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獲取科研經費比做科研還要難的年代裏，每名學者都知道講一個好故事的重要性。
當然，大多數學者是沒有機會講故事的，公衆隻對數一數二的科研成果的故事有興趣，做不到行業頂尖的學者，講故事的能力再好，也是白費。
而要做到行業頂尖，又要會講故事，這樣的要求就比較高了。
就生物圈子來說，所謂世界一流的學者，或許就是幾百上千人，而所謂世界頂尖的學者，能夠做出世界級貢獻的學者，恐怕就隻有幾十人了，這些人，還包括曾經做出了貢獻，現在漸漸遠離科研一線的學者們。
如此少的數量，導緻會做科研的學者，不一定會講故事，而會講故事的學者不一定會做科研。
曾經的PCR的作者穆裏斯算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學者，他是典型的反傳統精英，大學期間自制精神麻醉劑，甚至開發新型的藥物供自己吸食，博士畢業以後又多次跳槽，最終進入了私營部門，完成PCR以後，就整天沖浪，等着各種獎項落在自己的腦袋上。
穆裏斯講故事的天賦與生俱來，他發表的第一篇《自然》論文是關于宇宙學的，據其所言，就是純粹的幻想和瞎編，騙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博士文憑。
是否幻想和瞎編，後人難以評說，但在普通人眼裏，這樣的學者可是太接地氣了。
之後，穆裏斯又将自己關于PCR的靈感，用女友、快車和盤山公路進行包裝。
在80年代，西斯特公司到處宣傳PCR的時期，穆裏斯每次演講都會說這些東西。
公衆愛死了這種故事。
穆裏斯也因此過的很不錯，做到了普通人眼中的功成名就，當他想要錢的時候，他就會去一些組織做演講，無論是學校學院還是華爾街，對于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需求總是源源不絕的，一些有錢的私立中學偶爾也會希望邀請諾貝爾獎獲得者，更不要說美國以外的各種組織了，穆裏斯做一次演講的價格一度高達10萬美元，還要邀請方負責高等級的來往住宿。
但在生物圈子裏，最會講故事的也就是穆裏斯了。
相比之下，做出了DNA雙螺旋結構的兩位，要不是因爲雙螺旋這個詞還有點意思，根本讓人想不起來。
至于蛋白質和細胞就沒有關心了。
反而是牛痘和擠奶工的故事，在世界範圍内傳播的很是廣泛。
楊銳有意識的學習成功者方法，包括PCR的靈感獲得的方式，也被他拿了大半過來——神秘的雲@南，山路十八彎的中國公路以及PCR，是楊銳爲自己做的包裝。
如今看來，這種包裝和講故事的手法，也是異常的成功。
當然，穆裏斯也因此而默默無聞了，雖然他很會講故事，雖然他仍然是一個放浪不羁的浪蕩子，雖然他還在給自己做精神麻醉劑，雖然他還是截然不同于科研猿的沖浪男孩，但是，沒有做出世界級的成果，就沒有人關心他的故事。
而在未來的日子裏，穆裏斯依舊可以沖浪，依舊可以做放浪不羁的浪蕩子，依舊可以做精神麻醉劑，隻是，他的生活不會再那般的潇灑，估計要在私營部門工作更久，做更久的科研工作以滿足自己的物質和精神消費。除非有一天，他再能做出世界級的成果，再講一個漂亮的故事。
在托拜爾斯眼裏，楊銳就是少有的既善于講故事，又善于做科研的稀罕天才。
在電話裏，托拜爾斯詳細的描述了自己的所見所想，一力推薦，終于讓搖擺不定的達爾貝科下定了決定。
而他的決定，卻是完全的出乎托拜爾斯的預料下。
“我會盡快到中國來一趟的。”達爾貝科說：“面對面的與楊銳談一談。”
托拜爾斯愣了好半天神，問：“您要到中國來嗎？在國會的遊說怎麽辦？還有國立衛生研究院……”
“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介入不可避免的，這樣也好，他們有豐富的儲備和資源。”達爾貝科停了一下，道：“我想看看，楊銳和他的實驗室，是否算得上豐富的儲備和資源。”
托拜爾斯一下子就聽懂了，傻道：“你想與中國的學者合作？”
“人體基因組計劃太龐大了，這本來就是一個國際合作項目，英國應該會願意參與進來，我正在說服日本，因此，無論如何，我都是要到亞洲來的，順便看一下中國的生物學研究水平。”達爾貝科的思維很清晰。
托拜爾斯苦笑：“楊銳的研究水平是世界級的，中國的普遍研究水平，距離國際水平還有距離。而且，中國方面恐怕拿不出足夠的經費做人體基因組計劃。”
人體基因組計劃是自然科學界的三大計劃，但是，與之前的曼哈頓計劃，以及阿波羅登月計劃不同，人體基因組計劃是一項徹底的世界性合作項目，前後有美英法德，以及後來的歐共體，以及丹麥、俄羅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還有最後的中國都有參與。
然而，如此龐大的基因組計劃，在構造上，其實遵循的是非常簡單的合作模式——誰給錢誰分配，結果公益性。
這種模式與聯合國的模式很像，其核心就是參與國要按比例分配經費開支。
換言之，掏不出錢來的國家，就沒有資格參與了。
在這個30億美元的大計劃裏，基礎的1%的資金量都是3000萬美元，别說85年的中國了，95年的中國在讨論是否加入的時候，都爲錢煩惱了很久。
畢竟，這是一項基礎性科學項目，能夠得到的直接好處是很小的，隻有資金充沛的發達國家才有資源加入。當然，出了錢也要出人，但比起後者，錢還是難得一點，因爲想加入這項計劃的生物學家太多了，可以說，基本沒有生物學家會拒絕這項工作。而且，就像是大多數計劃一樣，美歐已經能夠提供大量的精英學者了，其他國家是提供科研猿還是科研汪，他們并不是特别在意。
達爾貝科也是因此而一直邀請楊銳去美國，而從未提出過與中方的合作。
當然，此時尚未經過美國國會的批準，也是八字剛落了點墨迹，談不到合作。
但在冷靜的思考以後，達爾貝科的思路顯然發生了變化，道：“我認爲，沒有任何一個學者是孤立的，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以目前的學術發展水平來說，楊銳能夠成功，至少意味着他的身邊已經聚攏起了準世界級的團隊，當然，我要親自看看才能決定。”
“好的，我會在中國做一些準備。”托拜爾斯不知道怎麽說。
達爾貝科卻很明确的道：“你要了解楊銳的團隊，更多的了解中國的頂尖團隊。”
(本章完)