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說，中國是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

十世紀，我們最繁榮，最文明，以後，停滞，甚至倒退。

有人說是戰亂打斷了華夏文明發展的脈絡，但是總不是那麽令人信服。

有一種幻想，那就是用道德修養和倫理秩序戰勝一切。所謂修齊治平者也。

還有一種麻醉劑，那就是在内心占據道德的制高點，讓你找到自己勝過他人的理由。所謂反求諸己者也。

前者，我勤儉節約之風氣，蓋源于此。

後者，等而下之，是阿q精神。

清末艦船利炮叩關，我華夏精英人物竟然要“以禮義爲杆橹”攘之，實在是修齊治平再正常不過的推論。當年讀曆史時老師和同學一起笑之，現在想起來甚是慚愧，知其非，不知其所以非也。

這個觀念最大的惡果，就是把一切歸結于道德，而不再求諸外物，最後竟然發展到不遺餘力的壓抑人的本身欲望和需求來實現道德的完善。

當一個人能夠節制自己的需求的時候，他是一個好人。可是，當一個人在道德上無法正視需求的時候，他是一個廢人。

當一個社會以沒有需求爲美，爲所謂“箪食瓢飲”而歡呼的時候，爲“肉食者鄙”而滿足高尚沾沾自喜的時候，物質生産還有進步的動力嗎？

不得不承認，儒家的此種觀念對整個東亞社會的影響都是極其深遠的，隻生産，不消費，造就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

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外部世界，在純粹東亞文明的世界中，經濟上玩的是一個零和遊戲。

日本人曾經創造出一個概念，叫做“商戰”，極其典型的反映出這種東亞儒家文化所導緻的經濟結果。

在這種文化*下，人的正常需求用道德局限于簡單的衣食住行，在社會人口基數和總體資源穩定的情況下，總需求亦是穩定的。總需求的停滞就導緻總生産受到極大局限。

所有人過分克制需求的結果，是生産出來的東西也沒有人要，更沒有創造發明去适應和激發新的需求。從這角度講，當年将西方文明發展的成果斥之爲“奇技淫巧”實在是儒家道德的正常反應。因爲這些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反求諸己，而是走的截然相反的道路，通過我們的努力，努力滿足自己和他人的需求，從這個層次上來說，現代文明和科技的價值取向和那種傳統淡泊的、反求諸己的價值取向是南轅北轍的。此時我們不得不說當年的華夏士大夫是有着高度的敏感性的，他們所作出“奇技淫巧”的判斷，并非無知的産物。而是一種發自本心的排斥。

總需求恒定的情況下，推論就是，你多做一筆買賣，别人就少做一筆買賣，零和遊戲，所以叫做“商戰”。

這種壓制合理需求的觀念配合着小農經濟，當然會造成貿易的失衡。有人考證，西班牙從拉美掠奪的白銀，大部分流入了明清時期的中國。當時貿易失衡之嚴重可見一斑。可笑從前我讀到這一段輝煌的順差史的時候還和一些當代青年一樣爲此沾沾自喜。

難道說，當時的中國人生活真的十分富裕，完全不需要西方的商品了嗎？還是天朝上國真的無所不有，西洋物事不過是點綴而已？

非也。有各國史書爲證，康乾盛世之際，歐洲在紡織等工業上的生産效率上已經超過我國，爲什麽還打不開中國市場呢？

農民手工織布，是沒有成本的，隻是用力勞動而已，買布來穿還要花錢，自己織布不要錢。從勤儉節約的角度講，隻要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打破，西方工業再發達，估計機織布也賣不出多少。于是乎，*戰争，打開了沉重的國門。恥辱的近代史，讓我們記住了，有需求的人所煥發的進取心和戰鬥力，遠遠超過沒有需求的行屍走肉。

言歸正傳，唯有正視自我的需求，并爲此而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努力創新，努力鬥争，方能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

内需，隻有化爲億萬民衆之正常需求，俗一點的：房子、車子、票子、度假、醫療、聲色犬馬之類，高一點的，教育，文化，法治、社會公正，科學創造。隻有在這個層面上盡力滿足大家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内需，也隻有這樣的内需，才能通過市場經濟的體制，引導經濟朝着不斷滿足大家需求的方向去良性的發展壯大。

反之，若是因循守舊，不正視民衆需求，唯有GDP爲王，最終導緻貿易失衡，中國經濟變成一個滿足别人需求的經濟，裏外不是人，豈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