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慰亭稍顯有點走神，聽到“出身不好”四個字，他總是會受到點觸動。袁家的出身就不好，還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非常不好。袁慰亭的叔祖袁甲三是進士出身，與太平軍打過仗，與光複軍打過仗，與撚軍更是打得很激烈。民朝建立之後袁家自然屬于“政治賤民”行列，那是斷然沒有出頭機會的。
袁家土地被分，隻能老老實實的在留給他們家的地上耕種。袁慰亭進入幹校進修的時候才知道有“政治賤民”的規定，親眼看了規定條款，袁慰亭才明白他家的轉機來的多麽幸運。就在中國攻入阿拉斯加的時候，有幹部到袁家訪問，詢問袁家是否願意爲國效力。
對于阿拉斯加的艱苦，幹部一點都沒有隐瞞。袁家隻有他叔父帶着袁慰亭一起北上。袁慰亭還記得兩人北上的時候船上的幹部反複講的那些冬季要領。例如冬天不能不戴手套去摸鐵器。袁慰亭到了阿拉斯加的時候還小，小孩子火力旺，他用手抓了一下鐵棍，手就被凍在鐵棍上。他叔父邊罵邊用溫水澆鐵棍，才好不容易讓袁世凱脫離鐵棍的時候隻掉了一層皮。
在阿拉斯加那樣的艱苦環境中是沒什麽好人壞人之分的，不跟着軍隊，不好好幹活，冰天雪地裏頭就是死路一條。同樣，在那樣的環境中砺練出來的人也并不一般。袁慰亭十五歲開始在阿拉斯加省當兵，在那種半年無法出去行動的環境裏面，他和其他有志向的年輕人一起努力讀書學習。十八歲以優異的高中學曆考試成績和優異的服役記錄退役之後，他終于得以回到亞洲工作。此時他叔父因病去世，屍骨就埋在阿拉斯加的陵園裏面。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他叔父因爲腎衰竭，在醫院住了半個月多才去世。絕不是因爲生病遭到了抛棄而死。
回到亞洲，袁世凱有時候因爲太累睡不着，就會在屋外看着夜晚的天空。可他回想起來的還是北美的風光。那極光飄渺的夜空，白天那碧藍的天空，那仿佛鏡子一樣的湖泊倒影着天空與森林，遠遠看去完全分不出哪裏是天，哪裏是湖。而背着武器的部隊從湖邊經過，野鴨，水鳥，甚至還有雪白的天鵝都會從湖邊被驚起。
童年時家鄉的景色在他記憶中已經非常淡薄了。少年時代跟着部隊從阿拉斯加走到了馬更些河，沿河南下走到了大奴湖，和當地英國據點進行殘酷的戰鬥。袁慰亭也覺得那些回憶居然也開始變得模糊了。他能清晰記得的，是他和幾個血氣方剛的戰友聽說天鵝肉好吃，試圖偷偷去打幾隻吃。可是看着那優雅美麗的天鵝從容不迫帶着它們灰色笨拙如同毛球一樣的寶寶在湖裏遊泳，一群人怎麽都扣不下扳機。于是大家就躺在湖邊松軟的草叢上，看着天鵝一家，拉着家常，吃着水果罐頭。他有的時候真的懷疑自己有沒有在那美的猶如仙境，又殘酷堪比地獄的北美打過仗。
聽到王士珍提及“出身不好”，袁慰亭想起的是自己看到政治賤民條例時的震驚。看到了政治賤民規定之後，袁慰亭才明白過來，一定是有人給了袁家機會。不然的話，袁家就世世代代在河南當農民吧。雖然不知道是誰下的命令，袁慰亭依舊心存感激。
所以袁慰亭心中一軟，忍不住想提出是否給這些人一點機會。但是轉瞬之間袁慰亭就放棄了這種想法。戰争中中國軍隊曾經給過當地的俄國人與英國人機會，可這種寬容換來的往往是欺騙與背叛。想到這裏，袁慰亭又收回了心思。他這才注意到，在他稍微有些走神的時候，王士珍正在用銳利的目光看着自己。
袁慰亭說道：“王科長，既然上頭已經同意了咱們的想法，接下來可就得由咱們把戲唱好喽。”
王士珍還是用他習慣的從容不迫語氣說道：“陛下其實早就有準備。袁書記，你難道就沒發現陛下一直不讓咱們摻乎到糧食買賣裏面去麽？”
袁慰亭微微一笑，“這個我早就注意到了。陛下燭照萬裏，當下高麗王庭對我們中華隻是心生忌憚，而高麗民間對我們則是羨慕憧憬。對買走高麗糧食的日本可是恨的很呢。”
王士珍點點頭，“沒錯。我們開辦的《平壤商報》可是一直很有策略的講述着高麗各種商業動向。我前幾日前去問過《平壤商報》的主編，商報主編說是外交部指示他們這麽做的。既然高麗人現在過的很慘，那咱們就得想辦法盡可能把中國洗幹淨才好。”
買走高麗糧食的是日本人，導緻高麗人餓肚子也是日本人，這是中國方面希望能夠達成的效果。從事實上雖然的确如此，可若是宣傳不利，敵人有充分的機會颠倒黑白，反咬一口。高麗百姓的生活如此糟糕，他們急需找到的是一個“罪魁禍首”，至于這個罪魁禍首是不是真正的元兇大惡，這可真不一定。以民朝這種說實話，講真道理的國家，二十年的宣傳教育下來，人民對事情的看法還經常荒誕不經。在封建制度下的高麗百姓們知道自己在受苦受難，可指望他們能夠理解苦難的原因，這要求實在是太高太高。
袁慰亭與王士珍都能認識到中央其實在高麗已經有布局，不過中央的精力根本沒放在高麗上。他們兩人都認識到，隻要能夠在中央之前的布局上更推動一步，不僅高麗局面會煥然一新，他們兩人的前程同樣會天翻地覆。
鐵路工人武裝建立速度非常快，在經濟蕭條的當下，高麗鐵路與電報公司幾年來從不拖欠工資的行爲讓這家公司積攢起了相當的聲望。招收一些高麗鐵路員工的家屬非常容易，新員工知道到公司來的工作類似看家護院的家丁，他們反倒是高興起來。看家護院的家丁們收入可是不低。
到了三月，鐵路公安就擴充到了三千人左右。他們被分配到了各個車站負責看守貨場、貨倉，還要随車進行守護。一兩個月時間裏面就抓獲了七八百名的盜匪。這些人并沒有被送官，而是由鐵路公安移交鐵路檢察院，鐵路檢察院起訴，鐵路法院審判。審判結果基本都是送去鐵路歸屬的礦山勞動改造。
黃海道有鐵礦山，想在高麗搞資本輸出，最好的投資當然就是鋼鐵行業。中國兩千多萬噸的鋼鐵産量根滿足不了中國日益增長的需求，哪裏有那麽多鋼材幫高麗搞國家建設呢。在袁慰亭與王士珍拼命工作的時候，李鴻章也沒閑着，他與高麗宦官和儒林的機構——内侍府和奎章閣之間大肆聯絡交遊。密切關注這兩個機構對鐵路與電報公司行動的反應。
内侍府倒是沒什麽反應，儒林的奎章閣對此反應不小。李鴻章開會的時候，講述了他接觸的那些儒林人士的态度。等李鴻章說完之後，袁慰亭皺着眉頭問道：“李局長，你是說這些人在意的不是我們開始在高麗行使司法權，而是認爲我們這些行動不夠狠辣，不符合儒家的理念？”
袁慰亭好歹還有點家傳，王士珍則根本不懂儒家那套到底是怎麽一碼事。所以王士珍的問題更直白，“李局長，高麗那邊真的不在乎我們這麽幹麽？”
李鴻章解釋道：“在乎當然是在乎的，不過這儒生考慮問題的方式和我們大大不同。我一句話，韋澤陛下的命令在高麗一樣有用，他們就不敢從權力上和我争辯。你們這幾個月來反複去找高麗各個衙門，要求他們解決盜匪問題。他們也自治自己根本沒有着手解決，理虧的心思也是有的。”
這個回答倒是夠清楚，隻是清楚的是事實，王士珍還是沒辦法想象高麗人到底有什麽意見。李鴻章沒有玩封建時代那種讓下屬猜的把戲，他給袁慰亭與王士珍上了一節有關封建制度的小課。
民朝的法律體系決定了司法體系本身不受行政幹涉，就算是韋澤本人也在法律之下。韋澤是依法獲得了絕對權力，理論上隻要人大能夠通過收回韋澤權力的決議，那韋澤什麽都不是了。但是在高麗根本不存在這種理念，高麗王廷淩駕于高麗的一切之上。
中國畢竟大一統這麽久，而且中國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祖龍秦始皇建立的制度中法律地位極爲重要。“法”是秦朝最重要的制度支柱。而之後儒家起到的就是反革命的作用，他們爲了讓儒家得到尊崇的地位，就把“理”置于法之前。法律要講邏輯，講現實，這都不是儒家的長項。口沫橫飛的瞎bb，這是那幫儒生們很容易辦到的事情。
所以基于唯物曆史觀的民朝警察與司法系統再好，高麗上層也不可能接受。高麗王庭不能接受的原因是鐵路與電報公司建立的制度不受高麗王庭控制。儒生們不能接受，則是這個制度的可控性太強。路數太明确，沒有給他們留下瞎bb的空間。
講到這裏的時候，袁慰亭與王士珍還能明白。李鴻章倒也有點欣慰，這兩個年輕人畢竟不俗，領悟能力沒有問題。于是李鴻章就繼續深入的講了下去。
即便是退而求其次，警察與司法系統爲高麗王庭所用。高麗王庭還是不能接受一個依照高麗法律自行其是的警察與司法系統。隻要執法系統的存在以及行動基礎不是法律，那執法系統與高麗現有的體制就别無二緻。
對儒生們而言，一旦司法機構的基礎不是法律，他們就轉而攻擊這個體系的效率了。曆史上這種新建制度的事情層出不窮，出現這種變革的原點自然是現行制度解決不了當時的問題，發生這種變革的推動力則是某一部分權力者爲了擴大自己權力而展開的人事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鬥争。至于這種變革的結果麽，在社會制度沒能出現根本性改變的時候，絕大多數變革都是一場導緻巨大浪費的政治dou争。
成功的變革無一例外的是把舊統治者給打倒，失敗的變革都是舊統治者反攻倒算，把試圖變革集團幹掉。最糟糕的局面則是變革集團與舊統治集團相持不下，最後讓另外的勢力憑空摘了果子。
講完了這些，李鴻章也有點精疲力竭的感覺。哪怕是理順政治dou争史中的一小部分，也需要消耗相當的體力與精力。
看着袁慰亭與王士珍，李鴻章問道：“你們可否明白這些？”
袁慰亭眼睛發亮，他認真的答道：“革命是生産力變革帶來的結果。”
王士珍答道：“這山望着那山高，一定會導緻悲劇。”
李鴻章隻覺得無話可說，這兩人的結論倒也都是建立在李鴻章闡述的内容之上。但是這兩個人所說的與高麗的現狀相距甚遠。現在可以确定的是，這兩名年輕人根本不在乎高麗王庭與高麗儒林怎麽想。
不過李鴻章畢竟是李鴻章，他并不認爲這兩人如此考慮有啥問題。高麗的局面越來越糟，高麗鐵路與電報公司的财物賬目走的是中國在高麗開設的平壤銀行與漢城銀行。即便高麗王庭拖欠工資，他們也沒辦法從中國手裏摟錢。
可武衛營和壯禦營這兩支高麗舊式軍隊已經17個月沒有開饷了。四月又是青黃不接的季節，糧價暴漲，高麗向日本的糧食出口再次進入高峰期。如果此時發生兵變，無論是高麗王庭還是儒林，在造反的軍隊面前什麽都不算。在那個時候，袁慰亭與王士珍精心準備的那支高麗人爲主的武裝力量就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李鴻章願意等着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