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左宗棠來說，做這樣的評價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他對李鴻章知道的不少，卻不能算很熟，私交更是泛泛。若不是有降将這麽一個左宗棠一輩子都擺脫不了的原因，他和李鴻章之間的交集就更少。如果用别的例子，左宗棠還真的一時找不到。
李鴻章雖然心裏面不高興，卻也沒辦法發作。他隻能問道：“左兄，卻不知道這個站的穩應該如何**？”
左宗棠見李鴻章并沒有惱羞成怒，他答道：“民朝遠勝前清，就是因爲民朝講的是科學。科學這事情若是用在行政上，我覺得就是三個字，夠專業。我若是不能以專業的角度分析廣東當時黑社會問題，怎麽可能有之後的提拔。後來治理廣東，我可是以極大的努力推動廣東行政的專業化水平。有些做法成效好，也被推廣。有些做法成效不好，我卻也不諱疾忌醫，就把這些作爲不成功的例子做分析，找出合理的部分，找出影響成效的部分。若非如此，以陛下的聰明睿智深謀遠慮，我怎麽可能當上廣東省省長呢？”
聽到這裏，李鴻章神色中的不快已經消散殆盡，他開始認真思考起來。左宗棠的飛黃騰達的确看着跟神話一樣，此時由左宗棠嘴裏講出來，卻又順理成章起來。單單是把廣東治理的好，那能幹的人多的很。廣東本來就是富裕之地，隻要不搞出亂子來，穩穩當當的做省長并非難事。不過左宗棠的功績并非是穩穩當當做了太平省長，而是把治理廣東變成了“清清楚楚”的事情。這說起來容易，實際做起來就是見真章的時候。
在民朝也當了這麽多年的官，李鴻章最大的體會就是，滿清覆滅的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麽完蛋的。因爲在滿清當官，他們不管道理，隻要結果。所以當官的人要麽得真糊塗，至少也得揣着明白裝糊塗。在滿清說大實話，輕則貶斥罷官，重則殺頭滅門。
若是有滿清的官員如同左宗棠那般拉一些官員搞研究，最後清楚的告訴中央，國家的政策和方向就是導緻黑社會橫行的根本原因。這種付出換得誅九族的結局都不稀奇。把這點想透了，李鴻章也不再隐瞞，就把自己這幾年幹的工作，特别是湖南省省委書記的邀請一并向左宗棠講了。
左宗棠聽的時候臉上就露出了些嘲諷的意思，聽完了湖南省委書記的邀請，他幹脆冷笑一聲，然後用嘲諷的語氣說道：“我說李局長，你都已經名聲在外，你怎麽會覺得陛下不重用你呢？”
想起韋澤的“重用”，李鴻章也不知道該是發笑或者是苦笑。作爲“對封建制度有深厚認知”的前朝降将而被用來分析高麗問題，在李鴻章看來這差不多算是侮辱了。
仿佛是看透了李鴻章的心思，左宗棠冷笑道：“李局長，你不要自輕自賤。若是被人安排你這樣的差事，大概侮辱的意思是有些的。陛下有句話說的陰損了點，不過很有道理。這世上沒有無用之人，就是一條毒蛇，也能用來看守财寶。那毒蛇在财寶堆裏一藏，見到财寶之人正是利益熏心之時，哪裏還會小心謹慎。于是毒蛇有飯吃，财寶也安全了。陛下所取的不是毒蛇是不是讨人喜歡，而是毒蛇在這方面夠專業。若是派隻猛虎守财寶，前去取财寶之人爲了活命，爲了過關哪裏還會先管财寶，定然是先把攔路虎擊殺再說。那樣的話，财寶未必能守住，還要再搭進去一頭猛虎。别人會不會這麽幹我不得而知，至少陛下不會做出這等選擇。在當今得天下，能大行其道之人乃是專業人士。你隻要夠專業，絕不會無人重用。陛下給你發揮的機會，隻怕你還心生怨怼吧。”
以李鴻章的聰明，隻要把核心要點說清楚，他當時就透了。其實李鴻章對自己成績很驕傲，以鐵路與電報爲手段，通過期貨這個能“先給錢”的行業爲工具，中國對高麗的控制真可以用“潤物細無聲”來形容。不知不覺之間，高麗的底細已經被摸個通透，哪怕是有人公開吆喝着要防備中國，卻也根本沒用。
若是用毒蛇與猛虎這個例子作比方，中國要是開進去幾十萬大軍，用強硬手段壓制高麗，别說賺不到錢，還要在高麗人的反擊之下有不小的損失。日本人倒是有這個打算，他們想方設法的去控制高麗明面上的東西，以建立起日本在高麗的“影響力”。結果隻是讓高麗人爲經濟困境找到了一個宣洩口，一次發自高麗内部的政變，就把高麗國内的日本勢力掃蕩一空。
李鴻章并非對日本在高麗的擴張沒有戒心，隻是事情的發展到了如此順利的地步，中國的鐵路與電報系統隻要很正常的出一下力，鐵路運人，電報聯絡，重奪政權的大院君就輕松掌握了高麗政權。大院君對日本深有戒心，不用中國吩咐，就動手鏟除日本在高麗的勢力。
人民以爲高麗不向日本賣糧，自己就能吃飽，上層也找到了借口侵吞日本在高麗的資産。而給高麗錢掙的中國在高麗的影響力大大提高，聲望更是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若是中國苦心積慮的謀劃，隻怕會弄巧成拙，達不成這樣的效果。
原本李鴻章作爲執行的一方，隻感受到自己的辛苦。現在跳脫了這個範疇回來一看，當韋澤在高麗布局開始，隻要執行者别犯傻，這種結果就幾乎是必然的。
李鴻章忍不住有點後怕，他若是真的敢搞個“怨怼”，那不撸他還能撸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