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起身，首相一面把一本德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合上。因爲中國的緣故，馬叔的研究在歐洲上層幾乎成了一門顯學。之所以用“幾乎”來形容，是因爲馬叔的名著《**宣言》直白的宣告着剝削制度的末日。
而中國皇帝韋澤的一些文章也逐漸流傳到了歐洲，這些文章以一個統治者的立場講述着封建制度的末日。對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皇帝韋澤也有着很多相當精辟的闡述。這些闡述無疑是中肯以及不客氣的。
有了理論以及基于這種理論的成功實踐，馬叔在歐洲上層的影響力日漸增加。甚至在德國國内也有極少人提出取消德國對馬叔本人的驅逐，讓馬叔能夠回德國教書。畢竟馬叔是德國人，讓他拿着中國的資助，在英國過着富裕的生活着算什麽呢？
首相對這種附庸風雅的提議是嗤之以鼻的，他雖然從理念上反對**，本質上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唯物主義者。就如他嚴打**，卻又從《資本論》中尋找治國的更佳途徑。對首相來說，一切的價值就是是否能在當下起到作用。面對豬一樣蠢笨無知的德國容克和膽小如鼠的資産階級，首相隻能用這幫人能聽懂的語言高喊出“鐵和血”。對于那些隻知道用理論描繪出一個未來天堂的**者，首相也不可能有絲毫好感與認同。
在李新在侍從引領下走進辦公室的時候，首相已經站在辦公室中央。這是對中國外長的禮數，首相認同以自己的力量擺脫英國的欺壓，而且一躍成爲世界強國的中國。或許中國的皇帝是一位理論家，比理論家更重要的是，中國皇帝爲代表的中國統治階級更是實幹家。
已經開發發福，肚子高高鼓起的首相在外表上已經開始呈現老态。但是李新并不會因爲這種外表而有絲毫小看第二帝國的締造者以及現任首相。這個人對德國的貢獻堪比韋澤對中國的貢獻，德意志從一盤散沙，遭受歐洲列強欺壓，到現在成爲一個54萬平方公裏的歐洲強國，并且具有在歐洲大陸上天然優勢的歐洲強國，俾斯麥首相居功至偉。
雙方談的第一個内容還是老一套，德國希望能夠從中國購買到最先進的軍艦。李新隻能用比較敷衍的方式對此作出了應對。此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是中國人民海軍和大英帝國皇家海軍，這兩個國家無一例外的都選擇了對海軍技術的保密。雖然不能把話說死，但是兩托了蘇伊士運河通航能力的福，中國和英國之間暫時沒有爆發全面海軍大戰的可能，中國也沒必要在當下給英國制造太多的麻煩。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海軍技術不僅僅能用在海軍上，管退式火炮已經是中國陸軍的标準配備。讓歐洲擁有反抗英國的能力，至少在當下對中國并非是最有利的選擇。
這件事談完之後，就輪到奧斯曼問題。首相明确表達了德國的立場，“我們反對英國的方案。”
李新對此并不意外，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天然優勢在于，他既是北歐國家，又是西歐國家，同時還是一個中歐國家。這個位于歐洲心髒部位的國家是個四戰之地，而德國擁有的工業實力以及強大的軍隊，讓德國還能戰四方。針對德國的局面，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年輕人員提出了一個名爲“歐洲的德國困境”的觀點。
這個困境是德國擁有的地緣優勢以及工業和制度優勢，加上俾斯麥首相本人的唯物主義做事方法導緻的德國人的“秦國化”。備受韋澤認同的荀子曆史上曾經到過秦國，在對秦國現行制度和社會水平進行了一番發自内心的稱贊後，又認爲秦國缺乏人本主義的政治理念，所以長遠看來非常危險。
而德國的趨勢也大有這個味道，**以及基于**的良好組織模式，對效率的追求，以及對科學發展的奇妙契合。讓“德國人豐富了制度卻沒能豐富心靈，德國人能克服錯誤卻無法避開歧路”。從韋昌榮兒子這段有點詩意的總結描述裏，李新敏銳的嗅到了一絲韋澤的味道。
“那麽閣下認爲什麽方式才是更合理的方式？”李新問道。
“不能由英國主導，也不能由俄國主導。隻有避免了這兩個國家的主導，才能讓巴爾幹地區得到穩定與和平。”俾斯麥首相提出了他的看法。
李新肚子裏面腹诽了一句，“合着還是得由德國主導。”
但是李新沒有把這話說出來，他問了一個問題，“德國作爲三皇同盟的成員國之一，排除俄國的主導，又會對三皇同盟産生什麽樣的影響呢？就我所知，法國與俄國在經濟上有諸多合作，而德國與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德國有着極大優勢。且不說俄國認爲自己天然就應該領導巴爾幹的斯拉夫兄弟。咱們從經濟上來談，德國無法如同法國那樣提供俄國需要的支持，那麽德國在政治上如果無法滿足俄國的需要，三皇同盟又該怎麽走下去？”
首相暫時沉默了，李新的問題很尖銳，而且還正中核心。三皇同盟的目的是要打擊法國，英法之間矛盾重重，當英國實質占領了埃及之後，矛盾更加激化。所以英法同盟的可能性變得很低很低。奧斯曼帝國傾向了英國，意大利就是一打醬油的，而且十五年前的時候，拿三帝國還在羅馬駐軍呢。所以指望意大利和法國全面合作是不可能的空想。
德國隻要維持三皇同盟，就斷絕了法國找到盟友的可能。以德國的實力，與法國單挑的結果就是再來一次普法戰争。
這個目的是對付法國的同盟一旦被俄國和奧匈帝國用來滿足他們自己在其他方面戰略目标的時候，奧匈帝國率先就和俄國對掐起來。德國領土的一部分在中歐，奧匈帝國是個完完全全的中歐國家。身爲中歐國家的奧匈帝國不可能接受俄國成爲中歐的霸主。俾斯麥首相面對的就是這麽一個複雜的局面。
李新也沒指望俾斯麥首相能夠真正回答這個問題，這已經牽扯到了一個國家的核心戰略判斷以及核心戰略操作的問題。不過李新這麽想未免就陷入了以己度人的誤區。其實俾斯麥首相很想能夠充滿自信的回答這個問題，因爲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德國，就在戰略上真正解決了困擾德國的最大困境。
可惜，首相直到這次會面結束都沒有去觸及與這個話題有關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