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羅斯之戰淵源探析（來源網絡）

——談唐對吐蕃的“鉗形”政策

【内容摘要】：怛羅斯之戰絕非是一場不可調節的遭遇戰，與大食的擴張并無直接關系，并非是兩國間政治沖突發展的必然結局，吐蕃的崛起及其向外開拓土地，與唐王朝的整體利益産生了沖突，吐蕃的崛起，特别是它的攻勢，打亂了唐朝的整體軍事戰略，李唐欲依據天然的地理條件，利用“鉗形”政策将吐蕃扼制于高原内，必然會不自覺的向西擴張而最終與大食“偶然的”發生沖突。

【關鍵詞】：怛羅斯之戰；淵源；吐蕃；鉗形政策

在中外關系史中，唐朝與大食的交流及相互關系是一個較大的課題，雄踞在亞洲東西部的兩大帝國共同爲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然而，兩大帝國也有沖突，751年的怛羅斯之戰就是較大的一次。關于怛羅斯之戰，不管是中外關系史著作中，還是唐朝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關論文論著中，無一例外都要提到，甚至有一定篇幅的論述，我國研究中外關系史的專家還有專文讨論。問題在于，研究唐朝對外交流的學者着眼于這次軍事沖突對經濟文化交流的影響，研究阿拉伯史的學者則要說明阿拉伯帝國對外政府的有關問題，換句話來說，他們均是從唐朝與大食兩個直接沖突方的角度進行分析、論述，卻很少有人考慮到唐與大食發生軍事沖突有極大曆史淵源與背景，在這一曆史時期，必須重視吐蕃的作用，新興崛起的吐蕃政權對于唐王朝在軍事政策上的轉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和作用。縱觀唐蕃百年沖突史，我們可以發現，唐朝爲扼制吐蕃在地理概念上采取了類似“鉗形”的包圍政策，本人試從吐蕃與唐王朝對抗的角度出發，對怛羅斯之戰的淵源進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資料有限，本文僅從“鉗形”之北段進行分析，不當之處，望老師指正。

一、談“鉗形”之結點——吐谷渾的覆亡看“鉗形”政策的滞後性

在傳統的中國曆史上，一直受來自北方草原弧形包圍線的壓力，曆史上，在北亞大草原崛起的遊牧帝國，随着帝國的發展，均順勢由阿爾泰山和天山之間入準噶爾盆地，再沿三個東西交通孔道，通向中亞草原。當其控制北疆穩固之後，由天山山脈諸多間道進入南疆塔裏木盆地，爲遊牧帝國找到物資、經濟支柱的後盾，從而更壯大遊牧帝國的實力。對南方的農業中國而言，亦形成一種戰略性的壓迫，即控有新疆，可經由新疆進入青海、甘肅、四川、西康沿邊地區，與當地的氐羌系民族聯線，形成以外圍壓制内地的大戰略形勢，同時，再加上處于東北亞地區朝鮮半島諸國，形成一個很大的來自北方的弧形包圍線，對中原王朝形成極大的壓力。[①]

面對來自北方草原弧形包圍線的壓力，剛剛立國的唐王朝無力與之抗衡，故在很長的時間采取的是忍讓甚至屈辱的政策，尚存的地方割據勢力，爲了争取援助，都極力與突厥統治者勾結，有的甚至向突厥可汗稱臣，當時占據朔方的梁師都，就曾北連突厥，始畢賜以狼頭纛，封他大度毗伽可汗，師都引始畢部衆入居河南之地。當時占據雁門的劉武周也厚賂始畢，始畢用戰馬支援他，贈給他狼頭纛，立他爲定楊可汗。此外如據武威的李軌，據今河北一帶的窦建德都與突厥有聯絡，唐高祖李淵在太原起兵時，爲了“資其士馬以益兵勢”[②]，曾親自爲書，卑詞厚禮，遣使至突厥請兵，且與始畢約：“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歸突厥”，[③]始畢大喜并發兵助淵入關，這時的突厥，東向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皆被臣服，“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④]到颉利可汗時，士馬雄壯，欲圖中原，對唐發動了廣泛的進攻。高祖聽從裴矩之計，采取“遠交而近攻”的策略，聯接西突厥統葉護牽制颉利，并恢複十二軍建制。到太宗時，充分利用**内部矛盾，于629年發兵十餘萬，分數道出擊突厥，一舉擊破**，随後又利用西突厥部族之間的紛争，坐觀西突厥内部相互攻戰，西突厥亦一蹶不振，這樣，來自北方草原的壓力暫時得到緩解。

但是，新興崛起的來自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權迅速興起并取代突厥，成爲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吐蕃與唐的争戰，對唐朝的政治、經濟、軍事、财政政策、邊疆經略等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唐王朝亦采取措施欲将吐蕃徹底封鎖在高原内，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政策具有明顯的滞後性，這在李唐對待吐谷渾問題上最爲明顯。

吐谷渾政權從公元4世紀初建立，是西北地區較爲強盛的勢力，長時間與中原王朝處于時戰時和的狀況。爲消除邊患，635年，唐朝擊滅吐谷渾，以其爲屬國，立慕容諾曷缽爲吐谷渾可汗，并于貞觀十年以弘化公主嫁吐谷渾可汗諾曷缽。按王壽南的觀點，唐代和親是外番對唐屈膝，外番取得唐公主，可以傲視諸番，而通過與和親對象建立姻親關系，并預期由公主監視或左右該國君主，可以逐漸達成避戰求和、保持和平關系或借師的目的。[⑤]因此，和親一直是被内地朝廷作爲拉攏、排擠、離間、分化敵國的手段，唐政府如此做法，其真實目的可見一斑，對吐谷渾進行拉攏，使其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同化所謂的“蠻族”而非用絕對的軍事打擊。而這一時期，吐蕃已經取代周邊諸國，成爲威脅唐王朝邊疆穩定的新興勢力，但唐王朝并沒有及時地認識到這一點，對同一時期松贊幹布的請婚，則婉言謝絕，在《新唐書·吐蕃傳》中這樣記載吐蕃使臣返回邏些對松贊幹布語：

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入朝，遂不許，殆有議間我否！[⑥]

顯然，這隻是史官後來的附會之語，但對吐蕃進攻找到了借口，“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赀畜”，[⑦]663年素和貴逃奔吐蕃，将吐谷渾的虛實全部告訴吐蕃，吐谷渾先後經曆唐、吐蕃兩強的打擊，早已不支，倉促間向唐求援，但李唐最終采取消極觀望的态度，坐觀吐谷渾滅國。

吐谷渾滅國的最大影響就是吐蕃與唐直接接壤，在順勢擊破黨項、白蘭等諸羌後，吐蕃首次在《資治通鑒》中出現其在西域的活動記載：

……軍還，至疏勒南，弓月部複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于吐蕃。[⑧]

通過這段史料，我們可以看出吐谷渾這個中間緩沖國對于唐帝國的重要性，由青海直指長安，在越過黃河後，沒有任何地理上的障礙，可以長驅直入李唐的腹心，同時，也具有鉗制河西路的作用，亦牽連着西域的安危，鹹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于于阗陷龜茲拔換城，李唐王朝被迫罷龜茲、于阗、焉耆、疏勒安西四鎮，這樣的連鎖效應是李唐所始料不及的，故李唐在吐蕃兼并吐谷渾很長時間後，才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出師“護吐谷渾還國”[⑨]，但八月大非川一戰唐軍全軍覆沒，最終使吐谷渾諾曷缽依靠唐朝力量複國的希望歸于破滅，河湟青海地區确定爲吐蕃的版圖，這一槽型地帶，地勢平坦，比其他唐蕃接壤之區更容易進出，于是吐蕃不斷由此地區向李唐進犯，蕃禍自此幾乎與唐相始終，與此同時，吐蕃再由青海北出西域，配合由印度上遊區經勃律、護密，穿越帕米爾山區，再由渴盤陀北上進入南疆疏勒、于阗沿綠洲東向的路線，二路齊進經略西域，對于往後吐蕃能控制南疆及部分北疆，并将勢力推展到中亞的阿姆河流域一帶，關系至巨，李唐在失去對西域的優勢以及多次試圖主動進攻吐蕃失敗後，被迫隻能依靠地理的天險優勢，重新對西域諸國進行控制并打擊吐蕃勢力，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鉗形”包圍，從而不自覺的發展到西域乃至中亞一帶。

二、突厥的複興爲唐蕃軍事關系轉變所發生的連鎖反應，吐蕃長時期試圖聯合突厥突破“鉗形”扼制政策，将其勢力發展到高原以外

在前面我已提到，經過太宗、高宗兩朝，先後滅掉**并平服西突厥，唐王朝确立了自己在西域及中亞的勢力範圍，大漠南北統一于中原中央政府，唐朝在大漠南北設官置府，行使行政權力，同時，**政權的覆亡，改變了西域的政治格局和西域各族與中原漢族之間的關系，随着在西域各地的羁縻府州的設置，唐朝正式接替了西突厥汗國在西域扮演的角色，初步完成了在西域的政治統治格局，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爲核心，以安西都護府爲保障，以羁縻府州爲依托的多層次的統治結構。但羁縻府州本身就存在着不足，即控制力與離心力的不确定性，其作用是有限的，僅僅隻是做到了照顧民族勢力的原有利益，打破北邊弧形包圍線的壓力，保持北方“矛盾的”穩定，“羁縻政策的要領并非在于強調華夷之間的存異，而差異的發展趨勢必萌發離心力和分解力，這是導緻名義上華夷一統國家的碎裂。其次，維系羁縻政策存在的保證是‘德政’而不是軍事實力，裝備很差，數量不多的唐軍本身并不具備威懾西域、足據強敵的實力”，[⑩]因此，隻能是一定程度上不完整的控制，其民族離心力仍然存在。

而恰恰此時，吐蕃在吞并吐谷渾後，亦開始尋求“鉗形”政策的突破，在西域聯合一些部落從事反唐活動，一方面，由羊同、勃律、護密，在護密東越帕米爾高原，經渴盤陀北上進入南疆疏勒地區，另一方面，則反映在吐谷渾的地理重要性，即由“絲綢輔道”——青海路及河西走廊進入南疆東面，對地理上的唐朝的“鉗形”夾擊進行反突破，同時，也聯合一些突厥舊部進行反叛活動。

自650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車鼻叛亂，确立了在西域的統治地位後，“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11]，基本上實現了對吐蕃的“鉗形”包圍，同時也斷絕了吐蕃和突厥的聯合的可能性，但事實上，西域一直是多事之秋，唐朝一方面任用突厥貴族爲官，籠絡之，一方面利用突厥騎兵作爲戰争工具。繁重的兵役負擔以及其它原因，激起突厥廣大人民的反抗，吐蕃的活躍又使突厥上層人士漸生複國之念，兩者走向聯合之路，“（十一月），思結俟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國反，擊破于阗”，[12]這與蕃軍與蘇定方于烏海大戰時間相差無幾，顯然是吐蕃精心策劃統一反唐軍事行動的戰略組成部分，這也可能是突厥第一次利用唐蕃矛盾展開的複國活動，670年的事件迫使唐朝放棄安西四鎮，唐蕃處于全面軍事對抗時期，儀鳳三年，李敬玄率18萬軍隊敗于青海，工部尚書劉審禮被俘，而突厥人大規模的反叛則發生在次年，從時間上來看，突厥人顯然很清楚唐軍的失敗并利用了這個機會。調露元年十月，大漠以南單于都護府管轄的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的突厥酋長起而響應，聚衆号稱數十萬人，連侵定州、雲州、原州、慶州，又誘使奚及契丹侵掠營州，朝野大震，高宗先後派出大軍進行鎮壓，到681年暫時平定了叛亂，但另一些突厥貴族卻不死心，僅僅一年，突厥人阿史那骨咄祿利用突厥民衆的反唐情緒及反唐失敗的餘憤，在原**汗國境内重建了突厥政權，即後突厥汗國，大漠南北重新陷于突厥，成爲唐朝北邊的大患。

這樣，吐蕃、突厥、新羅的新北邊弧形包圍遠遠超出了唐初的草原民族政權的壓力，唐針對吐蕃的“鉗形”政策在這一時期遭到瓦解，唐朝被迫重新開始針對吐蕃以及突厥的政治、軍事活動，試圖瓦解其同盟，控制突厥各部，将吐蕃趕入“鉗形”以内，斷絕其進一步向外擴張的可能。陳寅恪在談到唐朝内政與邊患的關系時說過：“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國之力以取高麗，僅得之後，旋即退出，實由吐蕃熾盛，唐室爲西北強敵所牽制，不得已在東北取消極退守之策略，然則吐蕃雖與高麗不接土壤，而二者之連環關系，實影響中夏數百年國運之隆替”，[13]可見，唐政府欲用“鉗形”限制吐蕃的活動，并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外族的微妙關系及連鎖反應，時刻影響着唐朝戰略格局的變化。

三、再論中間緩沖地帶——突騎施的興亡動蕩了唐王朝的“鉗形”政策

四鎮對唐王朝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西域既動，自然威臨南羌，南羌兵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14]放棄四鎮會使“鉗形”政策的作用付諸東流，即吐蕃與**聯合，從而對唐朝整個邊疆地區造成更大危害，武後長壽元年十月，王孝傑“打破吐蕃，複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于龜茲，發兵戍之”，[15]結束了唐朝與吐蕃在塔裏木盆地的拉鋸戰狀态，恢複了“鉗形”态勢。

這時的西域形勢仍是十分嚴峻的，複興的後突厥汗國默咄開始卷入西域的政治角逐，吐蕃則依靠阿史那俀子的附蕃，以爲号召，鼓動西突厥諸部反周，總體看，西域處于暫時的穩定狀态，但唐朝一直奉行冊立西突厥阿史那氏的過時政策，事實上，阿史那氏汗裔對于西突厥各部的号召力已經大大下降，郭元振就曾說：“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既不能招攜，唯與四鎮卻生瘡磐，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16]而這一時期，吐蕃内部贊普和大論的矛盾爆發，削弱了吐蕃在西域的勢力，于是突騎施趁勢興起，首領烏質勒善于體恤部下，有威信，因而遠近各部逐漸歸附，部衆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大，“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爲小牙，其地東鄰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庭州，盡并斛瑟羅地”[17]。

面對突騎施的興起，唐王朝心情是十分複雜的，而阿史那氏王族無力返回西突厥故地迫使唐王朝不得不承認已定事實，授烏質勒爲瑤池都督，表示對他移鎮碎葉的認可，但唐中央對突騎施仍然存有戒心，在《資治通鑒》卷二百八中記載有這樣一段“離奇”之事：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于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禦之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18]

這可能就是唐王朝精心策劃的一次政治陰謀，通過扶植更年輕、更沒有經驗、更容易控制的娑葛，可以輕易實現對突騎施的控制。但中宗仍然對娑葛不放心，畢竟有殺父之仇，因此利用阿史那忠節與娑葛不和，計劃幫助忠節，消滅娑葛，以恢複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在西突厥的統治地位，失敗後，被迫承認既定事實，冊封娑葛爲十姓可汗，并派使節到突騎施部落處理内政。突騎施歸順唐朝，職貢不斷，又代唐朝庇護昭武九國和吐火羅地區的安全，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區基本保持了羁縻統治，一方面，使吐蕃勢力一度不能突破“鉗形”限制，使其與後突厥聯合的計劃破産，另一方面，對新興的大食東侵也起到了很好的限制及防禦作用。

但唐朝扶植西突厥十姓可汗子孫的過時政策顯然是不可動搖的，默咄繼後突厥汗國之位後，大舉東侵，707年，唐朝任命郭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領導唐朝的碎葉鎮兵和突騎施的軍隊聯合抗擊**的西侵，正是因爲突騎施的有力牽制，才使得次年朔方道大總管張仁願能夠趁突厥後方兵力空虛，奪取漠北，在黃河北岸一線修築東、中、西三座受降城，但以突騎施爲主力的安西四鎮遭受了巨大損失，對此，我們可以認爲這是一場“一開始就希望失敗的戰争”，利用突騎施對抗默咄使得娑葛與遮弩一起被殺，突騎施的勢力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又擊退了默咄，重新将西域的實際控制權歸于己手，但西突厥十姓地區大亂，突騎施别部蘇祿迅速崛起并控制了西突厥十姓地區，是唐中央始料未及的。

蘇祿勢力崛起後，這時的唐朝政府念念不忘的還是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子孫，遭到了蘇祿的反對，相比烏質勒及娑葛，更有政治眼光和謀略的蘇祿吸取了前兩者足夠的教訓，于開元五年勾引大食、吐蕃，謀攻取四鎮，圍缽換城和大石城，迫使唐于次年封蘇祿爲忠順可汗，并對突騎施占據碎葉的事實予以承認，以焉耆代替碎葉爲四鎮之一。唐朝如此行動明顯是出于無奈，而蘇祿也并不是惟唐朝之命是從，而是開展多邊外交，保持與吐蕃、**之間的關系，故《新唐書·突厥傳》評價其“詭異，不純于唐，天子羁縻之”[19]，兩者關系微妙。但對突騎施的冊封和讓步，也使突騎施起到了該起的作用，迫使吐蕃繞道西北，打通由唐朝勢力比較薄弱的蔥嶺地區進入西域的道路，無法大規模的發動對唐作戰，被牢牢“鉗制”在高原内，715年的拔汗那之戰，扼制了吐蕃軍隊由北而南進入楚河流域的勢頭，吐蕃勢力退入蔥嶺以南地區，同時，又通過針對蔥嶺一帶的外交活動，使唐朝在這一地區的影響日益增長，722年援救小勃律，大破吐蕃，由小勃律王率領本國軍隊爲唐朝鎮守西門，于塔什庫爾設立被稱爲“安西極邊之戍”的蔥嶺守捉，[20]使吐蕃“累歲不敢犯邊”，[21]這些活動與突騎施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同時，利用突騎施，不僅可以支援中亞諸國，而且可以在唐與新興的大食之間建立一個緩沖區，具有遏止大食中亞擴張的作用，而蘇祿的活動也真正的成爲唐王朝重要的邊境保障，大食不敢輕易東擴。

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唐朝奉行的冊立阿史那氏的過時政策與别種蘇祿的身份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唐王朝一開始就對蘇祿抱有很大戒心，恐其與吐蕃聯手，突破“鉗形”扼制，加上後突厥汗國、新羅諸國，再一次形成強大的北邊弧形包圍線。開元二十二年（734）的絹馬貿易沖突最終釀成兵災，唐朝聯合大食合力進攻突騎施，蘇祿東敗于唐，西敗于大食，最終覆亡。突騎施的覆亡亦影響了唐軍在西域的戰略布局，沖突發生後，蘇祿遣使請和時也提到了“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的請和理由，[22]但更重要、更現實的是734年吐蕃發兵攻破大、小勃律，“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23]重新突破“鉗形”，對安西四鎮構成直接威脅，并阻隔了唐朝與蔥嶺以西中亞各國的交往，唐朝在确立攻滅突騎施的決策的同時，已埋下了日後怛羅斯之戰的種子，也使得西域再度動蕩不甯。

四、大食東侵打亂了唐的戰略布局，唐的窮兵黩武最終導緻“鉗形”政策的徹底失敗

唐與吐蕃針對“鉗形”中間及外圍地區的長年争奪，在很多程度上破壞了西域諸國的生産，這一地區地多沙鹵，戶口甚少，且累遭兵燹，唐軍與吐蕃軍隊的拉鋸戰以及突厥各部之間的内亂，人口銳減是必然的，同時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生産、生活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且受自然災害的影響亦很大，後突厥汗國建立伊始，便遭受連續大旱的沉重打擊，九姓地區“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馬死耗，十至八九”，突厥人不得不“掘野草，食草根”，甚至人自相食，“自有九姓來，未曾見此饑餓之甚”，[24]無常的天災又使得遊牧民族采取武力掠奪的方式，不斷南下襲擾水草豐美地區，緻使戰争不斷，生産生活水平愈加下降。

另一方面，唐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針利用蕃兵作戰，讓部落間互相殘殺。而少數民族部落出兵協助作戰，并非出于自願，但又不得不服從唐朝的調遣，這種慘痛的經曆在《阙特勤碑》碑文中被稱之爲“血的貢賦”：“你們所得到的隻是血流成河，骨積如山。原會成爲老爺的男子變成了奴仆，原會成爲太太的女子變成女婢”。[25]這段曆史在突厥曆史學家眼中被認爲是“一個可恥、堕落和蒙羞的時代”。[26]唐朝對少數民族的軍事征發，加劇了唐與遊牧民族以及遊牧民族之間的矛盾，緻使在很長的時間内西域處于時戰時和的局面，給吐蕃可乘之機。同時，羁縻府州也存在缺陷，即貢賦沒有明确的數目規定，這正好給邊州都督可乘之機，重斂苛剝，掠奪少數民族百姓，過度驅使羁縻部衆承擔重役，又引起羁縻府州的動亂，被有心之人利用，引發民族沖突。開元四年，後突厥的暾欲谷積極招降九姓部落，“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複叛歸之”，[27]民族離心力的增強使唐朝開始在西域處于一個極其不利的局面。

在唐朝攻滅突騎施時，吐蕃乘機攻破大、小勃律，并将本國公主嫁與小勃律王爲妻，小勃律的失守對唐軍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故在擊敗突騎施後，唐朝竭盡全力開展了收複大、小勃律的活動，以期重新完成“鉗形”包圍。其中以高仙芝的西征最爲著名。

天寶六年，唐朝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爲行營節度使，率兵伐勃律。這次軍事行動成功地誘斬親吐蕃的小勃律首領五六人，并招降小勃律王蘇失利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平定了小勃律，确保了唐朝的西門，吐蕃尋求突破“鉗形”的企圖再次破産。但此時的玄宗好大喜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28]窮兵黩武成爲唐玄宗後期的對外政策，不斷的對外用兵，特别是天寶九年的石國事件，“安西四鎮節度使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悉殺其他老弱”，[29]石國王子逃入“諸胡”，訴說高仙芝的貪暴欺詐行爲，這次導火索事件引起諸國的集體憤怒，可以視爲諸國對唐朝長期高壓統治政策的總爆發，各國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高仙芝先發制人，深入700餘裏，與大食軍隊會于怛羅斯城，此時追随唐軍參戰的隻有葛邏祿和拔汗那的軍隊，據薛宗正考證，不僅烏浒河水域諸國早附大食，而且河中粟特諸國也幾乎全都改臣于大食，其中包括康、安、米、史、曹、何、火尋、石汗那以及黑姓突騎施。[30]顯然，“諸胡”多處于觀望或偏向大食的态度，而新附部落葛邏祿的臨陣背叛，使得唐軍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才數千人”。[31]這次戰役雖沒有使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受到太大削弱，大食的軍隊也沒有乘勝東進，但唐朝在西域的絕對統治地位受到極大沖擊，名義上，西域乃至中亞仍是唐朝的軍事保護區，一些小國也尋求唐的保護，如天寶十三年東曹國王、安國副王以及諸胡九國王共同上表，請求與唐朝共同出擊黑衣大食，但就我個人認爲，這隻是說明朝貢貿易對其具有極大的經濟誘惑而已，對少數民族而言，貢品大多是本地的特産，以後突厥爲例，僅僅727年一年，唐朝送給毗伽可汗一萬匹絹作爲“禮物”，而隻得到了象征性的30匹馬作爲“貢賦”，這種不對等的朝貢貿易對于少數民族來說，經濟上沒有多大負擔，但從朝廷中央獲得了不少回賜，回賜物品大多是實用的器物和珍貴的缣帛，經濟上有利于朝貢者一方，在政治上卻不一定出自真心，故唐朝心知肚明地拒絕了，“帝方務以懷柔，皆勞賜，慰喻遣之，以安西域”。[32]

關于引發怛羅斯之戰的石國事件，史書多歸罪于高仙芝，“仙芝性貪，獲石國大塊瑟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馲駝，名馬寶玉稱是”，[33]關于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敗仗之後，高仙芝并沒有受到貶職，不久以後便不降反升，這個被當代人稱爲“東方漢尼拔”的一代名将最後是死于安史之亂而非怛羅斯之戰的失敗，史書如此記錄，隻因“高仙芝，本高麗人也”，[34]後人将戰敗的責任推卸到這位一代名将身上的不恰當的。慎思之，怛羅斯之戰是唐對吐蕃長期在地理上鉗形扼制發展的必然結果，該政策是唐朝爲保護河西、隴右、西域以防止新的北邊弧形包圍線的有力措施，它基本上限制了吐蕃的向外發展，“鉗形”政策拖垮了吐蕃王朝，面對大食、回鹘、葛邏祿、南诏以及唐朝的打擊，吐蕃王朝無力進一步向中原擴張，保證了一個盛唐的出現，是值得肯定的。但正如前面指出的，長時間的消耗以及統治者的窮兵黩武最終導緻“鉗形”政策的失敗，長時期的與吐蕃的對抗也極大地消耗了唐帝國，怛羅斯之戰後僅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唐朝将河隴大量軍隊東調，西域、河西空虛，吐蕃乘機突破“鉗形”的包圍，将其勢力發展到極緻的同時又盛極而衰，到安史之亂後，唐朝已無力重新實現“鉗形”包圍，最終在貞元九年采取丞相李沘的建議，放棄原來的窮兵黩武的方針，北和回鹘、南通大理、西接大食、天竺，改善與周邊各國關系，使得吐蕃疲于奔命，實力進一步被削弱，最終無力向中原進一步擴張，保證了中晚唐在邊疆地區的基本安定。

[①]參閱金寶祥：《隋史新探》，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②]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司馬光：《資治通鑒》（第184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742頁。

[④]劉昫：《舊唐書》（第194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153頁。

[⑤]王壽南：《唐代的和親政策》，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30頁。

[⑥]歐陽修：《新唐書》（第216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73頁。

[⑦]歐陽修：《新唐書》（第216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73頁。

[⑧]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01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333頁。

[⑨]歐陽修：《新唐書》（第216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76頁。

[⑩]薛宗正：《安西與北庭——唐代西陲邊政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

[11]歐陽修：《新唐書》（第215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42頁。

[12]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02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319頁。

[13]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0頁。

[14]董诰：《全唐文》（第219卷）崔融《拔四鎮議》，轉引自榮傑《怛羅斯戰役辨析》，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15]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05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488頁。

[16]劉昫：《舊唐書》（第97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046——3047頁。

[17]歐陽修：《新唐書》（第215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66頁。

[18]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08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608頁。

[19]歐陽修：《新唐書》（第215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67頁。

[20]歐陽修：《新唐書》（第43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150頁。

[21]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12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752頁。

[22]董诰：《全唐文》（第284卷）《敕瀚海軍使蓋嘉運書》，轉引自餘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頁。

[23]劉昫：《舊唐書》（第104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203頁。

[24]陳子昂：《爲喬補阙論突厥表》，見《陳拾遺集》（第4卷），轉引自（《中國北方民族關系史》編寫組，《中國北方民族關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頁。

[25]見《阙特勤碑》東第24行。

[26]李特文斯基：《中亞文明史》（第3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83頁。

[27]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11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720頁。

[28]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16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889頁。

[29]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16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901頁。

[30]薛宗正：《論高仙芝伐石國與怛羅斯之戰》，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

[31]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16卷），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908頁。

[32]王欽若：《冊府元龜》（第973卷），中華書局，2003年版。

[33]劉昫：《舊唐書》（第104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206頁。

[34]劉昫：《舊唐書》（第104卷），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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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俄]李特文斯基：《中亞文明史》，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年版。

AnAnalysis

oftheOriginoftheBattle

ofTalas

－－－－－－－TangDynasty‘sPincersPolicyonTibet

Abstract：

ThebattleofTalasisdefinitelynotanuncontrollable

militaryencounter,whichhasnodirectrelationshipwiththeexpansionofthe

Arab.Itisnottheinevitableresultofthepoliticalconflictsbetweenthe

twocountries.TheriseandlandexploitationoftheTibetareoutlinewiththeTang

Dynasty‘sintegralbenefits.TheriseoftheTibet,especiallyitsoffensivehas

dianizedtheTangDynasty‘soverallmilitarystrategy.TheTangDynasty

intendstotaketheadvantageofitsgeographicalconditions,whichbyusing

pincersmovementpolicytoconfheTibetwithintheplateau,will

unconsciouslyexpandwestwardandfinallyleadtotheasionalconflictswith

theArab.

Keywords:BattleofTalas;origin;Tibet;pincers

movement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