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張謇還是否決了劉繼業的主張。
不過大家都是精明人，彼此又有着諸多合作，不會因爲劉繼業提出了一個‘激進’想法就導緻雙方的關系産生什麽變化。而劉繼業也知道若是張謇都不認同，去找孫多森也是無望，三聯銀行進軍農村的方案也就隻能暫時擱置。
張謇其實說的沒錯，劉繼業深知如果三聯集團将金融業開展至農村，向廣大的農民提供相對低息的借貸将極大損害地方地主的利益。
傳統上中國地主的收入主要來自三項；地裏所産出的農作物、佃農等農戶租用土地的租金、以及高利貸。其中尤以高利貸獲利最多，以利滾利不出三年所借款項就能翻好幾番，許多大地主最初便是以高利貸發家，以他人家破人亡爲代價而得以置辦數不清的産業。
同樣，劉繼業也知道中國農村之所以長期得不到發展，近乎停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被高利貸壓得擡不起身來，無法将自己所獲投資帶來增長，反而隻能不斷地向高利貸輸血，忍受壓榨。
農村高利貸既是地主的壓迫手段、也是農民人身和财産的束縛、更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以及工業化的重要障礙。
在文學社的讨論中，劉繼業一直有關心如何農村工作。目前文學社的絕大部分主體全是江蘇、安徽一帶的中低層軍官，混之以少數士兵，因此還不具備開展農村工作的基礎。
盡管如此，劉繼業還是努力推動讓一批農村出身的下層軍官和士兵進入文學社，甚至部分優秀的擔任執行委員，并與他們積極了解農村的狀況，聽取不同階層出身的人對同一問題的看法和感受。
比如最近兩年蘇北農村普遍欠收，破産農民日益增多的問題。這個問題問小地主出身的軍官，他們大多會認爲造成問題的原因是前陣子發了水災、水利設施經久失修，以及新政帶來的苛捐雜稅的後果。
同樣問題若是問大地主出身的軍官，除了天災和重稅之外，也有一部分軍官認爲農民破産是因爲佃農好吃懶做、民風敗壞使許多人不務正業所緻。
而農村底層出身的士兵，卻會将責任推到地主身上，認爲地主爲了轉移苛捐雜稅而加重了租子、提高了利息，再加上天災才會導緻最終破産的悲慘局面。
此外，這些來自不同出身的人也用切身經曆來增加說服力；比如大地主出身的軍官就會舉出例子，類似什麽村裏的王四不好好務農，成天賭博借高利貸，最後賣兒賣妻把祖田也給丢了，隻能當乞丐。又如遠方表哥本也是殷實人家，卻年少輕狂被當地失地農民所騙，入了賭場輸完又輸，最後數百畝田地都入了他人手中。言下之意，那些破産農民無甚好同情的，都是些爲非作歹的地痞；是因爲他們自身品端不好所以才會破産失地，并且造成連鎖反應順帶敗壞了當地民風，連好人家都被這些人哄騙遭殃。
而底層的士兵卻會講述自家如何悲慘，一年所得泰半上交，種水稻的卻連白米飯也吃不起。尤其是佃戶出身……不，文學社如今一千六百名成員中一個佃戶出身的也沒有，最多是家中有佃戶親戚。從這些人口中，劉繼業亦得知了佃農的悲慘境遇。
有些良心的地主收四成左右的租子、而那些無甚良知，雙眼隻盯着錢看的地主，所收的租子能高達七成五！佃農幸苦勞作一年下來根本留不下幾塊錢，一旦遇到天災人禍沒有任何抵禦風險的能力，隻能借高利貸，最後債務纏身賣兒賣女。
農民由于一年所得不足，又由于遭到官府和地主的雙重壓迫使得抵禦風險能力非常低，這是農村普遍的問題，隻是這一問題在佃農身上尤其嚴峻。
爲了找出能夠解決農村問題的辦法，劉繼業曾在文學社内組織了好幾場讨論，将不同階層的人分入不同小組，各自給出解決辦法和理由。在這些讨論中，可以很鮮明地看到階級不同帶來的解決方案的明顯區别。
上層的軍官們認爲官府應該減免農村的稅捐，大力發展水利設施，引入新式的農具，亦有一個小組提出應該引入西方的化肥來提升農村生産力。低層的軍官和士兵則有更多人主張限制租子、甚至有人提出應該将農田重新分配。
相對而言，由于都接受了初等的國家主義理論，文學社内的軍官和士兵相比其他同一階層出身的人而言，更能夠接納新式思想。
這些讨論時而激烈、時而平和，但由于每次都有文學社高層在因此都還算有序。在數次讨論之後，劉繼業、蔣方震以及張孝準等人最終從無數方案和讨論中得出了一個大緻的改善農村情況行動方針；一方面通過引進新式農具、機械、化肥來提升農民的生産力，另一方面也必須通過強力手段削減租金和限制高利貸利息。
正是定下了這一方針，劉繼業才會想到借三聯鋼鐵廠産能過剩的名義，而極力主張三聯集團開始向農村銷售新式農具，開始逐步實現方針的第一個部分；通過引進新式農具等更有效率的生産方法來提升農民的生産效率。
減少租金部分需要等未來掌握了政權後才能通過武力爲基礎進行，但是劉繼業等人認爲限制高利貸利息方面可以現在就開始布局；方法同樣是借助三聯銀行向農村輸入低息資金，通過商業手段來達到降低利息的目的。
不過三聯集團并非是劉繼業所獨有，張謇和孫多森同樣也是大股東，此等事情也必須要征得他們的同意。
本來劉繼業認爲張謇相比孫多森多了些理想主義，應當是更能說服的對象，卻發現對方同樣是不願意爲了看不見的利益而得罪天下無數在農村從事高利貸的地主。
張謇的行爲劉繼業可以理解，本也對此有過判斷。
早在劉繼業開口提及農村借貸問題之前，文學社内部就曾對張謇的反應做出判斷，大部分人認爲他拒絕的可能更高。因此當張謇真的表露出拒絕的意思時，劉繼業也并不意外，他本就隻是抱着試一試的心理。
張謇或許還沒有察覺，劉繼業卻從來都知道這些實業家與自己并非一路人，隻能是盟友。就算是狀元郎、就算張謇再有報國的心思，面對要得罪天下數以十萬計地主的時候，也會選擇退縮。
并非是張謇有多麽膽小、或者是多麽自私，隻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覺得得罪這些人沒有必要，而且也覺得會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解決農村問題。
說到底，在‘狀元實業家’、‘上海大亨’、‘金融大佬’這些表象背後，張謇依然是舊時代的人。是從小熟讀四書五經最後成了狀元郎的舊時代人物。其思想必然留存着濃厚的舊時代印記，相信地方自治，相信宗族的力量，相信通過儒家經典來教化百姓便能使社會安穩。
本質上張謇，以及其所代表的這一時代中舊社會的精英所崇尚的，是通過效仿西方所建立的工業、軍隊來維持傳統中國儒家的社會秩序，不過是‘中學爲體，西學爲輔’的一個變種。
也正是因此張謇才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辦置重工業，卻不願意觸碰可能導緻社會動搖的農村高利貸。
張謇能夠以狀元郎的身份毅然辭去官身，投身實業當中，并一手将通州從破舊的漁村變成中國最現代化的城鎮之一，其足以稱得上是舊時代精英中最開明，最有膽氣的人。同時，又因爲其與劉繼業相處那麽久而變得頗能接受新式思維，眼界和思維高度也是超過了尋常舊時代精英。
然而就算是張謇也不願意觸碰社會改革的表皮，對得罪地主望而生畏，這讓劉繼業明白舊時代的精英是無法成爲真正的同志。他所能依靠的，未來實現國家主義理想的，隻有可能是一批沒有經典束縛而成長起來的青少年。
從内心深處，劉繼業覺得絕大部分文學社員；就算是張孝準和蔣方震等人，都有其局限性，都有着舊時代的許多殘留而無法真正理解自己。其中隻有絕少一部分人能夠擺脫舊時代的烙印。
不過好在如今經過清廷五年多時間的新政立憲運動，中國已經有數以萬計的年輕學子接受了新式教育。劉繼業愈發相信未來自己真正能夠依靠的，就是現在還在小學堂、中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的這些年輕學子。
在劉繼業原本的時空中，正是清末新政培養了一大批擺脫了儒家經典，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學子，最終他們成爲新文化運動的骨幹，進而推動了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現代化。
而在此時空線，劉繼業亦終于認識到這些人的重要性。
現如今軍權已基本穩固。從布局将來考慮，或許自己應該盡早入手，将目光從軍隊轉移到課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