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幾百年後的中國人不同，明朝末年的中國人沒見過，也沒有機會見識，什麽叫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形式和社會結構是什麽樣的，沒有一個人能看到。在17世紀，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封建制度。
在本時空裏，近代文明的發源地，歐洲主要國家還在努力掙脫中世紀的蒙昧和黑暗。
倫敦、巴黎、馬德裏等歐洲國家的“大城市”裏的人，還因爲沒有完善的城市排污設施，每天和糞便垃圾生活在一起。西方世界的人民，在完全處于巫醫狀态下的“西醫”幫助下，傳染病肆意爆發，瘟疫橫沖直撞。對于西方世界的人民來說，完全是一種常态。
後來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西方世界的“明燈”，美利堅。現在還是歐洲各殖民國家的殖民地。
所以，作爲一個先進政黨的領導者，王書輝沒有辦法告訴大家什麽叫資本主義，沒辦法告訴大家怎麽避免資本主義的危害性的問題。因爲他即使說了，複興會的會員也理解不了。
王書輝深刻的知道，“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必須要親口嘗一嘗”的道理。所以，他采取的辦法就是，爲明末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成熟，提供一切必要和必須的條件。
這就是他爲什麽對枝江商盟那麽遷就的原因。
資本主義有什麽不好，資本主義對于工人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多麽可怕，王書輝需要一個反面教材來教育複興會的會員們。
封建主義有多壞，封建制度有多腐朽多堕落。有現在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當反面教材，有史書上大量的曆史材料做例子。有現實的生活經曆和經過了曆史唯物主義教育的複興會的會員們，全都能夠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但是，資産階級有多壞，資本主義制度由多野蠻多殘酷，别說這些泥腿子出身的明代草根們了，就王書輝這個現代社會的無産階級，也沒怎麽全面深刻的見識過。
所以，樹立起枝江商盟這個可以控制的靶子，就是王書輝這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進行的一場，标準的控制實驗。他就是要催熟一個資本主義集團，來做一個複興會會員的反面教材的。
王書輝肯定不會在這個時空的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都不說資本主義的邪惡性，也不提資産階級的罪惡性問題。單純的從民族感情出發，王書輝不想讓中國人，像十九世紀的西方主要國家的人民一樣，經受一遍資本主義初期原始積累階段的血淚生活。
讓中國人，像恩格斯說的那樣，幾代幾代的人民，都被作爲工業資本家的消耗性材料，沒兩三年就消耗死亡一批。王書輝可沒有這樣的鐵石心腸。他承受不了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手中。
王書輝認爲，最理想的社會制度就是21世紀中國的社會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這種社會制度的好處是，國家的核心意識形态和經濟模式，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資本主義的組織模式，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可以作爲一種活躍市場經濟，刺激國有經濟發展，警惕執政黨和作爲國家主體的人民的，補充性的、競争性的，反面教材式的勢力，存在于中國社會。
如果想要做到這一點，隻要在中國培養出一小批力量弱小的資本主義的勢力。那麽在明朝末年這個大環境中，建立一個類似于現代中國的社會制度，在理論的條件上就是成立的。
在曆史上，中國人民不就是看清了封建主義（軍閥和地主）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真面目之後，選擇了更爲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麽。
王書輝相信一點。和建國前的中國一樣，脫胎于封建地主階級的明代資本主義勢力，最後肯定會和建國前的資本主義勢力一樣，要不就變成帶有濃厚封建味道的民族資産階級（張骞等人），要不就會變成封建官僚和外國勢力的幫兇，官僚資産階級（解放前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
王書輝相信，在複興會這個革命性的組織的幫助下，中國人民最終還是會做出曆史的選擇的。
王書輝現在要做的事情，就促進枝江商盟這個資本主義的組織，進一步的發展壯大。他要帶領着全體複興會員，像實驗人員觀察小白鼠一樣，全方位的監控和觀察枝江商盟這個小白鼠的方方面面。
要不是有這樣的原因，通商處怎麽會輕易的就在情報處獲得相關的情報呢。王書輝早就給情報處下了命令，讓他們對枝江商盟進行了全面的滲透。甚至于，像李銘之家裏，都有情報處的情報員潛伏觀察着。
王書輝早就推測，枝江商盟要面臨的是兩個方面的困境。一個是枝江商盟内部的問題，一個是枝江商盟外部的問題。
枝江商盟的内部問題，主要是因爲這些新興的資本家，絕大部分，本身就脫胎于封建地主階級。他們本人可能會因爲建立了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逐漸的進化成爲資産階級。可是，他們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家族，他們的所有家人，無論是從思想上還是從生活上，全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落後模樣。
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沖突，首先會出現在他們的家庭内部，家族内部。
枝江商盟的外部問題，主要是這些新興資本家和明末社會主流，掌握着國家政權的純封建主義的勢力，和明朝末年，江南地區的帶有着濃厚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在本質上仍舊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江南商團之間的矛盾。
在曆史上，被稱爲資本主義萌芽的江南地區的經濟勢力，本身就是封建地主階級。而且還是最爲腐朽和堕落的，官僚地主階級。曆史上，雖然明末的商業空前繁榮，已經形成了晉商集團，揚州商團集團，江南商團集團和海上貿易商團集團。但是，明朝中央政府，卻不能在空前繁榮的商業上獲取任何的收益。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明政府的政權，在整體上已經被這些商團集團的代表全面的把持了。
出身于南方的官員，無論是浙黨、楚黨還是東林黨，實際上都是南方商團集團的利益代表。而出身北方的官員，則絕大部分是晉商集團的利益代表。
事實上，隻要詳細的考察一下明朝末年把持着政府權力的官員們的出身，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官員要不本身就是這些商團勢力的一份子，自己的家族和家庭也參與這些經濟活動。要不就是從進入仕途開始，就受到這些商團勢力的資助，最後走上高位的。
說起來，在明王朝的政治結構中，隻有宦官勢力，是完全忠于皇權力量的。就連錦衣衛這樣，權力完全依附于皇權的特務機構，從萬曆年間開始，也變成了官僚集團和官僚集團背後的勢力所掌控的政治工具了。
可以這樣說，明朝末年掌握國家權力的文官集團，本身具有兩種屬性，它出身于封建地主階級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主要成分是封建主義的。但是，與此同時，這些官僚的家族，也在不斷的參與商業活動，建立了大量的工坊工廠，積極的參與海外貿易和國際貿易（晉商和關外野蠻人的商業活動、江南商人和海盜、海商、紅毛人的商業活動）。所以，它本身有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
枝江商盟的外部問題，就是和這樣一個勢力龐大的明末文官集團，這個徹徹底底的利益既得集團之間的矛盾。
不過，從目前來看，枝江商盟這個新興資本家的組織，首先爆發的是它的内部問題。四家紡織企業管理層的大換血，就是枝江商盟出現内部問題的具體表現。
就在協成布莊和複興會發生沖突後的第三天，王書輝剛剛開始向複興會常委會布置相應的，詳細觀察枝江商盟，這個新興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過程的作業的時候。枝江商盟的會首司馬峰，就遞帖子，要求約見王書輝。
作爲複興會主要的人口供應者，司馬峰和王書輝的關系是比較密切的。一方面，是王書輝比較欣賞司馬峰身上，很像現代社會創業者的那種氣質。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司馬峰對于王書輝相當的畏懼，和王書輝合作起來誠意十足的緣故。
司馬峰在王書輝的辦公室裏一見到王書輝，照例要先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要向王書輝抱怨一通，人口買賣多麽多麽的不好做，各種刁難各種壓力是多麽多麽的多。司馬峰這麽做的目的，主要是向王書輝表功，希望王書輝能夠記住他爲複興會做出的貢獻。
第二件事情，是要向王書輝抱怨一下複興會的金融政策。什麽複興銀行太霸道，隻能用土地和股份才能換到資金啊。什麽複興會的通商處太死闆，隻能用複興銀行發行的銀元才能買到機械和相關的技術服務啊。什麽複興會的船廠太過分，木頭做的船賣出了金子做的船的價格啊（江北船廠已經可以全面自産，小噸位的鐵肋木殼，蒸汽和風帆混合動力明輪船）。
反正他表完了功，訴完了複興會給他的各種委屈之後，才會說起正題來。
當然，王書輝對于司馬峰的表功和訴苦，完全是不爲所動的。
倒不是王書輝沒良心，而是王書輝認爲，給枝江商盟，無障礙的提供市場價格的蒸汽機械，就是複興會在履行，“用人口換機械”的合作條件。另一方面，作爲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夠生産蒸汽機的組織，複興會把蒸汽機械和相關的金融服務條件定的高些，也完全符合經濟規律。
畢竟在現在乃至未來的上百年的時間裏，隻有複興會具有批量化生産蒸汽機械的能力。在這上百年的時間裏，掌握了時空門的王書輝，一直要面對的是一個供小于求的賣方市場。
複興會的定價高，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經濟手段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