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甯四年，在大宋與西夏的邊境，發生了軍事沖突。但是這與遠在京師的人們并無太多的關系，在消息傳到京師的那個月，士子們中間最流行的話題，是汴京民智印書館開始大規模發行由當今皇帝親自作序并且做爲禮物贈送屬國與鄰國國君的《資治通鑒》，也借由這個機會，我認識了司馬光。這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保守派的名臣。
另一方面，則是曆史上本來應當在下半年才發生的事情提前發生了——皇帝诏令天下，《春秋三傳》再一次成爲明經科的考試課程，而詩賦取士則被廢止。我不知道這件事多大程度是受王安石的影響，又有多大程度是受我大力發行《春秋三傳》的影響，但是我參預了曆史的進程，則是第一次如此明顯的表現出來。
在此鼓勵下，我在東京創辦了第一家真正意義的大學——白水潭學院。這個名字如此的平凡，僅僅因爲學院的所在地曾叫白水潭，便以地名命名了。
學院并未分系，隻是學員們除了接受儒家經典教育外，還得學習數學、地理、物理、化學、生物五門課程中的任意三門。這些教材由我親自編寫，第一次把阿拉伯數字和标點符号引入了中國。坦率的說，除開地理和生物外，數學、物理和化學三門學科，我的知識不超過高中的内容，而真正有條理連貫的，則僅僅是初中的内容罷了，其他的則全部附于書後，供那些有興趣學習者去研究。我很小心的避開了天，因爲我知道在這個時代研究天象，是要冒相當的風險的。
在最初，白水潭學院并未吸引到什麽人來報名。當時的智識階層無不以當官爲唯一的出路，我這些“奇技淫巧”，頂多是做爲一種證明自己博學的見聞來學習。但是我很聰明的率先低價發行了所有這些教科書，當那些讀書人看到這些書的時候，所受的沖擊是難以想象的巨大。宋代是我國傳統文明的高峰，中國的技術在當時達到了古代社會的頂點，各種各樣的發明層出不窮，甚至讓人感到有些超越時代。然而卻沒有一個理論體系來歸納，并通過理論的研究來進一步促進技術的發展。
我的幾本教科書——
《數學初步》是由我口述，雇了幾個儒生寫成的；這本書裏表達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數學知識，給當時一些博學的人帶來的沖擊隻能用震憾來形容！他們無法想象數千年算術知識，在我這裏簡直如同小兒科，我所能解決的問題比他們複雜得多，我所面對的問題也不知道要深幾個層次……坦率的說，宋人并不固執，特别是宋代的讀書人，對于和儒家經典并不沖突的自然學科，他們能有自己的智慧來接納這一切。
《物理初步》在這本書裏我用無可置疑的權威闡述了一些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并且把一些我不能回答的問題列于其後。當人們看到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都可以用一些定理來解釋之時，他們的佩服馬上就可以寫到臉上。
《化學初步》則是最晦澀的一本書，因爲我無法和人們真正解釋清楚分子的概念。但是原子的概念卻由此而深入人心，當然其原因僅僅是因爲我在另幾本書中樹立起的權威形象讓人們自然而然認爲我這裏也是對的。這本書自出版後不斷的修正，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裏，沒有一個版本堅持過兩年而不被修改的。
《地理概述》，這本書出版後，被當時的人們稱爲《新山海經》、《水經注》，但是其影響卻是如此之深。因爲凡是他們經驗所及的，我都是對的。這本書關于中國的地理，卻是由當時的儒生們所寫，我僅僅是審議一下。
《生物學》，我對生物學一直有特殊的興趣。所以這本書我寫得相當的完美，隻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由我口裏說出來，卻僅僅隻是一種猜想，并且由此引發了讀書界的一場大争論。無數人的指責，亦有個别傑出的辯護，唯一無可置疑的，則是本書真正開創中國的生物學。
僅僅這幾本書就給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人們以看待一個奇才的眼光來看待，好學的神宗皇帝甚至親自接見，要我本人向他解釋這些書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講，雖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過皇帝基本上是一個聰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對我提出的标點符号方案深以爲然，下令在全國強制推行。喜歡寫序的皇帝給這幾本書做了一個總序，使得這幾本書成爲了欽定教材，甚至爲太學所采用。
第一期的學員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規模。官方的學府，學生們上學是有津貼領的，而在我這裏，卻是要交錢的。這一進一出之間，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卻仍然有如此多的人來上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許多有錢人家的少爺公子們到我這裏來讀書，以顯擺自己也是個讀書人。
雖然不盡如人意，但是總比沒有好吧。就算拿他們培訓教員吧，那些“新學”的教員，就是那幾個幫我編寫教科書的儒生，雖然經我解釋，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實證的，懂得可能更多一點，但是總不是很專業的。這些少爺們，正好給他們實習。
然而讓我想不到的卻是，因爲學院是公開授課，結果那些“新學”的課程，來旁聽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來得晚一點，就絕對沒地方站。還有一些人，則是很不服氣，特别跑來學院找我辯論的，我當然很少親自參加，而是由那些教員和學生中的積極者來應辯。我爲此特意騰出一間大廳做爲辯論廳，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員們辯論，并且每七天中規定一天時間就是用來辯論的。于是這一天成爲大宋讀書人和愛看熱鬧的百姓最高興的節日，他們每七天就等這一天來創造一個新話題以爲談資。茶館裏人們一坐下來，多半就是在談論上一個“辯論日”談的是什麽，下一個“辯論日”又會有什麽新的争論。
而辯論的話題，則由新學的真僞，漸漸擴展到儒學的經義，但是我絕對不願意卷入新黨舊黨之争，所以嚴禁在我的學院辯論朝政得失，明确的說“非所宜言”，這種鮮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贊賞，而舊黨也覺得我這個人很懂“人臣之道”。
隻是這種辯論的火種既已種下，就根本無法控制。讀書人若是閑着無事，沒有不喜歡議論的，而知識分子不談論政治，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朝政的辯論，在白水潭學院沒有發生過，不等于在别處不發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爲這些行爲解釋着，讓他覺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讓他覺得辯論把問題找出來，也并非一無是處。
學院的另一個特色，則是在“辯論日”之前的一天，我會去請當朝大儒、著名的發明家、博學家來做講座，這一天又被稱爲“講座日”。每逢講座日，學院的學生都必須上午前往聽講，下午則可休息。而這時候汴京城裏的儒生們，往往也會來旁聽，學院旁邊倒象是趕廟會一樣了。
總的來說，書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經看到第二年報名的學生擠滿學院的景象了……
但是這種熱情在一個學而優則仕的社會能支持多久，實在并不是一件讓我感到樂觀的事情，雖然那些有閑階級會把科學的火種接下去，但是那離我想要的還差得遠。
我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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