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盤古》寫作參考：昭武九姓與安史之亂關系辨證（來自網絡）

安史之亂是唐朝曆史的一個轉捩點，關于這場戰亂的起因，學術界有種種不同的分析，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則特别強調與河朔胡化的關系。①陳先生認爲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統最善戰之民族，這一善戰民族的組織成份有高麗、突厥、回纥、奚、契丹等，其中尤有不少中亞昭武九姓種人。從當時各少數民族的地理分布來看，高麗、突厥、回纥、奚、契丹部族鄰近河朔地區，其被安史吸收自然是可能的，而遠在數千裏之外中亞的昭武九姓爲何能輾轉移入河朔?其性質如何?陳先生雖有分析，尚有未谛之處。另外，記載安史之亂的文獻中“羯胡”、“柘羯”、“雜種胡”諸名詞與昭武九姓種人的關系如何?②河朔地區是否全然胡化的地區?也是一些值得再作研究的問題。

據中國史書的記載，昭武九姓種人就是西漢初居住于河西祁連山麓的月氏人。月氏人因被匈奴逼迫，西遷至中亞昭武之地（中亞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亞那地區，今屬蘇聯），遂以爲氏，共分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戌地、史，其種族特點是高鼻深目多須髯。③昭武九姓種人移入中國是很早的。西晉末年，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紛紛進入中原，其中的羯胡就是昭武九姓種人。此外，自北魏、北周、北齊以來昭武九姓人入居中國的亦有很多，到了唐代，他們的居住地從史籍可以考見的，有安西的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河西的沙州（今甘肅敦煌），關中的長安，關東的洛陽，東北的柳城（今遼甯朝陽）等地。④

陳寅恪先生分析河朔地區昭武九姓種人的來源有三因：“其遠因爲隋季之喪亂，其中因爲**之敗亡，其近因或主因爲**之複興”。雖有牽強成理的成份，但河朔地區的昭

武九姓種人，其與突厥的興衰密切有關是不會錯的。突厥是六世紀中期開始強大起來的，他們四出擴張，其領土自蒙古高原一直達到波斯帝國邊境。北朝後期甚直隋代，中亞昭武九姓臣服于突厥，并被突厥役使。波斯薩珊王朝的國王庫思老一世在公元579年死去，其子霍爾穆茲四世繼位，此王爲突厥公主所生，故被稱爲“突厥女之子”（Turh－Zade）。他雖與突厥是親戚，但與突厥爲敵，他在位的第十一年（公元588年至589年），突厥興兵三十萬與東羅馬合攻波斯，其中一首領被稱之爲最高可汗（schaba），最高可汗就是役屬突厥的一個康居小王。康國諸王以昭武爲姓，昭武即大食語之schaba，波斯語之schawa。⑤突厥分裂爲東西兩部後，**仍有不少昭武九姓種人。北蕃十二姓，即有康姓一部落。唐高祖起兵太原，曾稱臣于突厥，突厥遣康鞘利獻馬、率兵以爲援。⑥《通典．邊防》：“颉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當指昭武九姓）貪冒，性多翻複，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又李至遠撰《唐維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君諱附國，附國祖烏喚，爲突厥額利吐發，番中官品稱爲第二。父朏汗于貞觀初率所部五千餘人入朝，爲置維州，即以朏汗爲刺史。”⑦安附國一家即爲隸屬突厥的安國人。貞觀年間，唐太宗發兵滅**，李靖襲定襄，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後及炀帝孫楊政道來降。**滅亡後，唐太宗處突蹶于内地，自幽州屬靈州建立順、祐、化、長四州。原先**中的昭武九姓種人也散布于這一帶。當時河朔地區的營州柳城便是這些胡人的一個聚居地。

安史叛軍的首領就是營州柳城的胡人。《邵說代郭令公雪安思顧表》雲：“安祿山牧羊醜，本實姓康，遠自北蕃，來投中夏。”⑧安祿山自己說其出身，父是胡，母是突厥，确含有昭武九姓血統。又《顔魯公集》卷六《康金吾神道碑》：“公諱阿義屈達幹，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爲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驸馬都知兵馬使；父颉列發，默啜可汗衛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稱于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天寶元年與四男款塞歸朝，朔方節度使王斛斯具以上聞，秋八月至京師，拜公左威衛中郎将。屬範陽節度使安祿山潛懷異圖，廣爲己用，密奏雲充部落都督，仍爲其先鋒使。公既不得巴，{K22A717.jpg}府從之四載，以破契丹功居多，拜左武衛大将軍，乃充節度副使。”阿義屈達幹祖上在颉利可汗及**複興時代皆爲突厥高官。他自己歸唐後，即隸安祿山麾下，爲部落都督，可見倆人的種族關系，而安祿山部下有不少康部落之人，阿義屈達幹爲其部落都督亦是明證。《康金吾神道碑》又記安史之亂爆發後，“公欲與諸子歸朝廷，爲賊邢州刺史康節所告，遂被收系，從者被誅二十多人，公之四子各奔于外，賊恐衆情不安憤之而後出。”這也從側面說明昭武九姓在安史部衆中實有不少。

但是以上所說的昭武九姓種人由于他們與突厥長期相處，關系密切，多已突厥化了。安祿山的父親是昭武九姓胡，母系卻是姓阿史那氏的突厥人。前引《康金吾神道碑》：“（阿義屈達幹）感肺疾薨于上都勝業坊之和第，春秋七十有五。親事左右，莫不{K22A718.jpg}面截耳以哭。”{K22A718.jpg}面截耳正是突厥人的習俗。《隋書?突厥傳》：“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羊而祭之，繞帳呼号，以刀劃面，血淚而下，七度而止。”突厥人強悍好鬥，“有角弓鳴銷甲鞘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突厥中的昭武九姓也受其影響。安史本人曾爲捉生将，以骁勇著稱。阿義屈達幹不僅本人善戰，其四子也俱以勇力聞于世。《康金吾神道碑》銘雲：“北方之強欤？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緬乎眇。”由此，我們也可初步斷定安史部衆中的昭武九姓有較強的戰鬥力。

河朔地區昭武九姓種人的另一來源便是逐利而至的商胡。前述由于昭武九姓臣服突厥，多爲突厥役使，他們随突厥政治勢力而行，散布于突厥統治區域。當然昭武九姓商人深入内地的情況不盡如此，他們是利之所在，無所不至，但政治上有所依靠總是對其經商有一定保護作用的，後來昭武九姓人常冒回纥之名留居内地也是這種情況。河朔地區的經濟與商業在唐前期是相當發達的：《通典?輕重》載天寶八年正倉、義倉、常平倉的諸色米共一億零九百九十萬六千零六十四石，河北道就有二千一百零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四石，占全國十道總數的将近五分之一；杜甫于安史亂前遊曆河朔，有“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輝輿台軀”的詩句。安史生長之地的營州，在開元之前已多有中亞商胡。開元五年，玄宗複營州于舊城，诏宋慶禮于柳城築城，招集商胡，爲立店肆。安史本人也解六蕃語，曾爲互市牙郎。後來二人被唐朝廷委以重任，集河朔地區軍、政、财三權于一身，招聚族類，胡商依其爲靠山，以河朔地區爲根據地，四出牟利。安祿山爲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對此也大加鼓勵。《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财百萬，每商胡至，則祿山胡服拜于天，邀福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諸胡于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绯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将爲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根據以上的論述可知，河朔地區及安史部衆中雖确有昭武九姓種人存在，但是他們從位于中國西北方的中亞來到遙遠的中國東北的河朔地區，并不是大規模民族遷徙的結果，而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偶然産物。河朔地區的昭胡九姓并非人人骁勇善戰，安史部衆中的昭武九姓多已突厥化了，所以有較強的戰鬥力。不過，河朔地區的昭武九姓隻是當地居民中的少數，安史部衆中的昭武九姓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并不可能導緻河朔胡化，也不能導緻安史之亂的爆發。關于這一點，下面還要詳細論說。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飒建國（即康國）條曰：“其王豪勇，鄰國承命，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新唐書》卷二二一《康國傳》：“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地，爲突厥（匈奴之誤）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戌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又同書同卷安國條：“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者，猶如中國言戰士也。”陳先生認爲據此可知“赭羯”即“柘羯”之異譯，凡康、安、石等中亞月氏種人，皆以敢健善戰著稱。針對陳先生的這種看法，需要首先考察一下“柘羯”名稱的含義。

從《大唐西域記》及《新唐書》安國條所載看來，此“赭羯”或“柘羯”皆是勇猛軍士之特稱，而非月氏民族的泛稱。關于這一特稱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法國漢學家沙畹認爲它是波斯語tchakar之對音，原爲仆隸之義，在康居（sogdiana）轉用作戰士（衛士）之名。⑨此說不知是否正确，但昭武各地統治者都有個人的親衛兵，這是一些年輕的貴族子弟，輪流到國王宮廷中擔任宿衛，在他們當中流行着一種尚武精神，因其勇武好鬥，大概就被稱爲“赭羯”或“柘羯”。⑩日本學者藤田豐八不同意沙畹的說法認爲這一特稱的起源是saca（sake）或者是它的訛譯。（11）從曆史上來看，sake本是波斯軍隊中裝備最好，也最能打仗的部隊，從居魯士、大流士時代起，到馬其頓亞曆山大東征時一直如此。這種軍隊直至薩珊波斯王朝時才不複存在，可這一名稱到唐初時還在中亞流傳。待到七世紀阿拉伯帝國興起後，中亞昭武各國爲了防禦阿拉伯人，曾依照波斯舊習編制的一種sake兵，《新唐書?西域傳》謝{K22A719.jpg}條：“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人雜居，罽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此sacae（sake）遂成勇健而被雇傭的外族兵士之意。考《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年）三月條：“加封拓羯（柘羯之誤）王斯謹鞮特進，賞平蘇祿可汗之功，”此柘羯王可能就是這種雇傭軍的首領，因助唐擊突厥有功而受封。這一特稱随着突厥勢力的擴張由中亞也流傳到中國，并無種族含義，而隻是一種特殊用語，泛指突厥統下之勇士。

記載安史之亂的文獻有“柘羯”一詞，但并不多見。陳寅恪先生認爲皆指英勇善戰的昭武九姓種人。其實不然。《舊唐書》卷一百四《封常清傳》：“常清使骁騎與柘羯交戰，殺賊數百人”；《新唐書》卷一九二《張巡傳》載肅宗至德二年安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将同羅、突厥、奚之勁兵，與楊朝宗合，圍困張巡于睢陽之事。“賊觇城上兵休，乃馳備，巡使南霁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将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柘羯之誤）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張巡傳》中的“柘羯”，有突厥、有同羅、有奚、有昭武九姓，不一而定，可證此詞已無确切的種族含義。杜甫詩《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有“花門騰絕域，拓羯（柘羯之誤）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此詩所說“柘羯”系求來援助唐朝的回纥軍隊，與昭武九姓完全沒有關聯，可見“柘羯”隻是一豪健戰士的形容詞而已。

安史叛亂軍雖由多種民族組成，但由于其首領的種族關系以及其部衆中含有昭武九姓便被人引用古典稱之爲“羯胡”。“羯胡”的起源是很早的。最早于西晉末年進入中國的昭武九姓種人便被稱爲“羯胡”。《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城記》：“石國或曰柘支，曰赭時。”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赭時國，唐言石國。”是赭時乃胡語“石”，字之意可知。《魏書》卷九五《石勒傳》：“石勒居羯室，因号羯胡。”羯室殆即“赭時”之同語異譯。後趙冉闵率趙人，誅諸胡羯，高鼻深目多須至有濫死者殆半，這也說明了“羯胡”的種族特點，他們确是昭武九姓種族。安祿山及部衆在當時屢屢被人稱爲“羯胡”。《舊唐書?肅宗紀》天寶十五載七月制曰：“乃者羯胡亂常，京阙失守。”《舊唐書》卷一百四《封常清傳》：“（常清）臨終時表曰：“朔胡猖狂，偶然一勝，天下之兵，計相繼至，羯胡之首，期懸旦暮。”杜甫詩中也多有“羯胡”一詞，如“羯胡事主終無賴”之句。《通鑒》上元二李懷仙爲範陽尹條《考異》也稱安史部衆中的昭武九姓種人爲“羯胡”。

除“柘羯”、“羯胡”之外，在記述安史之亂的文獻裏還出現過“雜種胡，一詞。雖然自魏晉以來，雜胡有用作北方各少數民族統稱的地方，但唐代“雜種胡”所指，則與昭武九姓種人有關。隋末雜胡據有伊州，至唐貞觀四年群胡慕化，率七城内附，因于其地置西伊州。此率七城慕化内附的首領爲伊吾城主。此雜胡即指西域胡，其中必含有昭武九姓。安史之亂以後，昭武九姓常混在回纥中留居内地。《通鑒》德宗建中元年八月條：“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乃密獻策于光晟，諸殺回纥。”《舊唐書張光晟傳》：“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于道。”說明昭武九姓又被稱爲雜種胡。安祿山，《舊傳》亦稱其爲雜種胡，《新傳》稱之胡；史思明，《舊傳》亦稱其爲突厥雜種胡人。由于安史本人屬昭武九姓，其部衆中又有族類，安史叛軍又被稱爲“雜種胡”。杜甫詩中有“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及“雜種雖離壘，長驅甚建瓴”之句。安史部衆被稱爲“雜種胡”的含意與“羯胡”的稱呼是一樣的。最後還要指出的就是，陳寅恪先生通過對“柘羯”一詞的考證，得出中亞昭武九姓皆英勇善戰的結論。從這個前提出發，他又得出記載安史之亂文獻中所出現的“羯胡”、“柘羯”、“雜種胡”三詞都指英勇善戰的昭武九姓種人，他們是安史叛軍的生力軍。以上對這種說法進行了辨證，得出與陳先生不同的結淪，“柘羯”一詞最早與月氏人無關，這一名稱流傳到中亞地區也僅是一種特稱，而不是昭武九姓的泛稱。“羯胡”、“雜種胡”兩名詞也與英勇善戰無關，它們反是安史叛軍的代稱而已

陳寅恪先生之所以這樣詳細地論證河朔地區昭武九姓的來源及作用，是爲了給河朔胡化尋找有力的史實根據，因河朔胡化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又是安史之亂發生的主要原因。而河朔胡化的理論根據是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著名理論——種族文化論。因此，要弄清安史亂前河朔地區的社會情況，首先要從分析種族文化論入手。（12）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一開始就提出“種族”和“文化”兩問題，認爲“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提出的隋唐制度“三源”說，也完全是從文化和種族着眼的。陳寅恪先生還以爲“種族”和“文化”兩個問題，實際上隻是一個“文化”問題。他說：“總而官之，全部北朝中，凡關系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爲分别，即文化之關系較重而種族之關系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漢人與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爲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爲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爲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陳寅恪先生的種族文化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當時社會曆史發展真實的，反映了南北朝隋唐時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種族文化論歸根結蒂是一種純文化史觀。文化固然是社會曆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純文化史觀以文化現象代替曆史發展的全部内容，就難免在解釋曆史時帶有極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難免出現文化決定論的錯誤。

陳寅恪先生根據種族文化論文提出了河朔胡化問題。陳寅恪先生把河朔胡化當作是安史之亂及其後的藩鎮割據局面的基本原因。他說：“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系也。”安祿山，史思明出身于昭武九姓，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陳寅恪先生說：“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義統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與爲敵者也。”陳先生還論列了其中的少數民族成份，尤其強調昭武九姓與安史之亂的關系。實際上，在天寶年間，當時河西隴石的哥舒翰、朔方的安思順，範陽的安祿山是那時唐朝的沿邊節鎮中的三大帥，他們都節制數鎮，而且又都是胡族，何以獨獨安祿山起兵判唐而其他二人則不然呢?唐平定安史之亂，其主力爲朔方軍，而朔方軍實一以胡人部藩藩将爲其主要成份者。其後平淮蔡，則賴李光顔之武力，李氏之軍隊亦爲胡兵。（13）這都說明安史之亂的爆發決非其将領之種族及胡漢族武力問題所能解釋得了的。

陳寅恪先生進一步論證河朔胡化。“河朔社會通常情态，其尚攻戰而不崇文教，質言之，即漸染胡化深而漢化淺也。”他在《論李栖筠自趙徙衛事》一文中指出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自河朔地區遷至李唐中央政府所在的長安、洛陽是由于河朔地區已是胡化區域，漢族士人無法容身。（14）他還用秀才盧生“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爲例來證明。實際上，這兩個例證并不可能得出“河北社會全然胡化”的結論。陳寅恪先生又大量征引藩鎮史料，說那些人或者“本是胡人”或者是“漸染胡習、與胡人不異”。所謂“胡習”陳寅恪先生指的是“尚攻戰而不崇文教，”這又是所謂“河朔胡論”的證明。河朔地區本是邊防重地，以後又是藩鎮連兵，長年攻戰的地區，身爲節度鎮将，可以不習攻戰嗎?而且尚攻戰并不一定就排斥文教，魏博節度使羅威”服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佐賦吟甚有情趣。”（15）還要指出的是，河朔藩鎮的社會基礎事實上是充當職業雇傭兵的農民和**，而這又是與河朔胡化風馬牛不相及的。（16）

其實，河朔地區決不是全然胡化的地區。在唐代，西域商胡的東來，一些少數民族的内遷，都有一定的路線，有一定沿途居停和聚居的地區。河朔地區雖有昭武九姓種人分布，但正如以上所論述的那樣，他們隻是河朔居民中的少數，而安史部衆中的昭武九姓又隻是少數中的少數，況且他們都是突厥化了的。少數胡人雜處在大量漢人之中，而竟會使河朔地區在短期内完全胡化，使整個社會面貌徹底改觀，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同時，同一時期的長安，洛陽，集居着比河朔地區多得多的胡人，而且長安、洛陽的漢族居民的服飾、次食、舞樂等方面都也深染胡習，是否能得出洛陽、長安就是胡化地區呢?顯然是不能的。（17）

安史之亂的爆發既然用河朔胡化的原因解釋不通，那就要從别的方面進行推論。不過，本篇所論範圍已不在此。這裏，僅把《新唐書?兵志》中有關的一段話迻錄在此以作全篇的結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将，雖無事時，據險要，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

注釋

①以下所引陳寅恪先生著作原文，除另行注出外均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書。

②黃永年師有《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一文，載《文史》第八輯，所論頗精。

③《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

④（11）參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⑤⑨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本第217—218頁，第127頁。

⑥《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⑦⑧《全唐文》卷四三五。

⑩王治來《中亞史》第175頁

（11）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楊鏈譯本第170頁

（12）《關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個理論問題》，載《曆史研究》1958年第12期

（13）陳寅恪《論唐代之藩将與府兵》，載《金明館叢稿》初編。

（14）陳寅恪《論李栖筠自趙徙衛事》，載《金明館叢稿》二編。

（15）《舊唐山》卷—八一《羅弘信傳》附《羅威傳》。

（16）楊志玖《試論唐代藩鎮的社會基礎》，載《曆史教學》1980年第6期；楊志玖、張國剛《藩鎮割據與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載《學術月刊》1982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