隻有六七萬兩白銀，又算得了什麽?”
李格非道：“大人說得是，小打小敲，做的有什麽意思。否則我們也不用這麽勞心費力，到蘇州來開織造廠了。”林之洋和張庚秋聽了，也都頻頻點頭，但王柏和程協祥的臉色卻都明顯有些不自然起來。
商毅把他們的表情都看在眼裏，同時對自己的這五個合夥人也有了新的評估，林之洋到底是豪商家族出身，而李格非和張庚秋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也做慣大手筆，因此對自已的計劃從一開始都十分支持。隻有王柏和程協祥畢竟是內陸商人，目光窄淺，隻看眼前的營頭小利，而缺乏冒險精神，雖然他們嘴裏沒說什麽，但心裏一直在犯嘀咕，但心商毅把織造廠弄得大了，到頭來不好收拾。當然這也是這個時代中國商人的通病，對他們還需要多加以引導。
而在另一方面，商毅也知道，這就是明末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蔭芽狀态。所謂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蔭芽，其實就是指一種完全脫離土地的雇傭生産關系，織工全靠賺取工資而不是農業生産爲生存，以經居有了一些早期工人的某些特征。當然這也是中國沿海一帶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不過盡管明末的商品經濟十分發達，但資本主義蔭芽的發展卻十分脆弱，蘇州的織造業構成方式多種多樣，但最大的織造坊也不過百台織機，以家庭爲單位的中小型手工生産作坊還是占了大多數。而且純粹靠工錢生存的織工并不多，大部的織工本身還有田産或是佃農，隻是在農閑的時候才出來找活幹。因此盡管淸朝的商品經濟比明朝要遜色得，但資本主義蔭芽卻比明朝更爲發達，就是因爲淸朝的一些類似作坊的規模更大，而且靠工錢生存的早期工人也更多。
但從總體來看，無論是明淸兩朝，資本主義蔭芽的發展始終都十分弱小，起不到瓦解小農經濟，家庭生産方式，促成社會分工，引發革命，建設新型生産關系的作用。也使中國始終徘徊在封建zhuanzhi的社會中，難以取得突破性發展。
不過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向後世一些人所說，是清軍入關打斷了中國的發展。事實上清軍入關之後，在政治、經濟上幾乎全盤山寨了明朝的制度，隻不過zhuanzhi更嚴厲，手段也更殘暴得多。即使沒有清軍入關，按明朝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同樣也無法取得突破性發展，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不過現在不同了，既然商毅來到了這個時空，緻少也要盡自己的力量，爲中國的發展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盡量讓中國在一個正确的道路上前進。盡管曆史發展不是以個人的力量能夠左右的，但也不能否認，個别的突出人物，能夠在某些曆史發展關建時刻，推動甚緻改變曆史的方向。
現在的中國，可以說以經到了這樣一個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社會發展以經初步俱備了資本主義發展革命，改變生産關系的條件，而另一方面，古老的傳統和腐朽的封建zhuanzhi制度，又在阻礙看新生力量的發展。中國其實正在革新與守舊兩端徘佪不己。隻可惜在另一時空裏的中國，最終還是選擇在守舊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錯過了這個曆史的最佳時機。
但如果在這個時候，有人能夠使一把力。把中國拉上另一條道路，會得到一個什麽樣的結果呢？這也是後世一些曆史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隻不過商毅現在卻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雖然不一定能夠保證成功，但至少也要去試一試，就算是失敗了，對中國來說，也并沒有什麽損失，大不了還是回到另一時空的老路上來。如果連試都不敢試一下，自己穿越這一次，又有什麽意義呢？
這一次在蘇州辦織造廠，也就是商毅決定做出的第一次償試，既然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蔭芽還很弱小，那麽就盡自己的努力，使它盡力壯大，商毅相信，隻要自己這次辦廠成功，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來效仿，必然會帶來一次絲綢生産的大發展，造就更多的産業工人，并且還會帶動其他的産業發展，那麽自已的目地也就達到了。
這樣想着，商毅忽然有一種自己和曆史發生碰撞的感覺，如果自己真的能夠在這個時空裏取得成功，那麽在這個時空的後世人們，又會怎樣評價這件事情呢？會不會把這件事看成中國曆史發展的轉拆點呢？
而就在這時，隻聽程協祥道：“各位，就是這裏，我們以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