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真有此事？此事也足以稱爲一段佳話了。”皇帝心情甚是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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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在春風得意之中的呂惠卿在皇帝面前做了個順水人情送給唐棣等人，而唐棣他們的心情此刻也相當不錯，一邊享受着進入殿試的興奮，一邊呆在桑宅幫石越寫另一部更爲驚世駭俗的著論。
這一段時間來拜訪桑府的人更加多了，而且身份也高了許多，蘇轼畢竟是主考官之一，還要避嫌，因此隻邀石越上他府上談論過幾次。而如曾布、王安禮等人就沒什麽顧忌的，這等人物上門，把桑俞楚唬得不行，他家到他這一代爲止，所見過的最大的官不過是知府。石越卻當沒事人一樣，隻照着普通朋友一樣的接待，那曾布和王安禮畢竟不是俗人，對此絲毫不以爲意，反而覺得石越此人果然不是凡品。
石越深知曾布和王安禮都是與新法關系相當密切的人物，一個是王安石最堅定的支持者，新法的幹将；别一個則是王安石的弟弟。雖然他早就知道變法必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任何一個想要有所作爲的人處于他的境況，都會希望自己能夠給王安石一點意見，幫助王安石擺脫變法失敗的宿命。因此在和曾布、王安禮的交流之中，旁側斜擊的了解新黨核心層的真實想法，是石越最用心的事情。
而曾布因爲石越在《論語正義》中表現出的大膽與革新的思想面貌——雖然言必稱三代古聖，但是其新的思想與内容是任何有識之士都能感覺到的。曾布私下裏就對王安石說：“這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實。”所以對于石越，他是抱着一種争取的态度來的，他希望幫助王安石招攬這個人才。在石越面前，曾布毫不忌諱的大談王安石的抱負與才學，幾乎把新法的大緻設想合盤托出，希望憑此折服石越。
在桑府後花園的水榭之上，石越和略顯瘦小的曾布把酒論政，桑充國等人則在一邊作陪。
“石公子《論語正義》見解非同一般，在下冒昧，敢問足下以爲方今天下大勢如何？”酒過三巡，曾布不免要投石問路。
“誠如王相《本朝百年無事劄子》所說，現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勵精圖治，則是賢臣良佐大有爲之日，非守成之時也。”石越小心的回答着。
“噢，那麽以石公子之見，勵精圖治當以何爲急務呢？”
“在下淺見，以爲本朝之弊有三：冗兵、冗官、吏治。自當以此三者爲急。”
“石公子所見未遠，若依下官之見，則其關鍵隻在理财。”這自然是王安石的論調，“夫國家不可以無兵無官，若有善理财之人，則财政之入足以解決這些問題。”
石越并不想争論，隻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問道：“曾大人，吏治的問題亦可依理财來解決嗎？”
“吏治國家自有成法，隻須依法而行，并無大礙。”曾布不以爲然。
“然而在下卻聽說，要治理一個國家，就需要有賢臣，如若地方官長與各司主管不賢，雖良法不能行。”
“不錯，這一個問題其實石公子與王相所見相差無幾，石兄可知王相用什麽法子解決的嗎？”曾布故意問道。
石越苦笑問道：“這個在下倒是不知。”
“王相派遣四十多個提舉官風行天下，地方官豈敢執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說道。
石越心裏微微一歎，“靠四十個人就可解決執行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嗎？”口裏卻勉強笑道：“果然是高見。”自古以來，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石越和曾布相交未深，他決然不以肺腑相托的。
唐棣卻是有俠義心腸的人，他在旁邊忍不住冷言問道：“曾大人，這四十餘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與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麽一路百姓，豈不要遭殃了嗎？況且學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聽聞地方官吏專以苛刻爲急務，隻怕有違王相本意……”
“毅夫，不過以偏概全。”石越見他還要說下去，怕他因言惹禍，連忙喝止。
曾布擺擺手笑道：“無妨，唐公子說的也是不錯的。奸人自古皆有，不過以王相之明，他用的人，斷不會有奸邪之輩。況且還有監察禦史……”
“王相的才學，可與孟子相俦呀，而皇上是英明之主，與王相君臣相得，千古以來，唯劉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口沫橫飛，大誇了一通王安石的學識。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那是出了名的有學問，當然也不算吹牛，說到精彩之處，也能讓唐棣、李敦敏等人贊歎不已，隻是石越這個現代人，對這些卻天生免疫。
……
其後曾布又和石越做過幾次長談，雖然在私交方面來說，曾布對石越佩服之意越來越深，但是新法方面，終于隻能貌合神離。石越小心翼翼提到的種種建議，曾布雖然表歎，卻無不表示王安石以相當簡單的手法“解決”掉了，面對這個對王安石崇拜到骨子裏去了的人，石越也隻能無話可說了。
石越故意裝做不經意的說到自古以來變法，必然牽涉到多方利益，依時勢的不同而不同，有時須猛有時須寬，寬猛相濟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一邊贊同，一邊卻絲毫沒想到是在說他們用法太“猛”了。石越又說到朝中舊黨的阻力，應當想辦法調和關系，才能讓新法順利推行。曾布則馬上說要用“征誅”之術去四兇，新法方得大行于世，又自以爲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舊黨不足道也，對于妥協，根本沒有想過。
石越心裏雖然大不以然，卻終于不敢強辯，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穩，此時要麽附和王安石，要麽就表示中立，否則的話難免終身受到打壓，再無出頭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對，新黨便是找個什麽借口緻他于死地也并非難事，畢竟他是沒有功名的人。
此時眼見曾布這樣的新法核心，無論你怎麽敲醒，卻絕無半點自省之意。你說新黨内要小心有奸人，他們馬上就認爲有奸臣意圖污蔑他們，是找借口攻擊新法；你說老百姓認爲新法不便吧，他們就說這是“流俗”，實在不足道，隻要堅持下去，就一定能勝利；你說士大夫反對新法吧，他們就說這是“頑固、迂腐、不讀書”，總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黨正确。
石越知道曾布将來會是保甲法的倡議人之一，就試探着對他說保甲法有可能會增加農民的負擔，因爲保甲法要求農夫經常組織訓練，本來農民就要不少事情要做，平時還要做的點别的事才能補貼家用，何況有時候還要應募役之征，并不是到農時，要組織起來訓練，就會讓農夫們非常不方便了，何況還要擔心小吏們趁機給農民找麻煩以勒索财物，還要考慮到農時繁忙的季節農民根本沒有時間等等情況。石越說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卻隻不以爲然的笑道：“子明過慮了，這等事情，隻要立法周詳，其利遠大于弊，斷不可因噎廢食的。”看他的樣子，是絕無多少認真考慮的意思的。
一個曾布已經如此固執于新法的正确，号稱“拗相公”的王安石又當如何呢？石越對新黨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滅了。新黨不足以依靠，舊黨更不用說……雖然一腔熱血，想要改變曆史的轉輪，但是此時的石越，也隻有回到自己的計劃之上，慢慢的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
石越偶爾也會想到，曾布們可能是由于反對的聲音太偏激而産生了強烈的逆反心，舊黨們往往針對一些小事情就極力的擴大化攻擊到新法的全部，而新黨們由此也變得格外的護短，因此任何來自新黨之外的意見都聽不進去。如果自己進入新黨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終于不敢冒這個險……須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場是隻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錯，終身皆有污點。倘若自己成爲新黨的一員而無法改變王安石，那麽自己想要反出新黨，不僅舊黨難以相信自己，而新黨也會認爲自己是叛徒，對付起自己來肯定格外的不遺餘力。這種把命運寄托在一個靠不住的人身上的做法，實在不是石越的性格。
而與王安禮的交遊更是堅定了石越的決定。因爲王安禮行事謹慎、顧慮周詳、議論明辯，便是石越都有點自歎不如，二人談論古今大事，許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禮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麽把握做得到。記得自己曾讀書，說司馬光寫信給王安石，話說到“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這樣的份上，擺明了針對呂惠卿，可是王安石卻置若罔聞，一點警惕的意思都沒有，這樣的性格又豈是别人勸得話進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爲試探性的話題而感到失望的石越，由此刻意裝出一種淡然的樣子。讀曆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學家曾經把大約是古中國春秋戰國一段時間稱爲人類曆史上的“軸心時代”，現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時代奠基的，而自軸心時代之後，就标志着人類正式進入了倫理社會。而在古代中國，倫理更是被強調到了一個過份的高度，在這樣一個社會，崇高的道德聲譽能給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無疑是一種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質。石越深深的明白，相對于才學，道德上的聲譽更能夠保護自己，并爲自己積累足夠的政治資本。其實就是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時間，便有一個成功的例子——當今的宰相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聲譽與才學聲譽，二者互相作用，才積累了足夠的政治資本，所以皇帝才會一再超拔他。
石越也許已經決定，他将向王安石學習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現出來的才華——雖然依賴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識積累，但不論如何，在當時，足夠支持他赢得更多的聲譽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爲我不能學他等上三十年。”
此時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聲這麽快就傳到了皇帝的耳裏。他的确不需要學王安石般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試完全超出他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