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出于其自身的科舉和官場出身背景、再加上個人經曆和經驗，對士紳的力量是非常肯定的。在張謇這位立憲派領袖看來，士紳有儒家修養可維護社會之道德、士紳有地位威信可輔佐政府維持社會之秩序、士紳有知識可成爲新時代之模範國民、更重要的是，士紳有财力土地，是民間投辦新型實業的主要力量源泉！
因此張謇一直很上心士紳階層的利益，某種程度上他本人就代表了士紳階層中較爲進步一派的思想和利益。而他的立憲運動，本質上也是爲了讓全天下數百萬士紳争取到更能夠‘發揮’出他們應盡的社會義務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權利。
從表面看，張謇在南通也非常注重社會公益、爲大生紗廠的員工們提供了相對而言優厚的待遇，還不惜從自己的腰包掏出經費補貼南通的教育和市政。然而張謇的這種行爲，更多出自其個人品行與儒家的愛民入世思想。從本質上講，作爲進步士紳力量的代表，張謇的立憲主義政治思想實際上與國家主義有着本質上的區别。
哪怕張謇也非常注意公益，但這種社會公益的主導，在其看來應由廣大的士紳階層來進行。政府隻需要在制度上維持社會的穩定、商貿的繁榮、實業的興盛就可以了。具體的地方事務，還是應由地方上的士紳來操辦。
張謇的這種思想，與國家主義所主張的全方面幹涉社會各部的政府完全相反。
此外，就社會公平公正而言，張謇也并不認同剝削的原罪論。他可以因爲個人的品行對手下員工非常好，但是他卻不會認同從制度上要求所有士紳們改善他們對佃農、對工人的待遇。
正是由于這兩點極爲重要的分歧，造成劉繼業與張謇之間的合作隻有可能是暫時的。
也因此，對張謇所表露出對前清留任的這些官吏的看重，劉繼業實在是不敢苟同。
張謇或許認爲這些人維持和秩序和穩定，是江蘇能有當今安泰局面的功臣，劉繼業卻把這些人看作隻是局勢真正穩定前的過渡。由于江蘇光複時人手不夠，沒有辦法才留任這些人。但是本質上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在思想上已經無法跟上新時代的需求；他們中的不少人依然保留着前清官場醜陋的惡習、更無法真正理解新時代的新發展。
三個月前，都督府審計司曾派出專員到江蘇内各地縣政府督查賬目，最終彙報的報告中的數據顯示，在全江蘇共60個縣中，共有16個縣的賬目查出了嚴重的問題，其中情形惡劣的三個縣的縣長直接以玩忽職守和貪污腐敗名目就地免職；賬目有疑慮的縣更有38個；最終隻有六處縣沒有查出任何問題。
而這還僅僅是這些前清官吏所熟悉的領域，就有如此多的不稱職。在劉繼業非常關注的新式教育中，除了江甯、蘇州、江陰和常州四處地方的新式教育辦的很順利之外，江蘇其餘各縣的新式學堂辦得非常雜亂無章。
有的縣城根本沒有新學堂、有的縣城直接将私塾的教四書五經的老師請來，挂上個某某新辦小學堂的名号就充當新學堂了。實際上裏面教的還是老一套的東西。更有甚者，通過民政部之手下發的教育經費也被各地縣長私自挪用，問題非常多。
這些問題劉繼業都曾專門與張謇探讨過，不過大部分都被張謇認爲是管理上不可避免的‘成本’。除了在處理那幾個實在惡劣的縣長問題上達成一緻，張謇并不認爲有由省政府建立全面監管各地縣長的制度的必要，反而認爲解決此問題的方法在于‘地方自治’，在于用地方的士紳們來監管這些地方官。
這便是張謇與劉繼業在思想上的分歧在政治抉擇中的表現。
正是因爲在民政部體系下，這些前清官吏在辦理新式教育上極爲糟糕的表現，才促使劉繼業決定與袁世凱談判将最爲重要的教育領域的管轄劃歸都督府。
也正是因此，劉繼業并不怎麽願意參與張謇的話題當中。
也是爲了避免無謂的争執。
張謇也意識到在前清官吏這一點上，劉繼業的看法與自己并不相同，不過這并非是關系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他張謇也不覺得有必要在這點上必須達成一緻。
正所謂求同存異麽。
其實張謇與劉繼業分歧雖有，而且不小，但是在實業方面的共識卻同樣多。
張謇所主張的棉鐵主義與劉繼業的工業化發展不謀而合，均主張強調先發展以棉鐵爲代表的輕工業和重工業，以此逐步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對外既可抵制進口，對内又帶動其他産業部門的發展，同時可以增強國防實力。
而達成這一主張的方式，也以整合金融業，建立大型資本集團與國家共同統籌經濟。
在劉繼業看來，雖然目前自己還挂名在‘統一黨’内，但未來在政治上必然将與張謇漸行漸遠。二者之間的合作關系以後将主要集中在實業領域之中。
“季直此次北上出任工商總長，可與蔭廷互相配合，如此我在地方、你二人在中央，再加上三聯集團之平台，便當真可以好好發展國家之實業了！”
政治合作的關鍵就是擱置争議，往相近的方向靠近。以劉繼業與張謇如今的關系和默契，再加上二者皆爲成熟政治家，自然懂得此道理。
張謇笑道：“若非是慰亭極力相邀，老夫也不會輕易北上。如今天下局勢恢複穩定，老夫想早點制定出振興實業的計劃來，早點讓國家富強。慰亭、蔭廷、文鹿與老夫都深明實業之重要，吾等共謀國是，則天下事不難！”
張謇早在慶軍時期就與袁世凱同是吳長慶的幕僚，三十年前就是熟人，對袁世凱的熟悉程度還在其對劉繼業之上。也因此，張謇對最後與袁某人合作的前景非常看好。
前一陣子天津的孫多森傳來消息，稱袁世凱已正式同意對外借款由三聯銀行出面辦理，并且暫停了與四國銀行的談判。
而三聯集團亦早通過商業渠道聯系，先後與德國的兩家财團、美國的三家财團、以及比利時、丹麥、意大利等财團接觸，其中有數家都露出了濃厚的興趣。預計最終可貸款金額将達到四千萬英鎊之巨！
按照袁世凱的意見，中央政府将與三聯銀行簽訂借款協議并且以鹽稅和西北路權爲擔保，由三聯銀行代爲出面籌集款項。由于三聯銀行屬于國内銀行，因此并不違反袁世凱之前與四國銀行簽訂的協議。三聯銀行則以政府之擔保出面在世界各地籌款，并且有借此發行國内國外公債的權利。
另一方面，三聯銀行以孫多森爲代表，将與财政部一起協助重組大清銀行爲中國銀行，作爲中央政府的中央銀行。按照約定，中國銀行百分之三十八的股份将由三聯銀行認購，其餘由政府調撥成立。
如此一來，張謇、孫多森、劉繼業等三人與袁世凱的中央政府的關系就變得更爲緊密了。
江面上的微風輕輕吹打在臉上，在劉繼業與張謇不自知中，客輪已經慢慢駛離了江蘇水域，進入安徽。
劉繼業抿了抿有些幹燥的嘴唇：“若興實業，除了鼓勵民衆參與投資外，政府之鼓勵也實在必要。而當今中央政府财政緊張，全國地方也隻有我江蘇一地勉強收支平衡。振興實業與财政健康是緊密相關的啊。”
辛亥革命以後，前清稅收系統大都遭到破壞，南方獨立的各省出于理想主義考慮，并未結合實際地對前清的苛捐雜稅大加減免撤廢，再加上局勢混亂使得大量資金外逃至租界、紙币濫發、情形恐慌、軍費激增，造成哪怕南北議和半年後，全國的财政狀況亦距離健康甚爲遙遠。
1911年将終結，按照袁世凱财政部的預計，各省當年的赤字總和将達到七千六百萬銀元、而中央财政則将赤字八千二百萬。
全國範圍内，年終之時隻有江蘇一省達到收支平衡。
稍好一些的安徽亦赤字三百二十萬元，還需要從江蘇借款方能維持。
國家雖然統一了、局勢雖然和平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消失了、但是嶄新的民國所面對的困難依然重重。其中除了政體危機之外，非常關鍵的就是财政危機了。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給力的時候，關心國事與自身理想的張謇隻能盡全力去維持局勢。所以他要入中央去、所以他要來馬鞍山視察三聯集團的産業，然後再前往上海三聯集團總部，集合整個華東的實業團體召開一個工商業總會，勢必要在北上之前獲得整個工商業界的支持！
隻有如此，他這個工商總長才能有所施展。
出于此等考慮，當前張謇更是需要同樣在實業界有着深厚影響力的劉繼業的支持，也因此在前清官吏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讓步。
在甲闆上，兩人詳細地聊起了國家财政大局和規劃，統一了思想，增進了感情。
客輪在航行了六個多小時後，終于抵達了安徽境内的馬鞍山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