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然，說來聽聽！”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問道，雖說已經年過六十，但他還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話給吸引了，那日本的變法維新，到底有什麽可以借鑒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會爲《日本變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還是明治借維新之名，收權于中央，重樹天皇之權，而這正是現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樣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樹權威，而他需要借此奪李合肥之權，進而成就個人之功就。
至于什麽洋務也好，變法也罷，維新也行不過隻是工具罷了。
“過去日本之制，雖與我國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國，其本源卻是近似，如日本與我國，千百年間，皆以農爲本，國家财力大都源自地租，這與我國倒是近似，明治維新前，其年入地租不過200萬元，合銀兩不過百四十萬兩而已，然其卻占其舉國财入之六成，這與我國是何等相似？”
“确實如此，我中國千百年來，皆以農爲本，地稅自然所占極重！”
作爲戶部尚書，翁同龢自然深知農稅于朝廷之要，自然對唐浩然的話産生了興趣，而實際上，這正是唐浩然所另辟的蹊徑，既然在曆史上如翁同龢之輩者，原本就無意變法維新，他們所需要的隻是借變法維新行争權奪利罷了，所需要隻是一個名義，那麽自己就給他一理由，一個去變法維新的理由。
财力，自太平天國以來，這滿清的财力一年比之一年緊張，以至不得不連年舉洋債，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麽比“開源”更吸引人，他們需要一個名義，自己需要的未嘗不是一個名義。
“相爺可知，其實施地稅改革8年後，其地稅收入增加幾何？”
望着翁同龢，看着那似老農般憨厚的面龐，唐浩然又豈不知這看似憨厚的背後隐藏着的心計，就連同李鴻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這個問題時，卻是借機在他的心裏埋下一粒種子。
“其地稅收入一躍增至四千餘萬元，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隻讓翁同龢倒吸一口涼氣，地稅收入增加二十倍，作爲戶部尚書的他如何不好奇，過去人家談西洋之強，在于商業、在于工廠，談什麽無商不富、無工不強，可那都太遠了，而現在日本的例子卻就擺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着地稅“富”了起來，若是大清國的地稅也能增加二十倍，那這大清國又豈能不強？
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急忙問道。
“子然，這是爲何？”
既然翁同龢問，唐浩然又豈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釋着日本明治維新地稅改革諸多步驟，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稅改革，如何制定地稅改革的實施，而翁同龢聽着，則是時而皺眉，時而展眉，而到了最後，其則閉目說道。
“如日人者，于百姓如此這般橫征暴斂非國朝所取之道！”
而這所以這麽說，是因爲唐浩然所提的“地稅改革”取地價3%，國家所收稅賦占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雖說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雜稅、勒索卡拿，國朝百姓其負亦不遜于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說出一番義正辭嚴的話來。
“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當之處，其後來亦曾降低地稅，雖其仍難免橫征暴斂，我國亦可以取之于長，補之于短，以子然看來，國朝耕地又豈數十倍于日本，若是效仿日人，體恤民力制定相應之地稅改革，避免地方虛耗、苛雜，其入自然倍增，屆時，國家焉能不強！”
唐浩然的話卻讓翁同龢的内心一時翻滾非常，确實，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稅改革，适當減其之稅，日人收之地價百分之三，國朝可收百分之一，再免去苛捐雜稅，不單百姓不至再負苛捐雜稅之苦，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稅改革之力，收财權于中樞，若無财權爲憑，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
這般一尋思，翁同龢倒是覺得唐浩然建議頗有可取之處，看着其的眼光也變得越發欣賞起來眼前這個唐浩然，倒不失是一位有爲的新人，确實有幾分才學，其實今天他之所以先見唐浩然，一方面故然是因爲先前的那篇文章，另一方面确是想借機考量一番，以便向皇上推薦，現在看來，這唐浩然确實可用，不過細細想來，翁同龢仍然能從這個地稅改革中體味到其間的風險，朝野阻之大遠非他所能擋……
猶豫不決間，過了一會兒，翁同龢慢慢點着頭，看着唐浩然說道：
“這日人地稅改革确實有可取之處，然我國朝有聖祖皇帝所留“永不加賦”之祖訓，若是行以地稅改革，其違背祖訓不說，其間朝野阻力，恐非易事，這阻力又當如何消除？”
說罷，翁同龢便盯着唐浩然，全是一副請教的模樣。
“但凡改革，焉無阻力，以至有史以來，但凡改革者，往半途而廢，其因皆爲主持者或不能抗其阻力，或半途罷官政息……”
唐浩然一邊說，一邊端茶潤了下喉嚨，同時借機看了一下翁同龢的神色，果然正如他意料中的那樣，在自己提及“罷官政息”時翁同龢的臉色微變，熟讀史書的他又焉不知商鞅變法的商鞅之遇？以及王安石變法的罷職之鑒，而這正是唐浩然所需要的。
“不過，以子然看來，古之變法之所以半途而廢，除此内外阻力所至，還有一個原因，皆是因其朝野雖知改革之要，卻不知改革之利，所以，欲行以變法，必首先令國人先見變法維新之功，睹變法維新之利，如此方才能變法維新爲世人所接受。”
“這，如若不行以變法維新，又當如何讓人先見變法維新之功，睹變法維新之利？”
唐浩然的話，反倒讓翁同龢迷惑起來，凡事總有個先後，若是無雞又焉能有蛋，沒有變法維新，又豈有變法維新之功？
“相爺，若是能以一地而爲舉國之先呢？”
在說出這句話時，唐浩然卻是一陣暗自得意，百年後改革開放時，中國所面臨的保守壓力與晚清相比，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若非如此，中央又豈會弄出“特區”，最終以特區之效果，影響全國，從而才有了十餘年後的全面改革開放。
而現在，他不過隻是把百年後的一個“成功案例”擺到了翁同龢的面前，他心知翁同龢等人的保守，同樣也知道，什麽是他們難以拒絕的。
“以一地而爲舉國之先！”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在他說出這句話後，先是一陣思索，而後又反問道。
“莫非子然所說是如台灣的劉銘傳一般“以一島基國之富強”，以一地先推行以新政？”
在唐浩然以“一地而爲舉國之先”的時候，翁同龢自然先想到了台灣了，畢竟台灣建省時，劉銘傳亦有同樣的言語。
“嗯！确實有幾分近似！”
見翁同龢主動提及台灣，唐浩然的心裏不禁暗自一喜，既然他先提了台灣，總好過自己先前，台灣，不正是自己所求的嗎？
“确實有幾分相似，以台灣一隅之設施爲全國之範，确實與子然所想有幾分近似，誠如相爺所言，相比他省，于台灣實施新政，确有天然之好處，首先台灣遠離大陸，孤懸于海外，且人口不過三百餘萬，于此推行維新新政，其阻力較小不說，且因其遠離大陸，即便是新政推行期間，有所不妥，朝廷如相爺一般真見卓識者，亦可及時挽回，以免傷及大局……”
此時，唐浩然全是一副，提出于“台灣推行新政”者皆是翁同龢所言的模樣，一副凝眉思索的爲翁同龢的“新政”出謀劃策狀，在那裏分析着與台灣實施新政的益處，便是精明如翁同龢，這會也不由自主的上了唐浩然的道，認同了于台灣推行新政的益處，他甚至隐約看到台灣新政功成之時，舉國上下對他的稱贊，進而一舉掌握舉國推行新政之權，到時候什麽李合肥之流，豈不……
在唐浩然有意無意的引導之中，已經完全入其蠱中而不自知翁同龢的心裏卻又是一是浮現出一陣波滔，這若是于台灣試行新政，那麽由誰去主持新政呢？難道還讓他劉銘傳去主持？想到劉銘傳是李鴻章的人，他又豈能心甘，随後他的腦海中卻又浮現出曾經的學生故舊，一一掂量之後，卻又發現他們身上的不足之處，他們或許能做文章，能做詩詞，但若是論辦洋務、行新政，他們又豈是李鴻章之流的對手？辦洋務也好、行新政也罷，歸根到底，還是要辦得比李合肥強，若不是然，豈不是徒惹人笑？心裏這麽思索着，最終他卻又把視線落在唐浩然的身上。
“向朝廷推薦有爲的人才，是我的責任、是我分内的事，何況子然之才，世人皆知，若老夫知而不薦，豈能爲人臣？子然，你且回去，把你說的這個新政如何試行法！嗯，就是如何于台灣試行一事，寫成一篇文章，他日得機，我定會進獻于皇上，并向皇上推薦子然……”（天上掉餡餅的好活動，炫酷手機等你拿！關注起~點/中文網公衆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衆号-輸入qdread即可），馬上參加！人人有獎，現在立刻關注qdread微信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