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來。
劉繼業與青子重歸于好，兩人重新達成默契。劉繼業努力放下了手中的活兒，将時間都花在陪伴家人中；不是在家照顧女兒，就是帶着青子上街或者出城玩耍、小日子過得很滋潤，夫妻倆的關系也慢慢重新回到了當初在日本時同居的樣子。
随着時間在歡樂中悄然流逝，距離正月初一的日子也愈發接近了。
自從劉繼業穿越後，1902年、1903年和1904年這三年的春節是在日本度過的、1905年則是在滿洲戰場上。1906年雖然在家，但當時忙于成立第三十四标的事務，也就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兩天在家，其餘時間都留在軍隊中。
真正參與到過年的準備和張羅中，自穿越以來還是第一次。
就在劉家上下開始張燈結彩準備過年的時候，朝廷那邊又再次傳來了‘利好’的消息。
清廷正式宣告開始籌備設立城鎮鄉以至廳州縣各級自治研究所，籌設咨議局，定于1909年完成。按照宣告，各省咨議局職能由初議的僅有向督撫提供意見、參與立法、評斷下級自治會糾紛、接受民間請願而将在未來逐步提升至有權質詢督撫之施政，及議請更正；督撫如無異議必須施行咨議局議案、以及議員有言論免責權。
如此咨議局待完成之時便将成爲如西方地方議會一樣的存在，其選舉主要由士紳參與，由選民選出選舉人再選出議員，而選舉權及被選權有财産、學曆、資望出身及年齡等限制，有利士紳力量之集結。
地方自治一直被作爲新政和立憲運動的核心部分；早在1906年袁世凱就已于天津成立地方的“自治研究所”及天津縣議事會。而經過1907年時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後，各地立憲公會紛紛建立，呼喊地方自治的浪潮一波蓋過一波。
因此清廷的這一舉動可謂順應了大部分士紳的訴求，得到了全國大部分人的認同。當然，革命黨會将之視作清廷的又一迷惑性動作，是僞善的虛僞舉動，但是卻并不妨礙全國各地士紳們摩拳擦掌地想在即将成立的咨議局裏大展身手。
不過在此之前，清廷已經頒布施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其中包括削減各省督撫的财權和軍權将之收歸中央、并設立民政部統領全國巡警道。此外，新近成立的度支部也在1907年的時候頒布《清理财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号，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财政之懲處，此外度支部已确立将制定全國預算。
這些舉動再加上科舉制度的廢除和西方新式教育的興起，以及慈禧太後親自頒布的《預備立憲大綱》，讓清廷的改革似乎從表面看充滿了誠意和堅定，許多人已對中國的立憲運動表示樂觀，甚至斷定未來十年清廷所承諾的立憲定能實現。
持相似觀點的，不光是國人，還包括大量的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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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老朋友！”
地點位于北京東堂子胡同的大清國外務部部堂一座很西式風格的會議室裏，身着正服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一邊除去禮帽，一邊伸出了手，用帶着愛爾蘭口音的官話問候着。
問候的對象，穿着滿清一品大員朝服的袁世凱臉上堆滿了微笑，非常熟練地與朱爾典握手，然後請入座位。
朱爾典與袁世凱面對面在圓形議事桌前坐下，在朱爾典身旁，一個四十餘歲的男子，正是曾參加彰德秋操的英國記者莫理循。他跟在二人後面，臉上挂着開朗的微笑，等候朱爾典爲他介紹。
“一年時間沒有來這裏，沒有想到會有這麽大的變化啊！”朱爾典打量着房間的布置和環境，看到如此西式的裝修，知道是眼前老友的功勞，不由得笑着贊賞道。
朱爾典對自己所來的衙門并不陌生。在1901年改制爲外務部之前，這座東堂子胡同一直是大清總理衙門的所在。同樣的，他對眼前的袁世凱更爲熟悉；二人早在朱爾典1888年擔任北京公使館館員的時候就認識、而到後來朱爾典由于工作出色被派往朝鮮擔任漢城領事後，與同駐朝廷的袁世凱的關系就愈發密切起來。
1894年甲午戰争前夕時日本曾試圖暗殺袁世凱，當時便是朱爾典出手援助，運用關系用英國的兵船将袁世凱從朝鮮護送回國。1898年朱爾典升爲英國駐華代理公使後，他與袁世凱的私交便已發展到了彼此都視對方爲密友的層面。
“公使不介紹一下這位紳士嗎？”袁世凱溫和地看向莫理循。
朱爾典笑了笑，将手側指向身旁開口介紹道：“這位是泰晤士報的記者莫理循……莫理循，在你眼前的這位大人便是大清國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大人！袁大人與我是舊交情，也是一個對大英帝國非常友好的官員。”
莫理循大大方方地傾身向前，朝袁世凱一邊伸手，一邊用感歎的語氣說道：“一直聽說大人您的大名；遠東這塊土地能有今天煥發一新的局勢、中國越來越接近民主和富強，都是因爲大人您的功績啊！！”
“莫先生過獎了！這都是太皇太後的聖明和朝廷上下同僚的努力，些許成績還不足道哉。”袁世凱自然不敢據功己有，笑着搖了搖手。
莫理循對袁世凱所表達的善意并非單例，它背後代表的是大量西方人對清廷在态度上的轉變；西方人眼中義和團期間那陳舊、落後、愚昧、散發着腐臭氣息的中國形象在和約後的幾年時間裏并未得到改善，在華的西方人無論是傳教士還是商人都對慈禧太後和清廷充滿了不信任感。
真正的轉變發生在1905年。随着清廷受日俄戰争的刺激而開始認真執行立憲、随着新政各項措施的展開，傳教士對清政府的努力也表示認可和同情。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廢除持續了兩千多年的科舉制，這一舉措深得傳教士的贊許。有些人甚至認爲廢科舉的時間1905年9月2日将會作爲“新中國”的誕生日而被記載在曆史上。同在1905年，抗議美國排華法案的抵制美貨運動爆發。傳教士多認爲這一運動是中國新生活的征兆，意味着中國的覺醒。
一個傳教士傳回國内的篇文章中概括了當時中國的新形勢：“整個中國渴望改變；科舉制成爲過去，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政府也開始懂得其存在不是爲了統治者的私利；愛國的精神正在産生，抵制美貨運動是最初的表現；對憲法和重組軍隊的要求已經得到回應；禁止纏足、女子教育、新建築風格、治外法權都是熱烈讨論的問題。”這一時期，清政府另一項特别引起傳教士關注的舉措是禁煙。傳教士長期以來緻力于禁煙運動，對清政府最終頒布禁煙條例表示贊許，稱之爲“最驚人的改革”。
雖然對中國還有批評，但在華外國人的主流觀點已轉變爲同情和理解，許多人都判斷未來的亞洲将是中國重新崛起的時代；《巨人的覺醒》、《中國的覺醒》、《新中國的發展》等一系列對清廷和中國積極正面描述的文章和書籍紛紛湧現。
然而由于西方長期對慈禧的不信任、以及她在義和團時糟糕透頂的表現，因此如今的情況下西方人雖對中國改革改變了态度，但是在心底裏卻依然不願意相信那個老巫婆般的女人會轉性。這種情況下，長期作爲新政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形象出現的袁世凱，便被中外各方都給予了厚望，被視作真正引領了新政和立憲的開明官員。
不過莫理循與朱爾典的到來并不單純是爲了來表揚袁世凱的政績，而是有着其他的目的：津浦鐵路。
早在1899年，爲了修建在陸地上貫通南北的津浦鐵路，清廷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便曾與英商彙豐銀行、德商德華銀行草簽了《津鎮鐵路借款合同》，借款740萬英鎊，九折實付，年息5厘，期限50年，合同規定北段由德商承辦，南段由英商承辦。後因義和團運動爆發，合同被擱置。1902年，德國代理駐華大使照會清政府，要求議定正式合同。清政府改派袁世凱督辦津鎮鐵路與英德兩方談判，後期談判還加入了張之洞。
數年的談判過程，中間還出現了不少曲折，中英德終于在1908年的1月3日由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與德華銀行、華中鐵路有限公司簽訂了《天津浦口鐵路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有：将津鎮鐵路改爲津浦鐵路，借款500萬英鎊，年息5厘，期限30年。鐵路建造及管理權歸中國國家辦理，中國國家選用公司認可之德國、英國總工程師各一人，兩總工程師須聽命于總辦或其代辦，所造鐵路仍分南北兩段。津浦鐵路的建造，以山東峄縣爲界，分南北兩段進行，分設南北兩個總局，預計全長1009。5公裏。
清廷委托洋行印制的共500萬英鎊的津浦鐵路債卷将在當時世界金融中心；倫敦銷售，在鐵路借款合同簽訂了之後，身爲英國公使的朱爾典很希望能夠在敲定債卷上市之前，與袁世凱多一些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