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甯三年的四月，本來應當是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季節卻也是個多事的季節。在朝廷中，王安石開始了對禦史台新黨異議分子的大清洗，自禦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員被皇帝趕出了朝廷。而在民間，則是剛剛出版《論語正義》、拒絕赴博學鴻儒科考試的石越，再次刊發了驚世之作——《疑古文尚書僞作論》。
〔作者按：《尚書》又稱《書經》或《書》，在某種意義，是中國最早的政治典冊集，據說保存了上古三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些政治資料，曆來是中國的重要經典，儒家更是奉之爲“五經”之一。因爲秦始皇焚書，又曆楚漢戰亂，幾乎失傳，到了西漢初年，才由政府派專人到一些僅存的《尚書》專家那裏，由那些老先們背誦，專人抄寫，整理成文，後來被立爲五經之一，因爲是用西漢的文字寫成的，所以叫《今文尚書》，《今文尚書》一直流傳下來，都是西漢整理的版本。而所謂《古文尚書》，是西漢孔子的後代孔安國在他自家的牆壁裏發現的，因爲用更古老的文字寫成，所以叫《古文尚書》。《古文尚書》孔安國版本，也是真的，因爲《今文尚書》是整理出來的，所以實際上還不如《古文》全。但是因爲種種原因，《古文尚書》後來失傳了，到了東晉才有人又獻上一部《古文尚書》，這一版卻是假的了。東晉以來流傳下來的，自然都是假的《古文尚書》。這是經學界有名的一樁公案。——這一段介紹請不要計入收費字數中。〕
這本書的内容，無非是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和惠棟《古文尚書考》的主要内容，證明東晉梅本《古文尚書》是僞作。另外還一部分内容更是直接攻擊《今文尚書》除開《西周書》之外，也全部是後人僞作。
這本書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論語正義》之後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當時今古文《尚書》并沒有分開，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開始慢慢懷疑到今古文《尚書》，便把今古文《尚書》分開來講。此時石越直接攻擊《古文尚書》是一本僞作，而《今文尚書》則大部分是戰國人寫的僞書，如何可以不引起軒然大波？石越費盡心思弄出這本書，并公開刊發的目的，一則是爲了進一步确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二則是想要颠覆當時人們對上古三代的認知，關于三代最原始的資料出自于《尚書》，一旦《尚書》的真實性被質疑，那麽其權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釋經典，構建一個新的上古三代；三則是引發一點疑古的思潮。
如果說《論語正義》一出來，是贊揚遠遠多過批評的話；那麽《疑古文尚書僞作論》一出來，便是讓許多人目瞪口呆，輿論幾乎是短暫性失聲。而等到最初的驚愕之後，留給衆人的，便是一種複雜的心情。《古文尚書》之僞幾乎是無法辯駁的事實了，反正是東晉人獻的，不是什麽古以有之的東西，大家也能平靜的接受。但是對《今文尚書》的質疑，卻未免有證據不足之嫌。一時間批評的聲音都是針對《今文尚書》部分而來，其中攻擊得最賣力的，便是*鳳。隻不過他的反駁，完全是一篇對石越人品的責難，在學術上實在沒有太多的意義。而石越對《今文尚書》某些部分是否僞作，并未給出定論，這些反對的聲音沒有引來石越的辯護，反而引來了不少著名學者的辯護。
《疑古文尚書僞作論》的出版真正引發了一次學術界的大讨論，其直接結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從此考試不再考《古文尚書》；其後遺症是今文經與古文經的戰火，由此重新點燃，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風暴并非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複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叙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諸方面的内容。石越與蘇東坡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對三代的記載，然後對上古三代進行自己的解釋，借三代的名義搶占對儒家經典的制高點，再輔以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完成對儒家學說内部的改革——這是後世對石越的種種行爲的解釋。當時的宋代，在文化上實際上和漢武帝時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經學經過兩晉之變，在唐代複興，卻又慢慢讓位于詩賦，到五代士風淪喪，可以說在宋代遲早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來占領思想界的王座，這完全是一種客觀需要。所以先有所謂古文運動，然後有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後有朱熹完成的理學……群雄逐鹿，最後理學捷足高登，主導中國數百年的思想史。此時石越的作爲，不過趁古文運動已到最後的輝煌，正準備完成它對晚唐以來豔麗的文風最後一擊，而王學尚未問世，理學影響未大之際，趁虛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說，加入到這個思想界王座的競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來“複古、樸實、求是”三原則，繼承古文運動的精神，他公開說三代無書，漢人之文風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應當學西漢；而做人或爲文，都應當講究樸實無華，不應當追求浮華的東西，文景之世，皇帝诏書如同白話；又三代堯舜禹，漢代文景，沒有皇帝給自己加尊号，他們的令名照樣傳之于後，石越甚至大膽的在文中呼籲皇帝不要給自己那種長而無實的尊号——這一點其實是謀定而後動，趙顼對于加尊号的确是沒有什麽興趣，終其一生，沒給自己加什麽尊号；石越又提出來“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講證據，重實事。
《三代之治》一經出版，幾天之内就被搶購一空，汴京城的讀書人争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讓桑氏印書館賺了個十足。而之後引起的議論，更加超過《疑古文尚書僞作論》，畢竟後者是一部考證的書，真正能從中間找出問題來辯難的，都是比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則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會的書，但凡空想，隻要是人，便可品評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來，君爲天、臣爲地，君爲乾、臣爲坤，子明所謂議會，以士紳百姓議論官府，以黎庶與九五爲一體，似有混亂陰陽乾坤之嫌？”王安禮謹慎的問道。
石越随手畫了一個太極圖，交給王安禮，微笑不答。王安禮看一了會，突然開懷大笑：“原來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們鬧什麽玄虛，柴貴誼忍不住悄悄問桑充國，桑充國微笑道：“這還不明白？陰陽一體，方爲宇宙。世間至道，極陰便是陽，極陽便是陰。九五之尊爲極陽，黎庶百姓則爲極陰，二者表面看來相距懸殊，實則一體也。”
……
“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議天下普設學校，立圖書館，欲使天下人皆得讀書識字。然則自古士農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爲士，可得乎？”蘇轼雖然是傑出之輩，腦子裏卻未免還是有那些等級觀念。
“在下聞孔子曰：有教無類。未聞孔子以士農工商而有教與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農也，故有耕讀之家。工、商之間，亦未必無賢者，陶朱賈人也，傅說工人也，二者非爲不賢。君以爲工商不得讀書乎？以爲讀書不可以爲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問世之後，其中稱贊者固然不少，但是衆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爲然之處，所以問難辯析便成了家常便飯。而對《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見的人，便認爲這本書是無稽之談，荒誕不經，不過是《準南子》之類的雜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讀書人，卻多多少少對書中提出的理想社會很有興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類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認爲這正是儒家經典所說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質疑，還是集中在某些具體措施之上。
據說皇帝就曾經很認真的問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斂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議論，頗有迂闊之處，其謂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壞以來，曆代無人能複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謂廣立學校，臣以爲州縣立學，已屬不易，全國遍立，所費幾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無可采之處。”
王安石這還是持平之論。又有人在皇帝問到議會制時，憤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離間于君王與士大夫也，其心實可誅。”弄得年輕的皇帝一臉愕然，說道：“不過論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這種種議論，當《三代之治》出版之後，新黨看到的，是一個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輕人慢慢崛起，雖然他已經通過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種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爲嫌，畢竟中立不是反對，他還是樂見這個難得一見的奇才誕生的——雖然反對派諸大臣對石越的舉薦，依然讓他很不快。而在舊黨一面，司馬光等人欣賞石越的才學，贊賞他不願當官的人品；蘇轼和石越有不錯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卻是石越雖然身世不明，卻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長得如高大，看起來也像是個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況且這個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學的，他又是司馬光等人舉薦過的，從私交上來講，大家對他更無惡感。所以在舊黨中，普遍也沒有人刻意去阻撓皇帝新一輪的征诏——雖然對于石越寫在書中的某些觀點，很多舊黨是不以然甚至極度反對的。
不過也有人認爲，當時新黨與舊黨對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無阻擾，不過是因爲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關于變法引發的*上去了，沒有人願意花時間來對付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以緻莫名其妙的樹敵。而同時石越表現出的才學，也足夠構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來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雖然皇帝的诏書比上一次更加懇切，而對石越的評價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誇張的是走之前那個宣诏使者說的話都和上次那個人說的一模一樣……當然，他口袋裏也不免裝了一貫錢。
蘇轼和王安禮不約而同的來桑府，苦口婆心的勸石越出山，結果發現“其志甚堅”，也就無可奈何，隻是萬難死心。而石越則拿出了正在寫的幾本書的草稿，很快就把二人給吸引過去了。
略略看過之後，王安禮問道：“子明，這些奇技淫巧之說，雖然頗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蘇轼也點頭，顯見二人有同樣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經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綱，芒氏作羅，女娲作笙簧……”這是《作篇》裏面的内容，講叙的是上古聖賢發明創造的事迹，任何一個曆史系學生應當都不陌生——因爲這是必修課的内容。
好不容易背完，石越才說道：“奇技淫巧，若爲無用，則伏曦、女娲、黃帝、舜、禹等古之聖人，爲何皆有發明？此非奇技淫巧也，此聖人之事，何得謂之奇技淫巧？今者以爲此等事不過小人之學，君子鄙之，此所以今之不如古也。”
雖然覺得石越未免有點不通，但是《世本》中的确有這一篇，講古之聖人發明創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二人雖然都是辯才無礙的人，但是對于石越的這種觀點，倒也一時想不到哪裏有什麽不妥。
王安禮溫厚的一笑，說道：“子明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也真讓人難以駁難。隻是把工人之事當成聖人之事，隻怕士子們不太服氣。且這些東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雜學。”
蘇轼爽聲笑道：“雜學便雜學，古之君子，于經典之外，騎射博物、天文算術之學，無所不通。身兼數家之學的，今日也未必沒有。隻是如子明這般博學，似乎天文地理無所不通，又如此年輕，真是所謂生而知之者。”蘇轼有這等見解，其實并不奇怪，今人因爲偏見，往往以爲古代的儒生連算術都不會，其實中國古代，便是到明清八股橫行的時代，許多的儒生對于天文地理、算術植物以及占蔔算卦，都是頗爲精通的，隻是他們受“君子不器”的影響，大部分人不願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鑽研這些，隻是當成一種業餘的修養，這一點上，和石越的立意就大有不同了。
讓蘇轼如此誇贊石越的幾本書，被後世稱爲“石學”，也稱爲“雜學”，這幾本書分别是《算術初步》、《幾何初步》、《地理初步》、《邏輯初步》，這四本書加上其後的《物理初步》、《化學初步》、《生物初步》，并稱“石學七書”，陸續在熙甯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這幾本書的内容可以說相當的淺薄，其可貴之處是提出了一些理論要點，并且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對科學技術進行理論性的總結與歸納。當時宋代的技術積累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各種技術發明讓現代人都瞠目結舌，有些現代人出于傲慢與偏見，以爲中國人第一個發明了火藥而沒有用于戰争——但實際上，在宋代的兵器譜上，火藥兵器數以千百計！其他種種發明與創造，幾乎讓人懷疑那是一個現代社會——但是獨獨缺少的，是科學理論的出現，也可以說是中國文明在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說是曆史沒有給中國文明這個機會——但是不管怎麽樣，如果說中國文明和現代科學之間隔着一扇門，那些門的鑰匙叫“科學理論”，那麽此時石越無疑是告訴了中國人那扇門的存在，告訴了他們打開門之後所會發現的世界，告訴了他們鑰匙制造的關鍵，接下來的，就是中國人憑自己的聰明，去制造鑰匙，推開那扇門了。
這就是“石學七書”的意義所在。從此中國的科學家們不再全部把精神緻力于解決一個個的技術問題，而是開始去總結發現科學理論，再以理論來指導技術的創新……這是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學習過“石學七書”，在有限的時間内，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你隻是知道了一些“雜學”，看起來并無用處，但是對于那些已經在科學領域達到一定高度的來說，無疑是讓他們眼前豁然開朗。
雖然這幾本書的意義非常凡響，但是對于石越來說，卻是隻能苦笑的事情。因爲他始終是一個文科生，《算術初步》還好一點，至少有初中一年級的水準；而《幾何初步》就實在太簡單了，号稱爲“書”，可全書不過一萬字，講了一些簡單的公式；《物理初步》還不錯，許多理論記得很清楚，至少也有初中水平；可是《化學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論書，他怎麽可能記得住那些分子式？那不是開玩笑？全書羅列各種理論與化學現象數十條，提出各種問題近百個，兩萬多字寫完，估計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地理初步》提出地圓說，在中國倒并不會導緻迫害，實際上漢代對此就有不少假說，隻是人們不相信，那是那難免的了——估計結果就是被人當成《山海經》第二；《生物初步》沒有說物種起源——他不想引起太大的麻煩，隻是說了化石的作用，又說了一些人體的構造之類，雖然生物是石越學得最好的，但是也是最難寫的，全是顧慮；《邏輯初步》是一本純粹的哲學書，最好寫的一部書。
“石學七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引進了阿拉伯數字和字母文字，這兩者堂而皇之的出現在大宋的出版物裏，爲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寫了一個“凡例”，爲此做出詳細的解釋。這個凡例的字數竟比一本書還長……雖然用字母文字表達不是沒有辦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畢竟是受現代教育，你讓他改成另一種東西來解釋一些公式，他本來就不太明白的頭腦肯定會更糊塗，何況引進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壞事。阿拉伯數字和字母文字的命運迥異，前者很快就被廣泛采用，後者一直隻有一些精英階層用來做學問用。
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學七書”，并沒有引起很大的轟動。人們已經慢慢習慣了石越帶來的一個個的驚奇，關于他的種種謠言開始流傳在市井之間，最好的說法說他是“文曲星轉世”，所以這麽年輕有如此好的學問，連皇帝都兩次征诏他；而最壞的說法是他是一個大騙子，他騙了一個垂死的學者的文稿，然後刊發于世，騙取名聲，所以皇帝征诏他不敢應诏，是怕露了馬腳……
不過“石學七書”依然在比較小的圈子裏引起了注意，而大部分贊揚的評語都是從這些小的圈子流傳出來的。所以也有不少讀書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買幾本回去充充門面——當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邏輯初步》例外，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隻有少數人識貨，大部分當成海外奇談來看，真正的《山海經》宋代版，對此石越隻能苦笑；《生物初步》引發的結果則是驚奇，我的心隻是供用血液的？我們是用大腦思考？這實在有點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算了，當笑話聽吧……《邏輯初步》在有學問的人眼裏，“雖則不無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勝古人，非正道之學”。這三本書是導緻“石學七書”又稱爲“雜學”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麽樣，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後*、考試必須采用“标點符号”，允許使用“阿拉伯數字”記數，都是對石越某些倡議的認可。而緊接着對石越的第三次征诏，也不能說完全與“石學七書”無關。
隻是石越依然毫無新意的用一個老理由拒絕了，完全不理會诏書對他這個用了兩次的理由進行了批評。
“這個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輕的皇帝未免覺得有點奇怪，才二十多歲就不想做官，實在少見，不過一般朝廷也沒有征诏過二十多歲的“博學鴻儒”。
“陛下，臣不敢妄說，隻是石越斷非無意功名之人，否則不會在半年之内，刊發著作十本。”王安石倒是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話你出什麽書呀？
“那是什麽原因不願接诏？”皇帝更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測，或者是對博學鴻儒科不以爲爲然。”王安石不負責任的說道。
“何以見得？”皇帝有點不快了，博學鴻儒你不做，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難道想要我直接給你官職？
“這個臣也隻是揣測。”
……
不管怎麽樣，石越三拒博學鴻儒科的征诏，讓他名噪天下。有些人就不免要爲此皺眉毛了，認爲他是故意如此以博虛名。而石越對于自己成爲大宋的名人顯得寵辱不驚，毫不在乎的樣子。“石學七書”出版後，他的日子就漸漸過得悠閑了，唐棣等人陸續放了外官，一個個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開和桑充國談談學問，問一問印書坊的情況；便是和蘇轼、王安禮把酒言歡，縱論古今；又或者在家裏陪着桑梓兒品評詩詞丹青……總之七月份除開天氣熱一點之外，實在是石越過得最惬意的一段時光。
而桑俞楚也非常高興，因爲家裏出了幾個進士，又住着一個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想想家裏接欽使都接過三次了，有幾個商人見過這個世面？雖然他講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裏輕松卻是必然的。何況唐甘南來信，說他在杭州一切順利，那邊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家裏有一個進士，唐棣和石越關系非常一般，想想石越是皇帝屢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顯宦呀，誰也不願意這時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是最知情識趣的人，隔三岔五各個官員都有禮物送到，那自然一切大開方便之門了。唐甘南詳細問了桑氏印書館的情形，正和他商議是不是要在杭州開個分店呢。不過這事還是要先聽聽石越的意見，無形中衆人都開始唯石越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給石越看了之後，桑俞楚問道：“賢侄之意如何？”
石越考慮了一會，說道：“江南讀書風氣日熾，印書坊也特别多，競争定然激烈，這事還是給二叔自己處置吧。隻需告訴二叔，若要印書，就可不拘一格，經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詩詞曲藝到評話雜談，隻需有人買，便可以印。另外，我聽說江南杭州頗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試試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歡迎。”說着又把彩色套印是怎麽回事給說了一下。
桑俞楚點頭稱是。
石越又笑道：“我們這邊用的方法，也可以和二叔說說，便是做棉紡，未必不可以用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
“小侄還有一事想和伯父商議。”石越開始談起自己計劃中一個大動作。
桑俞楚習慣性的摸了摸短須，說道：“但說無妨。”
“我想創辦一個書院講學，這事還須伯父周全。”石越微笑着看了桑俞楚一眼。
桑俞楚略略有點驚訝，不過這神色一閃而過。不去當官卻想去教書，而且要辦書院，這個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桑俞楚沉吟了一會，才說道：“凡各地辦書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紳合力資助，才能夠維持一所書院日常的開銷。士子們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時耕種，閑時念書，半耕半讀，方能勉強生活。以賢侄今日的聲譽，創辦一所書院倒并不困難……”
石越倒沒有想到這許多，因此也在心裏計議了一會，才說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說它，開封府雖然會支持，但我等先不必計算在内。如今之計，先選一處好地方，置辦學舍。附近的鄉老對于在本地辦學，當無反對之理，再拜會附近的士紳，請他們一起出資贊助。如此當無太大障礙？”
桑俞楚搖了搖頭，微笑道：“置辦學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賢侄要做的事，我斷無旁觀之理。這筆錢不必勞動别人。這中間最大的困難是書院士子們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賢侄如今的名聲，想來讀書的士子們人數必然不少，要長期養活這許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聽他擔心這個，不禁啞然失笑：“我這書院，有所不同。當日孔子給三千弟子講學，難不成還要養活這三千弟子？各地書院半耕半讀，那是因爲其弟子都是附近鄉黨子弟，那都是有幾分義學之意。朝廷辦學校，那是爲國家養材，所以要給這士子們發月禀。我這書院，卻另有規模。凡是來此學習的士子，每年交學費一貫，食宿自理，書本筆墨皆請自理，須連學三年，方得卒業……”當下和桑俞楚細細說清，直把桑俞楚聽得目瞪口呆——這樣的書院也會有人來？
雖然半信半疑，但是依然由石越和桑充國在開封城西南十裏處叫“白水潭”的地方選了一個院址。那本是一處白姓家族的公地，幾個小土丘上種着一片果樹林子，附近便有一個水潭，頗見清幽，而且離官道也不遠，石越與桑充國一眼就看中這地方。白家的族老聽說是要在這裏辦書院，本就很高興。族裏幾個讀過書的秀才都聽說過石越的大名，和族長們一說起，那更無不答應的道理。那塊地他們願意用半價出售，條件就是在書院中順便辦一個義學，讓白家的子弟免費上學，先生的食宿與禮金皆于白家出。這個要求也是很尋常，石越尋思着自己雖然本意并不想辦一所蒙學，但是也斷沒有拒絕的道理，便一口答應下來。
地址一定下來，便開始建學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一點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計成本，青磚、石灰石、木材，全部是用買。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當時就有點納悶了：“這時候人們就興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人問了，才知道這石灰石不單是用來做粘劑，也是用來整齊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黃土整齊的地面，光滑無塵，那用了功夫的，幾十年都如鏡子一樣平整。隻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也是農村長大的，小時候家裏燒紅磚，蓋房子、粉刷牆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說他這一代人隻要農村的就沒有人沒有經曆過。而且這些事情是必須要自己動手幫忙做事的，挖黃土用磚模做磚的事情，他小時候不知道做過多少，此時因爲要快點蓋房子，也來不急炫耀一下自己的“雜學”，這怎麽樣燒紅磚的學問也不就悶在肚子裏不說了，不過土法燒水泥的方法此時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燒出來，便成爲水泥——水泥有一段時間緊俏時，不少人家自己燒，不料到此時派上了用場。用水泥做粘合劑、用來粉刷地面，不知道比原來的方法要快多少倍。
他這點小發明，被那些砌匠們驚爲天人，幾個秀才本來以爲石越不過是關心房舍的建築才整天泡在這裏，他們便不肯放過這個和名人交流的機會，時常過來請教，此時見到石越還有這種手段，無不佩服萬分，一個個大呼“能者無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會往這邊跑一趟，也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這院舍才一切妥當。這段時間裏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們都變得非常熟悉了，因爲族長要求族裏的男子輪班去給學院義務幫忙，而村民們來做事，也是完全當成給自己家裏做事一樣，非常的賣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沒有見過這種淳樸的場面了。所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石越見當時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磚蓋的房子——這土磚蓋的房子自有其好處，但是最大的壞處就不通光，經柴火一熏，更顯得陰暗，這裏畢竟是郊區，比不得汴京城裏家家都燒炭。石越便教他們燒紅磚的方法，雖然成本比土磚要高，畢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磚來，卻不知道便宜到哪裏去了。而且他平時說話非常和氣，誰家實在太窮，他也會忍不住動恻隐之心，随時送點錢呀物呀，一時間整個白水潭的村民對他都非常的喜歡，連方圓十裏的人都知道白水潭來了一個很和氣的大人物，不僅僅學問讓那些秀才舉人們佩服，據說隔離李家的李秀才讀的書就是他寫的；而且連蓋房子燒磚的事情，連那些老師傅也比不上他——但凡傳聞，必有誇大，村民們暗地裏早就開始傳這個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專爲扶助趙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來的。
其實以石越的本意，則全然沒有在乎諸如水泥、紅磚這樣的東西。之前棉紡、印刷，以及幾本書著作的發行，那都是他有意爲之，他也相信這些東西是他扭轉時代之輪所必需的助力，憑借着他對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紗業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業，無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那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幾本著作的發行，不僅僅是爲自己博得一個地位，也是爲了慢慢的影響人們的思想——這些都是他爲了實現自己抱負而有意爲之的東西。至于水泥、紅磚能改變什麽，他可能想都沒有想過……不過當他親眼看到自己“發明”的東西能夠派上用場的時候，心裏那種成就感，和寫成一本書之後的感覺，并無二緻。
……
整個人沉浸在一種“終于建好了”的喜悅中的石越，高興的和白水潭的村民們一起慶祝着，他到這個時候才告訴蘇轼和王安禮，他打算在白水潭辦書院，本月就要開始招生，希望他們到時候能來書院講學，并要他們推薦一些知名的學者。
但是他顯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籌辦書院的兩個月裏，朝廷内的新黨舊黨之争愈發激烈，司馬光希望能夠盡最後的努力勸說王安石，可以謹慎行事，然而卻被王安石大義凜然的駁回。他在經筵上給年輕的皇帝讀他正在寫的《資治通鑒》時，借題發揮，指着和尚罵秃驢，直說呂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國君的奸詐小人，把呂惠卿氣得在心裏頭咬着牙齒罵了他祖宗十八代。
呂惠卿屢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機挑撥，想除掉司馬光，報那一箭之仇，而司馬光毫不在乎，繼續請求皇帝罷均輸、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黨。本來因爲司馬光名聲很大，連遼國人也知道他是個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夠優容于他，但他屢次進谏，終于讓求治心切的趙顼認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絆腳石，是王安石所說的“異黨之赤幟”，也就是反對黨的旗幟。而司馬光也終于認爲自己和執政大臣道不同不相爲謀，便想離開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請求外放，皇帝一氣之下，竟然讓他去永興軍做知軍。
不料司馬光也真是硬氣，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按照宋代的慣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權利要求見皇帝一面，或爲提要求，或爲聽指示，謂之“朝辭進對”。司馬光在朝辭進對的時候，所說的居然還是要皇帝罷均輸、青苗、助役三法。皇帝豈能不悖然大怒，這個老頭真是頑固一般的堅固呀！
司馬光現在還在汴京，因爲他畢竟是名臣，皇帝也不願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兩三個月不去上任，也沒有人會說他。這幾乎已經是宋代的一種慣例了。
與司馬光同樣遭遇到大麻煩的是蘇轼，居然有人污告他賣私鹽！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擺明了是一種政治陷害，而陰謀的主角，又一次是新黨。當蘇轼窮困之時，大臣韓绛贈銀三百銀，他都沒有接受，此時居然被指貶私鹽、絲木求利，簡直讓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韓绛的贈銀，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釣譽之舉。皇帝甚至當着司馬光的面說：“蘇轼這個人不是好人。”
遇到這種百口莫辯的事情，蘇轼也隻能束手無策。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且擺明了禀承朝廷執政大臣的心意，自己又有什麽辦法呢？自己到底不過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官吏，雖然略有文名，卻比不上司馬光聲名遠播，碰上這種時刻，他也隻能心灰意懶，聽天由命偶爾寫點詩文發發牢騷。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門帖遞給蘇府的管家之時，才發現蘇家上上下下，眉間都略帶愁容。
他和蘇轼算是頗有交情了，見了面也不客套，便直問緣由，蘇轼把前因後果說一遍，完後反而笑道安慰石越：“此不過庸人自擾而已，便是君實（司馬光的字），亦未必有事，王附馬和我說，已有人找太皇太後和太後說去了，皇上亦不過一時受人蒙弊，子明皆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進之意。當此之時，忠臣義士，更應當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附馬，是宋代著名畫家王诜，和蘇轼私交甚好。
石越想了半天，暗暗歎道：“果然走到了這一步，哎……”一時嘴快，竟然脫口而出：“司馬光罷知西京留守，改不了的命運。”
蘇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問道：“你怎麽知道？現在是罷知永興軍呀？”
石越自知失言，隻好圓謊：“旁門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洩，小弟一時失言了。”
蘇轼本來受佛教影響甚深，對這些一直半信半疑，此時心裏對自己的前途也忐忑不安，便有點想通過這些神秘主義的東西求一個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學，斷非江湖術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這種異能，可否爲愚兄蔔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心想你蘇轼的命運我本來是知道，但是現在隻怕早就變了，我拿什麽給你算準去？可臉上也隻能強笑道：“智者不必知命，盡人事而已。孔門弟子，不宜信奇門之說。”
蘇轼聽了，縱聲笑道：“正是，正當如此。倒是愚兄俗氣了……”
因又說起石越這兩個月籌辦白水潭書院等等事誼，蘇轼正容說道：“講學于山野，爲國家育才，亦是正道，此孔子當年所爲。然而國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廟堂而不在江湖，君當三思之。”
石越笑道：“小弟謹記了。”
蘇轼又說道：“王介甫置審官院，分東、西，一主文一主武，以分樞密院之權，前幾日有緊急軍情，說夏夷大舉犯塞，韓绛請赴邊境總領軍事，其意欲留王介甫在朝中矣，果然其後王介甫亦請禦敵，終以韓绛赴西北。此真國家多事之秋矣。我蘇轼一人榮辱，原不足道，就怕執政誤了國家。”說罷連連歎氣，石越隻管安慰。
從蘇府告辭後，石越也不回家，直奔碧月軒楚雲兒那裏，細細思考下一步的對策。楚雲兒也不敢打擾，隻在旁邊靜靜陪着他。
石越拿了幾根筷子，并排擺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賞自己的有份量的大臣……司馬光，罷職了；蘇轼，朝不保夕；歐陽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陳襄，也被罷了……算來算去，舊黨中的其他人，此時也一個個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給自己說話，倒隻有王安禮和曾布了。
“沒辦法，人算不如天算，學院的事情隻能靠後一點了。”石越暗暗歎了口氣。遲早是要入仕的，難不成在白水潭講學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轉輪嗎？沒有一定的權力，或者說不能有效影響到權力決策層，靠一點一滴的積累，不知道要花上幾百年的時間，自己并沒有這種耐心。
“楚姑娘，給我唱離騷吧？我要聽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石越停止了計算，對楚雲兒笑道。
楚雲兒聽到石越和自己說話，本也蠻高興，可突然聽到這兩句不太吉利的話，臉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會才輕聲說道：“石公子，這離騷太不吉利了。換一曲柳三變的《定風波》吧？”
“也罷，也罷。”石越無可無不可的笑道。“本想來點悲壯慷慨的給自己壯壯行……”
“壯行？石公子要遠行嗎？”楚雲兒不解的問道。
石越爽聲笑道：“不錯，正是要遠行。這一步踏出，便再無回頭之路，亦不知何處是個盡頭……”卻聽楚雲兒早已漫聲唱開：“……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早知恁麽，悔當初，不把雕鞍鎖……”
“悔當初，不把雕鞍鎖……”石越亦跟着哼道，心裏卻暗暗問道：“我能把雕鞍鎖嗎？我能把雕鞍鎖嗎？那長安道上，可再沒有回頭客……”
人也跟着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