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現代人每每提到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時，都帶着一種或者贊賞的，或者自豪的，或者惋惜的态度來談論這件事情。
對于王書輝來說，資本主義确實是比封建主義進步的社會制度。但是，這也僅僅是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的論述。如果真的要從身處社會變革中的人的角度來讨論這個問題的話，這種資本主義的萌芽，絕對是鮮血淋漓的一個過程。
如果有機會問一問那些在羊吃人運動中從農民變成城市無産者的英國人，如果有機會問一問那些通過南北戰争從南方種植園中的奴隸變成北方工廠裏的工人的美國黑人們，到底是當一個農民，當一個農奴的日子更好一些，還是在暗無天日的工廠裏接受資本家的剝削更好一些的話，這些人的回答恐怕會讓許多現代人感到驚訝。
當然了，這些人都成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最純粹的犧牲品和消耗品。想要問一問他們的态度，一丁點兒的可能也不存在。
其實，現代人裏那些真的讀懂了他們初高中政治課教材的人，如果他們的目光比較敏銳的話，他們也能從現代中國的南方地區的那些血汗工廠中找出答案的。
資本主義這個東西，經過幾百年的積累、發展和完善之後，現在才表現出一副平和慈悲的面孔。可是它剛剛出現在世界上的時候，可是比一切人類可以想象的魔鬼的樣子還要猙獰無數倍。
現代中國，有不少人诟病蘇聯和中國在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對于民衆不夠仁慈，可現實是，他們沒有想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業化過程是多麽的殘酷和慘烈的。
現在那些高喊着漂亮的口号，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權問題、環境問題指手畫腳的發達國家，其實他們享受着的那些看似美妙的生活，絕對是建立在他們自己的祖先以及無數亞非拉美等殖民地國家的無數人民的屍骨上的。
“贊美惡魔的成就，相信魔鬼的正義。”天底下恐怕沒有什麽比這種情況更讓人覺得荒謬，更讓人覺得滑稽的事情了。
王書輝知道，決定社會發展，導緻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肯定是階級矛盾的爆發。但與此同時，王書輝有覺得，導緻階級矛盾爆發的直接原因，基本上都是經濟問題。
在思考中國曆史上的王朝更替的問題的時候，王書輝發現，并不是隻有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有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封建制度下，有封建制度的經濟危機。
歸根結度，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是經濟問題。他認爲，封建王朝的滅亡都要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先有了經濟危機，然後就有了階級矛盾的激化。有了階級矛盾的激化，然後就有了封建王朝的洗牌。
王書輝用後世人的角度來看待明王朝的滅亡，覺得明朝中後期繁榮的商品經濟并不一定是有利于明王朝本身的事情。他認爲，繁榮的商品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上促進了明王朝的滅亡。
而且在王書輝眼裏，明朝末年的那個資本主義萌芽，也不是什麽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東西。從某種程度上說，那個玩意，說是資本主義的，實際上卻是和封建主義差不多的，或者說是披着一層資本主義的皮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東西。
和純粹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還不一樣，明朝末年或者說一直到現代中國，因爲權力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裏，官僚資本主義這種落後的東西一直都是存在的。
在明朝這個環境裏，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人，百分百的本身就是大地主和大官僚集團。如果有人認爲落後的階級會催生出先進的制度的話，這種想法就完全是不科學的妄想了。
在沒有王書輝，不存在複興黨這個組織的原時空裏，明王朝的滅亡是從張居正改革開始的。
不提張居正其他的政策，單純的隻是評價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的話，取消實物稅，施行貨币稅的過程，實際在客觀上進一步的促進了明朝農民的破産和全國土地的集中。
我們都知道，因爲張居正取消實物稅實行貨币稅的政策，使得占中國社會絕大多數的農民在納稅的過程中必須向國家上繳白銀這種貴金屬貨币。可問題是，農民手中并沒有白銀，白銀基本都掌握在地主手中。
在這種情況下，本身就已經深受地主經濟剝削的農民，不得不進一步的接受把持着經濟，從事商業活動的地主們更深層次的剝削。
受地主的剝削，在秋收的時候把糧食低價賣給地主換取白銀納稅，然後在生産和生活的過程中，又要向地主借去高利貸。糧食變白銀，白銀再變糧食，經過掌握着白銀的地主和地主階級出身的商人的雙重剝削，大量的農民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下開始全面破産。
地主階級通過手裏的白銀和手中把持的商業毛衣，不斷的通過剝削農民獲得超額利潤。可是，這些人被稱爲地主階級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不會把通過經濟和政治手段獲取的利潤投入到社會生産的過程中。
地主們不斷的吞并農民的土地使得整個大明朝的土地高度集中，與此同時，他們又把那些白銀貨币變成銀冬瓜、銀西瓜放進地窖裏長毛。
地主們的這種行動，無論是對于農民來說，還是對于國家來說，都是具有絕對性危害的。
地主們能夠成爲大地主，本身就是因爲他們和他們的子弟能夠通過科舉考試的手段當官。一旦他們成了大明朝的官員之後，他們就可以憑借他們的政治地位免除國家的稅收。也就是說，這些官僚地主掌握的土地越多，國家的财政收入就越少。
地主們逃稅和集中土地的同時，并沒有把資金用到擴大生産的過程中去，這就導緻了一個非常緻命的問題，那些因爲土地兼并而大量破産的農民滿足了明朝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的各種工坊勞動力需求之後，因爲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大量的成爲沒法生存的流民。
沒有土地，沒有工作，什麽也沒有的破産農民一旦大量的出現在了社會上，那麽階級矛盾的爆發就成了一種必然的結果。
當代表了國家利益的皇帝無法和代表了利益既得集團的官僚集團對抗的時候，當土地大量集中到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官僚集團手中的時候，當政府财政在道貌岸然的文官們嘶聲力竭的“不可與民争利”的叫嚣聲中走向破産的時候，明王朝就已經進入了倒計時的階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