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業與北輝次郎交流了很久，後又與宋教仁聊起了廣東的局勢。
按照宋教仁的說法，廣東目前革命情緒是高漲的、社會各界人士也在廣泛支持革命。然而将之擴大到全省，那麽出了廣州省城外，越是偏僻的地方對革命就越淡漠。
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以及與各地的士紳達成了共識，同盟會已經基本上獲得了對廣東全省的控制，但是除了少數鄉縣外，多數鄉下僅僅是如前清那般向如今的‘朝廷’交糧納稅，沒有絲毫地革命熱情。革命對他們而言仿佛就是毫無關系的東西，絕不可能像廣州省城内的許許多多百姓士紳那樣，将子弟送上前線、拿出自己财産去援助革命。
具體而言，廣東、湖南、湖北各地都有相似之處，都是省城和少數大城市對革命支持最多、比較跟得上時代腳步的縣城次之。總而言之，就是知識程度和新式教育越普及，工商發展越好的地區越是對革命同情。而越是貧困、越是封閉的地方，對革命就越冷淡。
不過依仗着軍隊和與立憲派達成的合意，同盟會還是勉強整合了兩省半的力量，将前線急需的人力和物力送了過去。
據宋教仁了解，自三月底至四月中旬，同盟會在廣東和湖南兩省總共搜集了七百八十萬元軍費、二百多萬斤的糧食運送到前線。然而後續乏力，其中有不少都是由愛國支持革命的群衆募捐所得。
如果激烈戰鬥再持續兩個月以上，哪怕是以廣東的富庶和湖南的糧米也經受不起消耗。
相比之，雖然劉繼業的江蘇軍政府隻占了江蘇省一半的土地，徽東也才剛剛納入來不及建立有效統治，但是就憑借這半省之地，總共爲劉繼業籌集了多達一千八百萬的軍費，以及一百四十萬斤糧食！
單論富庶程度，江蘇并不比廣東高多少，糧食産量更是遠不及有中華糧倉之稱的湖南。之所以劉繼業能夠搜集出遠多過同盟會的軍費和相差不遠的糧食，一方面是因爲劉繼業快速建立起了有效統治、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劉繼業在光複之前就憑借各種手段控制了上海的銀錢業，并進而在光複上海後得以将整個上海的商界拉入自己的戰車之上。
單單一個上海，就貢獻出了超過一千萬的軍費。
而在某種程度上被江蘇立憲派士紳們視作自身利益代言人的劉繼業，在他們身上也獲得了高過同盟會在廣東和湖南兩地所獲得的支持。
當然，凡事都有代價，如此與立憲派合作，不僅使江蘇的民政大權完全操于立憲派之手，而且在未來也會有隐患。
不過同盟會内部一樣有派系争鬥；在光複會分裂獨立後，孫文所代表的廣東派、宋教仁和黃興所代表的湖廣派，其實也就是前華興會和前興中會會員便是同盟會的兩個最大派系。當然，具體而言無法如此簡單劃分，許多黨人如黃興并無派系概念，确實從全局考慮，而且所謂派系之間的劃分也并不是那麽原則、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依然有許多人會抱着這樣那樣的小心思，在同盟會内區分我的人和你的人。
在無比複雜的人際關系中，較爲簡單的就是以地域、以各人群之間的親疏關系、政治理念劃分了。
而當黃興完全成了孫文的副手、宋教仁又獨立組建起同盟會中部總會後，湖廣派等于是分裂了；部分跟随黃興融入孫文的旗下、部分與宋教仁另起爐竈，但依然保持着與同盟會的聯系和關系。
除了這兩大派系之外，同盟會内還有各種小團體，實在是一個組織雜亂的革命黨。
廣州光複後，黃興雖然成了廣東都督，但是手下主要幹将多是有本場優勢的廣東派，大權不可避免地傾向于他們。再加上黃興并不是個攬權的主，性格上也有忍讓和克己爲公的一面，無法遏制如今掌握了廣東大權，與其本地的立憲派分權，将其餘各派都排擠了出去的廣東派或者說前興中會。
然而廣州光複給同盟會内部帶來的最大變數，當屬以革命軍總指揮趙聲爲代表的，前嶽王會安徽江蘇籍革命者一下子從有限的影響力變成掌控了大部分的革命軍隊。
自東南大起義而流亡日本的前嶽王會成員在同盟會内部勢力單薄，隻能聽命于組織安排。如今，卻由于他們多是新軍軍官身份的原因而掌控了軍權，此刻随趙聲在湖北厮殺，各個都已經升到了最少管帶的級别。
可以說，廣東軍政府這個準中央政府民政權掌握在廣東派手中、軍權則在嶽王會手上。
不過出了廣東軍政府之外，尤其是湖南和湖北地區，宋教仁的湖廣派同樣具有極高的影響力，許多當地的小團體如共進會和科學社，都受宋教仁的影響頗深。在這種情況下，當劉繼業得知在廣東幹得不順心的宋教仁決意去湖南和湖北發展，也就理所當然了。
與宋教仁三人的會晤占據了劉繼業小半天的時間，期間就憲政和法治，劉繼業、宋教仁和北輝次郎三人還展開了較爲激烈的讨論。
如北輝次郎就認爲法律之目的是服務社會，當法律與此目的違背時，就是惡法、就應被推翻。法律并無神聖，可以随時修改。因此，北輝次郎反對将憲法拔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當前世界局勢看，西方之代議制雖然有其成功之面，但也應看到此制度造成的惡果；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底層百姓并無受益，反而如日本明治維新後遭到更爲殘酷的壓迫。
劉繼業部分同意北輝次郎的觀點，提出代議制的缺陷。然而一貫專研于議會政治，對此道深有研究的宋教仁卻認爲萬事無絕對之完美，而代議制雖不完美，卻能最大程度限制‘惡政府’，是相對最爲合适的政體。而在代議制之下，欲維持社會之穩定和秩序，确保規矩得到執行，就必須推行憲政，将社會原則以神聖不可侵犯之憲法立定。
“現代政治之基石便是憲法，無憲法則無規矩、無規矩必至混亂！一家混亂、族人受損。一國混亂、百姓受苦。”宋教仁如是說。
當然，與‘全盤西化’，打算完全效仿美國建立合衆政府的孫文不同，宋教仁所主張的代議制和憲法政治雖然也受歐美政治學影響較深，但其亦頗爲注重中國國情與傳統習慣對政治之影響。而他對社會主義中關于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之不平等和不公正方面，也有着比較開放的态度。
若非如此，北輝次郎也不會與宋教仁成爲至交，甘願做其助手來華參加辛亥革命了。
因此，北輝次郎雖然喜歡認死理，爲人處世也很單純、喜怒浮于言表，但是他對宋教仁卻是佩服的很，也極爲尊敬。哪怕兩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分歧，此刻也沒有像之前指責劉繼業那般無禮，而是哈哈笑道：“鈍初之理想，可以在中國大地上盡情施展！無論成敗，對中日兩國都是寶貴的經驗！”
不過話雖如此，北輝次郎顯然對劉繼業的國家主義理念有着極大的興趣，拉着劉繼業問了半天，最後征得劉繼業同意後，還跟宋教仁請求自己先留在江甯一段時間，仔細研究讨論一下國家主義之實行再去湖北與之會合。
對于自己的助手兼好友的意思，宋教仁也沒什麽不情願的，就一口答應下來。
于是北輝次郎便以同盟會‘聯絡員’的名義呆在了江甯。與他一起的，還有梅屋莊吉留下的一台攝影機和七八名工作人員；他們将随軍隊趕赴蘇中，記錄下革命軍的北伐戰鬥過程。
會晤結束，宋教仁先在劉繼業的安排下去剛剛成立未久的江蘇省議會參觀，順便向這些大多是前清咨議局議員轉變而來的江蘇省議員解釋一下廣東軍政府臨時約法的要義。随後，劉繼業還安排宋教仁去民政部和軍政部做短暫的訪問，基本上将江蘇的情況讓其了解。
當然，較爲核心的東西、比如軍隊的具體情況、比如文學社的東西，劉繼業并不會讓外人知曉。
雖然文學社成立之初就是以地下秘密組織而存在，但是革命黨人自然也清楚這個團體的存在。雖然保密工作做得不錯，還是有各種蛛絲馬迹透露出去。比如此團體主張國家主義、比如此團體成員對劉繼業效忠心更甚同盟會之會員等等。
不過在清末這個各種小團體盛行的年代，無論是像宋教仁這般幹革命的、還是在江蘇光複後得知這一團體存在的張謇，都是抱着舊觀念審視他們并不了解的文學社。最多是覺得好奇和神秘，卻并無多少畏懼之心，更萬萬想不到這一組織對中國未來将造成怎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